村莊的咒語散文
六弟出生的那年秋天，我的記憶里竟然是一片模糊，要不是他出生三天后父親的病逝，我一定還在北漫溪的姥嬣家里，享受那個秋天的花生和酸棗子的山野童年。可是，命運的轉換，就在那個冰涼的季節里一瞬間完成了。
六弟出生，父親去世，也把一個家庭的苦日子推向了無望的懸崖。對于父親的葬禮我是有過記憶的，而關于六弟的出生以及他其后的成長，我竟然也是混沌一片。要不是在三十多年后六弟的葬禮上，聽了姐姐的一番哭訴，我是不知道六弟在那些艱難的日子里，怎么活過來的。在六弟墳前的草地上，失聲慟哭的姐姐泣不成聲，她唱詞般的哭訴里，說六弟生下來就是一個苦命的孩子，是姐姐用一把鐵勺子，伸到做飯的鍋底下用東拼西湊的一把小米、玉米和地瓜干子磨成的粉熬成的糊糊，幫他度過了生命里最初的那些歲月。當然，那把鐵勺子里也偶爾煎過一個雞蛋和面糊糊，隨著六弟飯量的增大，那把鐵勺子已經喂不飽他了。姐姐的哭訴還沒有結束，在眾人的攙扶下，姐姐在幾近昏厥的悲痛中完成了對六弟一生的追訴。在北山空曠的墓園里，六弟一個人，孤寂而又決絕地完成了自己苦難和桀驁不馴的短暫一生。
等到我有了記憶的時候，六弟已經自己會走路了。那年夏天，家里給六弟新買了一件針織條紋短袖衫，我背著他去往莊子里的一片陰涼里，本來是要幫著他顯擺一下新買的衣服，誰知我剛從后背上把六弟放下，眼尖的思道大娘就開口說了，這小孩是個毒蟲呢，一下生就把他爹給毒死了。我知道思道大娘說的“毒”，就是命硬的意思，大意是說六弟的命太硬了吧。六弟剛剛學會走路，他哪里聽得懂這些話。正在衲鞋底子的疙棱眼的大嬸子也接上了話說，這孩兒就是毒呢，比剛冒紅的太陽還毒，不知長大了，還要毒死誰?我聽了這些話，直感到頭頂冰涼，一直涼到了腳后跟。疙棱眼的大嬸子口無遮攔，根本沒有把我和六弟放在眼睛里，她只顧自己說得痛快，哪里知道我呆呆地扶著六弟站在那里，不知道是趕快逃離，還是繼續在那里聽她們的議論。我想我肯定沒有立即背著六弟離開那片陰涼，要不然，我不會把思道大娘和疙棱眼大嬸子的這些錐心般的話記憶了這么多年。
我一直沒有把思道大娘和疙棱眼大嬸子的這些話講給任何人聽，我一直藏在心里，多年來我以為自己已經早就將這些話忘記了。六弟活著的時候，我一直想找個機會把這個話講給他聽的，卻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一直到六弟去世的時候，我才又一次想起了這些話，可是我已經沒有機會了。
難以想象的，六弟的童年，是在一種怎樣的鄉村咒語和氣氛中度過的。到了上學的年紀，六弟背著的是我和三哥背過的書包，他身上的衣服，幾乎集合了大哥二哥、姐姐、三哥和我的舊衣服的全部“精華”。母親用我們穿破的衣服，縫補粘連成一件更小的、適合于六弟穿的衣服，似乎這是天經地義的。記得姐姐穿過一件黑色條絨上衣，分別在三哥和我身上穿過了，后來被改制成一件更小的褪了色的條絨上衣，又在六弟身上穿了好幾年。他頭上戴的一頂帽子，似乎也是我曾經戴過的。現在想想，那時候看著六弟穿著一身舊衣服，戴著一頂縫了補丁的帽子，臉上冒著熱氣地往家里趕，真的不免有些心酸。可是，六弟出生在這樣的家庭環境里，母親的嘴里經常念叨是，六（六弟的小名就叫六）能活下來就是他最大的福氣了。言下之意，穿得差一點，吃得孬一點，還有什么說道的呢。想必母親也認為六弟是一條“毒蟲”，或許我們家里所有的人都認為，出生三天就把父親“毒”死的六弟，真的是“毒蟲”了。
沒有父親的日子里，大哥和二哥成為最主要的家庭支柱，母親更是無暇顧及到六弟的。剩下的事情，是不到十歲的姐姐在照看著六弟，我和三哥上學以后，基本上也是沒有工夫顧及六弟的。我似乎從來沒有想過，在每年的饑荒和斷炊的日子里，六弟是怎么跟著一家人活過來的呢？
六弟慢慢長大了，但是性格怪異，不易與人交往。這幾乎成了一家人的心病。他上小學的一年冬天，放學后在回家的路上，跟著同學在結了冰的東汪（水塘）里滑冰，不小心掉到了冰窟里，半個身一子都濕一透了，渾身發一抖。可是回到家里又不敢聲張，就一個人跑到鍋屋的柴火堆里趴著，藏了起來。三哥發現后，擰著他的耳朵揪出來一頓亂揍，我看不下去了就圍著磨道轉著圈地隔著六弟，六弟悶著頭，也不反抗，但絕不屈服，這就更加激起了三哥的憤怒……最后還是從外面回來的姐姐給解了圍，趕緊給他換下了濕衣服，用一床被子包了，放到了床上去。
惹事生非的六弟，總是家里所有人教訓的對象。平心而論，更多的時候，我們還是下不去手，母親也總是說，可憐見的，抬一抬手就過去了，能讓著他的，就讓著他吧。慢慢地六弟的反叛性格越來越明顯，實際上是他進入了青春期。在溫飽還是個問題的'年代里，誰還有工夫顧得上什么“青春期”！隨著大哥二哥相繼成家單過，姐姐也出嫁了，家里就剩下了母親、三哥、我和六弟。本來和我在一個班上上學三哥也輟學回家了，我上高中的時候，六弟也上到了五年級的樣子。可是，家里慢慢發現，六弟開始逃學了。勉強考上了初中，他逃學的次數也越來越多。那年冬天，有人發現，早晨上學的路上，六弟一個人在家后的橋洞里烤火。 上一頁12下一頁
后來母親就跟著他在上學的路上走上一截子，可是他等母親回家后，就一個人又從學校里溜出來了。母親沒有辦法，眼看著六弟連初一都沒有上完，就輟學回家了。大概是我當兵離開家的那些年吧，已經身強力壯的六弟開始頻繁地和三哥發生肢一體沖突。沒有辦法，三哥南下廣州打工。母親已經逐漸喪失了勞動能力，家里的全部農活，就落在了還沒有完全做好準備的六弟肩上了。
好在三哥及時將他在廣州打工的錢寄回家里，家里的經濟條件慢慢地改善了，這時已經長大的六弟也到了該成家的年齡。因為我們家庭的貧窮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加上六弟不好好上學，性格暴烈等原因，接下來給他成家的事，就成了一個嚴峻的問題。當時三哥已經在廣州成了家，我的經濟條件也有了改善，主要由三哥和我共同出資，大哥和二哥在家里籌集勞力，在村子里給六弟蓋起了三間平房。第二年我探家的時候，又向在鄉財政所的同學借了六百元錢，拉起了院墻。蓋起了房子之后，心已經野起來的六弟卻不愿意在家里待了。他言辭懇切地希望我能夠幫他來新疆當兵。我當時心里非常矛盾，就硬著頭皮答應了他來新疆。幾經周折，幫他當了兵，也學了駕駛員，后來又把他從阿勒泰某邊防一團一調到了烏魯木齊某汽車連。六弟倒也爭氣，在部隊的大熔爐里，也學到了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有了自己的人脈關系，后來他自己申請到了南山一個部隊的電站里去工作，并獨當一面。不幸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已經娶妻生子的他，下班后幫一位哈薩克牧民整理電線時，出現了意外，他三十六歲的生命，結束在了一根牧民的電線桿子上。
事后我曾感到了深深的自責。我也曾經想過，如果他當初沒有來新疆當兵的話，會不會是另外一種情況呢？而現在一切都沒有了假設，命運也從來不相信假設的東西。我記起了六弟童年的那個夏天，思道大娘和疙棱眼大嬸子的那些關于“毒蟲”話，竟然咒語般地應驗了，只不過這一次，是六弟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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