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官傳序》的文言文翻譯
在我們平凡的學生生涯里，說起文言文，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文言文注重典故、駢儷對仗、音律工整，包括策、詩、詞、曲、八股、駢文等多種文體。相信還是有很多人看不懂文言文，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伶官傳序》的文言文翻譯，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原文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后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發，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 而皆自于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 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舉天下豪杰，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譯文
唉!國家興盛與衰亡的命運，雖然說是天命，難道不是由于人事嗎?推究莊宗得天下和他失天下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
世人說晉王將死的時候，拿三支箭賜給莊宗，告訴他說：“梁國，是我的仇敵；燕王，是我扶持建立起來的；契丹與我訂立盟約，結為兄弟，他們卻都背叛晉而歸順梁。這三件事，是我的遺憾；給你三支箭，你一定不要忘記你父親的愿望。”莊宗接了箭，把它收藏在祖廟里。此后出兵，就派隨從官員用豬、羊各一頭祭告祖廟，請下那三支箭，用錦囊盛著，背著它走在前面，等到凱旋時再把箭藏入祖廟。
當莊宗用繩子捆綁著燕王父子，用木匣裝著梁君臣的首級，進入太廟，把箭還給先王，向先王稟告成功的時候，他意氣驕盛，多么雄壯啊。等到仇敵已經消滅，天下已經平定，一個人在夜間呼喊，作亂的人便四方響應，他倉皇向東出逃，還沒有看到叛軍，士卒就離散了，君臣相對而視，不知回到哪里去。以至于對天發誓，割下頭發，大家的淚水沾濕了衣襟，又是多么衰頹啊。難道是得天下艱難而失天下容易嗎?或者說推究他成功與失敗的事跡，都是由于人事呢?《尚書》上說：“自滿招來損害，謙虛得到好處。”憂慮辛勞可以使國家興盛，安閑享樂可以使自身滅亡，這是自然的道理。
因此，當莊宗強盛的時候，普天下的豪杰，都不能跟他抗爭；等到他衰敗的時候，幾十個伶人圍困他，就自己喪命，國家滅亡，被天下人譏笑。
人生中的禍患常常是從細微的事情中積淀下來的，人的智慧和勇氣常常被自己所溺愛的事物所困，難道只有寵愛伶人才會這樣嗎?
賞析
北宋初期，薛居正編寫《五代史》（《舊五代史》），認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歐陽修對此不以為然。他自己動手撰寫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記》（《新五代史》），以史為鑒，以期引起宋朝統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問世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視。歐陽修發議論喜歡用“嗚呼”。《東皋雜志》的'作者說：“神宗問荊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嘆也。’余為公真不曾仔細看；若仔細看，必以嗚呼為是。”這正說明了歐陽修編寫這部史書的用意。
這篇序文與其說是寫伶官，不如說是寫莊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斷之人，打仗時勇謀兼備。作者寫他由盛轉衰，教訓十分深刻，十分慘烈。作者先從王朝更迭的原因寫起，落筆有力，足警世人。這正是陸機在《文賦》中講的“立片言以居要”。應該說，歐陽修的歷史觀比薛居正深刻，他認識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顧歷史，概述了莊宗臨危受命的情景。這段描述，言簡意賅。隨后，作者用對比的手法描述了莊宗由盛轉衰的過程。這是文章的重點。“方其……可謂壯哉！”極言莊宗志得意滿，又為下文張本。“及仇讎已滅……何其衰也”，猶如從萬丈高空跌落下來，與先前形成強烈反差。這樣的對比給讀者的印象極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總結歷史教訓。開頭的“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雖然否定了天命之說，但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觀點。當描述完莊宗由盛轉衰的過程后，作者開始總結歷史教訓了。他先引用古書上的話，意在告訴讀者，這個道理古人已經知道，莊宗沒有記住前賢的話。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體會：“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讀者至此，會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看來，賢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見解。
從莊宗的盛衰史中，我們還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敵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條件。有敵人是壞事，但也是好事，因為他能使你警鐘長鳴。莊宗之所以“壯哉”，就是因為敵人存在，激勵他發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業，告慰先王在天之靈。當敵人被消滅后，天下平定，莊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認為可以高枕無憂了，從此便沉溺于聲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國家。像莊宗這樣的人，他的敵人被消滅，也就預示著他自己開始走下坡路。
歐陽修在文章最后寫道：“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莊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寵幸的伶人手里。這個現象啟示我們，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邊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這些因素由小積大，由少積多，最后來個總爆發。這就啟示我們，要防微杜漸，發現不良的苗頭，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證國家長治久安。歐陽修的這句話，其實是寫給北宋最高統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個積貧積弱的政權，正是因為不能自強，所以最后也落得個“身死國滅”。歷史就是這樣無情，也是這樣驚人地相似。
沈德潛評論本文：“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達哉！
創作背景
歐陽修進入政界后，正是北宋王朝開始由盛到衰的時期，社會上的各種矛盾日趨尖銳，政治上的一些弊端越來越嚴重，社會危機越來越令人不安。到了仁宗慶歷初年，以王倫、李海等為首的人民暴動接踵而起，西夏又侵擾西北邊境，屢敗宋軍。歐陽修、范仲淹等人針對當時的敝政，力圖實行政治改革，以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機卻接二連三地遭到當權派的打擊。在這種情況下，歐陽修憂心忡忡，很擔心五代慘痛歷史即將重演。而宋太祖時薛居正奉命主修的 《舊五代史》 又 “繁猥失實”，無助于勸善懲惡。于是自己動手，撰成了七十四卷的 《新五代史》。
歐陽修關心國計民生，憂國憂民，倡導革新他崇尚儒家的尚實致用思想，關心時事，積極入世，堅決反對佛教思想，極力抨擊佛教的危害。他有膽有識，奮發上進，為國家和民族想有所作為。歐陽修反對屈辱茍安，不修武備，力主加強戰備，改革時政。面對國家和民族面臨的危機，歐陽修作此序是為了希望宋朝統治者以史為鑒，告誡執政者要吸取歷史教訓，居安思危，防微杜漸，勵精圖治，不應滿足表面的虛榮，以期引起統治者的警惕。
鑒賞
全文可分為兩個部分。
前半部分以敘史為主。作者于開篇之首即開宗明義，用一兼帶感嘆語氣的反詰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論點——“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可謂立論鮮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論戰性，一反當時流行的宿命論的歷史觀。前人曾評此句是“起勢橫空而來，神氣甚遠”。文章接著寫道：“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將列舉莊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為論據，對上述論點加以論證。這一過渡句的運用，使論點與論據間銜接緊密自然，論點有總領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現又不致突兀。
為論證中心論點，作者并未贅述莊宗身世或伶官軼事，也未過多地列舉史例，而是從紛繁的史料中，僅選取了傳奇色彩較濃，頗具典型意義的莊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練的文字，沉摯充沛的感情，抑揚頓挫的語調，縱橫捭闔的氣勢加以敘述。據說，晉王李克用與梁王朱溫結仇極深。燕王劉守光之父劉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薦為盧龍節度使。契丹族首領耶律阿保機（遼太祖）曾與李克用把臂定盟，結為兄弟，商定共同舉兵討梁。但劉仁恭與阿保機后皆叛晉歸梁，與晉成仇。李克用臨終時以三枝箭作為遺命，要其子李存勖為其復仇。李存勖兵精將勇，東征西討，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劉氏父子，用繩捆索綁，解送太原，獻于晉王太廟。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敗，朱溫之子梁末帝朱友貞命部將殺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貞及其部將的頭裝入木匣，收藏在太廟里。李存勖還曾三次擊敗契丹，為父報了大仇。但他滅梁以后，驕傲自滿，寵信伶官，縱情聲色，使民怨沸騰，眾叛親離，在位僅三年就死于兵變之中。在敘述這段史事的過程中，作者采用先揚后抑的手法，通過一盛一衰的對比，一褒一貶的抒情，給人以強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讀者心靈的震顫，增強了論點的說服力，正如前人說：“敘唐莊宗處，倏而英俊，倏而衰颯。憑吊欷歔，雖尺幅短章，有縈回無盡之意。”作者于敘事之后，又以兩個反詰句回扣主題——“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于人歟？”至此，對比論證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敘事轉入論理，論證步步深入，立意層層遞進。從“《書》曰：‘滿招損，謙得益’”自然引出“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論點。為增強這一論點的說服力，作者又將莊宗得失天下之事濃縮為一段簡潔對偶的文字，反證此論，再次通過一盛一衰的強烈對比，與篇首的立論形成前后照應，首尾呼應之勢，使此文的中心論點更加鮮明突出。文章寫至此處，作者胸臆仍未盡抒，又進一步推出“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這樣一個論點，令讀者的認識隨著作者的筆觸進一步深化，以歷史的教訓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啟迪。“憂勞”、“逸豫”、“忽微”、“所溺”皆為人事，因此，上述兩個論點，既是中心論點的深化，又是其具體化。作者于全文論證的高潮處驀然收筆，可謂言已盡而意未絕，令讀者有余音繞梁之感——“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此處以點睛之筆，闡明了作者寫作《伶官傳》，“善善惡惡”的目的并非就史論史，而是具有廣泛而現實的醒世意義。
此文寫作特點除如上所述的構思精巧，結構嚴謹，論證透辟，層層遞進外，文中語言的運用亦頗具特色。首先是感嘆詞句的多次運用，使文章一唱三嘆。如開篇之首，作者即發“嗚呼”之慨嘆，此種開篇法在他的《新五代史》中屢見不鮮。依作者看來，五代如春秋，為亂世，可嘆者甚多。除篇首外，作者于文中亦曾多次發出深沉的感嘆，這樣作序，是繼承了《史記》、《戰國策》序文的傳統筆法，于敘事，議論中夾著感慨，借以表達作者對史事的見解和態度。或褒或貶，于欷歔中昭然可見，濃烈的感情色彩，增強了文章的藝術感染力與說服力。其次，此文在語言運用上的另一特色，是既摒棄了駢文追求詞藻華麗矯揉的浮靡之風，注重文字的平易曉暢，簡潔生動，又吸取了駢文的長處，利用聲韻和對偶詞句使文章具有濃郁的詩的韻味，誦讀起來，抑揚頓挫，瑯瑯上口，令人進入美的意境，感受到充溢于字里行間中的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在描述莊宗意氣之盛時，語氣舒緩沉穩，透著褒揚。而在敘述莊宗衰敗之時，語氣忽轉促急，多用四字句——“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發，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讀來節奏明快，如行云流水，一氣呵成，流暢中分明透著凝重哀惋，增強了感嘆的氣勢。另外，對偶詞句的運用在文中比比皆是，如盛與衰，得與失，天命與人事，難與易，這些對偶詞句的運用，使文章韻律節奏勻稱，文字簡潔有力，哲理性強。
通觀全篇，融敘事、議論、抒情為一體，敘事生動曉暢，論證層層深入，感情深沉濃烈，實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歷代的文學家多視此篇為范文，倍加贊賞，如明代茅坤稱此文為“千古絕調”，清代沈德潛譽此文為“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歐陽公之文風、政見與為人，于此文可略見一斑。
作者簡介
歐陽修（1007年—1072年），北宋文學家、史學家。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天圣八年（1030年）進士。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歷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宋神宗朝，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謚文忠。政治上曾支持過范仲淹等的革新主張，文學上主張明道、致用，對宋初以來靡麗、險怪的文風表示不滿，并積極培養后進，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散文說理暢達，抒情委婉，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風與其散文近似，語言流暢自然。其詞婉麗，承襲南唐余風。曾與宋祁合修《新唐書》，并獨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編為《集古錄》，對宋代金石學頗有影響。有《歐陽文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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