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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囚論》文言文翻譯
在我們的學習時代,大家或多或少都接觸過一些文言文吧?現在我們一般將古文稱為文言文。你知道的經典文言文都有哪些呢?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縱囚論》文言文翻譯,歡迎大家借鑒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縱囚論
歐陽修
信義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茍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余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后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譯文
信義可以在君子中施行,而種種刑罰則在小人中施行。判刑列入死刑的人,是罪大惡極的,又是小人中特別壞的人。寧愿為正義而死,不愿意茍且貪生,而視死如歸,這在君子中也是很難做到的。在唐太宗即位后第六年時,把判處**的犯人三百余人登記在冊,放他們回家,約定好到期自動回來接受死刑。這是君子都難以做到的事,而希望小人中最壞的人能做到自然更難。到了規定的時間,那些囚犯自動回來而沒有延誤。這是君子難以做到的,而小人卻很容易地做到了。這難道近于人情嗎?
有人說:罪大惡極,確實是小人了;如果對他們采取恩德感化的手段,就可以使他們變為君子。恩德感化愈深入人心,人的轉變速度就愈快,有過這樣的事。我說:唐太宗之所以這樣做,就是為了得到這種名聲。可是怎么會知道他在放回囚犯時,沒有料到他們一定會回來希望可以赦免自己的死罪,所以才放回他們呢?又怎么會知道那些被放回的囚犯,沒有料到他們自動回來就一定會被赦免自己的死罪,這才又回來呢?料想到囚犯一定會回來這才放他們回家,這是唐太宗從上面窺測到下面囚犯的內心想法;料想到一定會被赦免死罪這才回來,這是下面的囚犯在窺測上面的皇帝的內心想法。我從中看到的是上下互相窺測對方的內心想法才形成了這種名聲,哪里還有皇帝采取恩德感化的辦法和囚犯遵守信義的事呢?不然的話,唐太宗在全國施行恩德感化的辦法,到這時已經六年了,卻不能讓小人不犯極惡大罪,只憑一天的恩德感化,就能使囚犯視死如歸,而且堅守信義。這是一種說不通的觀點啊!
那么應該怎么去做才可以呢?我說:對放回家去而又回來的囚犯,殺了他而不能赦免。然后再放出一批囚犯,他們又回來了,這樣才可以知道是被恩德感化所致。然而這必定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對放出的囚犯在他們回來后就赦免了死罪,可以偶爾做一次。如果總是這樣去做,那么殺人犯都不會被處死。這可以作為國家的常法嗎?不能作為國家的常法。這難道能說是圣人之法嗎?所以說,堯、舜、三王治理國家,必定以合乎人情為標準,不以標新立異為高明,不能違背情理來博取自己的名譽。
賞析/鑒賞
這是一篇史評,評論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釋死刑囚犯,犯人被釋歸家后又全部按時返回,從而赦免他們的史實。 文章開門見山,警拔有力。從“信義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說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調,標出全文的主旨。接著從唐太宗縱放死囚的史實,以君子與小人相比較,反復論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違反法度,只不過是借此邀取名譽的一種手段。議論縱橫,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義”,揭露得可謂明快酣暢。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為“天下之常法”,而應該“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文章據史立論,層層辨析,論證充分,結論高遠,警醒人心也。
據史書記載,唐太宗曾于632年(貞觀六年)下令把等待執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與家人團聚,并約定返回獄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歐陽修以前,一般的都把這件事傳為“美談”,認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義”。作者獨能力排眾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這種敢于創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貴的。
《縱囚論》最大的特點是邏輯性強,結構嚴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為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三個部分。在提出問題時,作者肯定地指出,縱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這就為下文的展開定下了基調。在分析問題時,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這樣做,純粹是為了沽名釣譽。文章從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動中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這不過是上演了一場“上下交相賊”的鬧劇。同時,他還從唐太宗登基六年來并沒有消弭小人犯極惡大罪的事實,證明了偶爾的縱囚也解決不了問題。這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筆法,確實犀利無比。在解決問題時,作者旗幟鮮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觀點:不管從事何種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渾然一體,無懈可擊。
《縱囚論》的反問句較多,有助于增強文章的說服力。第二段中采取問答的形式來論證,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讀性。所有這些,都值得認真揣摩。
唐太宗李世民,開創了歷史上的“貞觀之治”,經過主動消滅各地割據勢力,虛心納諫、在國內厲行節約、使百姓休養生息,使得社會出現了國泰民安的局面。為后來全盛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推向鼎盛時期。公元633年,李世民下令讓將近400人囚犯回鄉一年,等到來年秋收后再回到獄中受刑。這些犯人感激不已,等到第二年秋收后,所有犯人一個不差地全部歸獄。李世民很是高興,當場赦免了所有犯人。這就是著名的“四百囚徒歸獄案”。
《縱囚論》就唐太宗縱囚一事提出了質疑,認為此事不足為訓,并明確地提出了“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這一論點。這是一篇對傳統見解進行辯駁的議論文。
拓展:歐陽修簡介
歐陽修知滁,于慶歷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慶歷八年閏正月朝廷詔徙知揚州,二月離開滁州,前后在滁州計約兩年零四個月的時間。時間雖然不長,卻給滁州留下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他給滁州留下了許多建設遺跡,留下了一些不朽的詩文,留下了與滁州人的深厚感情。詩文中,直接寫滁州的,除了著名的《豐樂亭記》《醉翁亭記》《菱溪石記》以外,還有大量的詩篇及短文。僅描寫瑯琊山自然景色及名勝景點的詩,不完全統計就有30多首,如《永陽大雪》《題滁州醉翁亭》、《瑯琊山六題》等。他留下的建設遺跡和詩文,成了滁州不可多得的寶貴遺產;留下的與滁州人的深厚感情,成為滁州人永遠不可磨滅的記憶。
承繼前人開發滁州如今說到滁州,人們自然會想到瑯琊山,想到醉翁亭,想到歐陽修。瑯琊山的自然風光、人文景觀,都遠近聞名。瑯琊山最有名的景點是醉翁亭,被譽為全國四大名亭之首,名揚海內外。與醉翁亭隔山相望的豐樂亭,也是令許多探幽訪古之士向往的勝跡,與醉翁亭一起被稱為姊妹亭。豐樂亭下的紫薇泉,則與醉翁亭的釀泉合稱為姊妹泉。這些,都是歐陽修知滁時開發、建設而遺留下來的。正是這些建筑,加上他親自撰寫的《豐樂亭記》、《醉翁亭記》,才使滁州瑯琊山的名聲大震起來。
追溯瑯琊山之名,應自東晉始。東晉以前,瑯琊山本無名,其主峰當地人稱摩陀嶺,其他都是些小山頭。西晉末年,瑯琊王司馬睿因避亂駐蹕于此,后來,司馬睿成了東晉元帝,借其曾在此山一住之光,才有了瑯琊山這個名稱。但是,司馬睿本人,乃至整個東晉時代,并未給瑯琊山帶來多少變化,它依然是一片沉寂的山嶺。直到唐代大歷六年(公元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在L山司興建寶應寺(即今日之瑯琊寺),瑯琊山才打破歷史的沉寂,開始起步向著繁榮與發展邁進;瑯琊山這個名稱也是這個時候才叫起來的。而這從司馬睿駐蹕山間時算起來,已經經歷了300多年的時間。
寶應寺的興建,改變了瑯琊山多年寂靜的狀況,但只是個開始,而且僅限于瑯琊寺這一塊,影響仍不是很大。瑯琊山真正鵲起,是在它又經歷了200多年以后,北宋的著名文士歐陽修知滁開始的。
歐陽修知滁的第二年夏,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發現了豐山腳下幽谷中的一眼泉水,經過實地察看,俯仰左右,顧而樂之,于是疏泉鑿石,辟地以為亭,開始在這里進行美景勝地的建設。他很快修好了泉眼,建好了亭子,泉取名幽谷泉,亭取名為豐樂亭,并親自撰文作記。同年,與豐樂亭一山之隔的醉翁亭亦建成,他取名醉翁亭,作《醉翁亭記》記之。兩亭的建成與《兩記》的問世,迅速在全國引起轟動。尤其是《醉翁亭記》這篇文章,以其生動的文字,精美的語言,為滁州展示了一幅風光絢麗的大自然畫面;又因為文章中深邃的含義,及其所表達的怡然情懷,一時震動整個學界。文章一出,遠近爭傳,滁州瑯琊山從此熱鬧起來。此后,瑯琊山、豐樂亭、醉翁亭,各景區陸續擴展,內容逐漸豐富,雖經歷史滄桑,但屢廢屢興,久而不衰,終成今日之規模。追本求源,都是歐陽修打下的基礎。歐陽修是唐代李幼卿之后開發滁州瑯琊山最有力的奠基人,可以說,沒有歐陽修,就沒有滁州瑯琊山之今日。
歐陽修在滁州時,除了開發幽谷泉,興建豐樂亭及醉翁亭以外,還進行了其他一些建設,如在豐樂亭景區建設了醒心亭,特請曾鞏作《醒心亭記》;在豐樂亭附近辟建練兵場,作訓練民兵之用,以保衛地方;又維修損毀嚴重的滁城,使滁州之城更加堅固和壯觀。有人讀了歐陽修的《醉翁亭記》,從他悠游山水、飲酒作樂的表現,以為他因受貶守滁,是處于不問政事的消沉狀態,顯然是不正確的。歐陽修在滁州,對于政事實行的是寬簡政策。所謂寬簡,顧名思義就是寬容和簡化,辦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搏取聲譽,只要把事情辦好就行了。這是他一生為政的風格。他后來曾權知開封府,前任是有名的鐵面老包,即包拯,威嚴得很;而他則持以寬簡,辦事往往不動聲色,同樣把開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條。清朝時,有人曾將他與包拯相比較,在開封府衙東西側各樹一座牌坊,一邊寫著包嚴,一邊寫著歐寬。
歐陽修所寫滁州的詩文,對滁州山水之美作了極其生動、實在的描繪。如在《醉翁亭記》中寫瑯琊山,以林壑尤美、蔚然深秀概括,同時以簡練的筆觸寫出了瑯琊山早晚和四時的景色:日出而林霏開,云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他在《豐樂亭記》中則寫道: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他的許多詩,寫景寄情,語言精美,讀后同樣令人留連。如他在《題滁州醉翁亭》中寫道:但愛亭下水,來從亂峰間。聲如自空落,瀉向兩檐前。流人巖下溪,幽泉助涓涓。響不亂人語,其清非管弦。真是美不勝收!因此,后人在醉翁亭不遠處建了聽泉亭,讓人們不斷體會這美好的詩意。又如他的《瑯琊山六題》,對瑯琊山歸云洞、瑯琊溪、庶子泉等各個景點都作了生動的描繪。雖然每首詩只有四句,但盡用了點晴之筆,字字珠璣。他是用對滁州山水的真愛之情寫作出來的。
歐陽修描寫滁州及瑯琊山的詩文,以其詩文的質量及其個人的人品、地位,吸引了許多文人墨客、達官顯貴,競來滁州探幽訪勝。歐陽修在滁時,有的是直奔歐陽修而來;歐陽修離滁后,則以歐公之詩文以及歐公之遺跡而來。他們在這里,不僅留下足跡,也留下墨跡,日積月累,描寫瑯琊山及滁州的詩文已難以計數。1988年《瑯琊山志》選錄歐陽修及其以后的各代詩篇150余首(包括部分當代詩歌),依然只是全部瑯琊山詩文的一部分。用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的現代詞匯來說,歐陽修無論從哪一方面,都給滁州留下了寶貴的財富。歐陽修在滁州兩年多的時間,不僅給滁州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寶貴資產,也與滁州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滁州這塊古老的地方,與他結下了一生不解之緣。
歐陽修離開滁州之后,再也沒有來過滁州,但他的心中卻時刻想念著滁州。
《寄答王仲儀太尉素》:作于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這年他已64歲,離開滁州22年了,依然念念不忘他在滁州的一段生活。詩一開頭便寫道:豐樂山前一醉翁,馀齡有幾百憂攻。始終把自己和滁州聯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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