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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陽紀行文言文翻譯
在學習中，大家一定沒少背過文言文吧？現在我們一般將古文稱為文言文。那么問題來了，你還記得曾經背過的文言文嗎？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岳陽紀行文言文翻譯，歡迎閱讀與收藏。
【原文】
岳陽紀行
袁宗道
從石首至岳陽，水如明鏡，山似青螺，蓬窗下飽看不足。最奇者：墨山僅三十里，舟行二日，凡二百余里，猶盤旋山下。日朝出于斯，夜沒于斯，旭光落照，皆共一處。蓋江水縈回墨山中，故帆檣繞其腹背，雖行甚駛，只覺濡遲耳。
過岳陽，欲游洞庭，為大風所尼。季弟小修秀才，為《詛柳秀才文》，多謔語。薄暮風極大，撼波若雷，近岸水皆揉為白沫，舟幾覆。季弟曰：“豈柳秀才報復耶？”余笑曰：“同胞相調，常事耳。”因大笑。明日，風始定。
【注釋】
①石首：地名。
②濡遲：慢。
③尼：滯留。
【翻譯】
從石首到岳陽，湘江水像明鏡一樣，山峰像青色田螺一樣，我們在船中透過窗戶怎么也看不夠。最奇特的是墨山延綿只有三十里，船走了兩天，總共二百多里，還在山下盤旋。太陽早上從山上升起，傍晚落下，早晚霞光都輝映一處。只因為江水在山中環繞，所以船繞著山行駛，雖然走得很快，卻只覺得慢啊。
過了岳陽，我們正要游覽洞庭湖，被大風所滯留。我的小弟小修作了《詛柳秀才文》一文，文中多玩笑話。傍晚，風很大，擊打的波浪如雪一樣白，靠近岸邊的湖水都成了白沫，船幾乎翻了。小弟說：“這不是柳秀才在報復我們嗎？”我笑著說：“兄弟之間開玩笑，是經常的事。”因此都大笑起來，第二天天亮，風才停住了。
【作者簡介】
袁宗道（1560～1600），明代文學家，字伯修，號石浦，別號玉蟠。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嘉慶三十九年庚申（1560年）二月十六日，生于公安縣的長安里桂花臺。其與袁宏道、袁中道并有才名，被稱為“三袁”。他因欽慕白居易、蘇軾，故將書齋命名為“白蘇齋”。
其主要作品有，散文：游記散文如《小西天一》、《上方山一》、《戒壇山一》等；簡牘散文如《答友人》、《寄三弟之二》、《答同社二》等，都是情運筆端，且真切感人。他的散文，突破了傳統的古文的陳規格局，自然地流露出個性，語言清新明快。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山水游記，他幾乎游遍祖國的名山大川，觀賞考察了各地的文物勝跡，他對風光景物，既是獨具慧眼，又妙筆生花，行文流暢自然，筆墨靈活，經常把寫景、記事、抒情、議論結合在一起，別具風格。
論說文如《讀論語》、《讀大學》中某些章節，淺顯通達，警辟有味。但是他的多數散文是以士大夫的說理談禪、閑情逸興為主要內容，社會意義并不大。詩歌創作又遜于散文，少有佳作。著有《白蘇齋類集》二十二卷。
“公安派”是晚明文壇的一個文學流派，按一般文學史的說法，公安派是明萬歷（1573—1620）年間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為代表的文學流派，因三人都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這一流派的作者還有陶望齡、江盈科、黃輝、雷思霈、江進之等，但他們基本處于“公安三袁”的籠罩之下。
公安派的成員主要生活在明萬歷時期。明朝自弘治以來，文壇上即為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與王世貞、李攀龍為首的“后七子”所操持。他們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論調，影響很大，以至于“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明史·李夢陽傳》）。歸有光等唐宋派的作家奮起抗爭，但是還未能矯正其前后七子的流弊。其后李贄、徐渭等人相繼對復古派提出了批評，實際上成為了公安派的先導，然而給復古派打擊最有力的則是公安派。
他們所主張的文學主張和前后七子復古主義針鋒相對，他們提出“世道既變，文亦因之”的文學觀，又提出了“性靈說”，要求作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能夠不事雕琢，直抒胸臆。他們的散文清新活潑，開拓了我國小品文的新領域。在晚明的散文、詩歌領域，以“公安派”的聲勢最為浩大。
作為公安派理論核心口號是“獨抒性靈”。公安派的“性靈說”融合了鮮明的時代內容，它與李贄的“童心說”一脈相通，和“理”尖銳對立。“性靈說”不僅明確地肯定了人的生活欲望，還特別強要調表現個性，表現了晚明的個性解放思想。袁宏道和公安派反對前七子與后七子的復古文風，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發前人之所未發。其創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自然率真，清新活潑，但是多局限于抒寫閑情逸致。
關于公安派文學創作思想的產生，《明史》中有這樣的一段話：“先是王、李之學盛行，袁氏兄弟獨心非之。宗道在館中（翰林院），與同館黃輝力排其說，於唐好白樂天，於宋好蘇軾，名其齋日白蘇。至宏道益矯以清新輕俊，學者多舍王、李而從之，目為公安體。”
可見，袁宗道對公安派文學的興起具有開創之功。其注重學問功底，雖后來被袁宏道的主張所淹沒，但是其內在的合理性，已經被文學創作理論發展的歷史證明；他的學術傾向，對兩個弟弟有很大的啟示，對形成他們快樂自適的人生觀有一定的影響。公安三袁大體上是一個共同體，公安派的論調，無疑也是三人切磋琢磨的成果；但是從細微處看，則袁宗道在公安派文學創作思想上對兩弟確有啟迪的功勞。
最先提出這種說法的是與公安三袁同時代的錢謙益。他在《列朝詩集小傳》中這樣評說：“伯修在詞垣，當王李詞章盛行之日，獨與同館黃昭素，厭薄俗學，力排假借盜竊之失。于唐好香山，于宋好眉山，名其齋曰白蘇，所以自別于時流也。其才或不逮二仲，而公安一派實自伯修發之。”認為袁宗道攻擊七子派復古流弊與推崇“白蘇”（即自居易和蘇軾）等文學主張對公安派文學有開創之功。以后的學者大多持有類似的觀點，如清初的朱彝尊云：“伯修服習香山、眉山之結撰，首以白蘇名齋，既導其源，中郎、小修繼之，益揚其波，由是公安流派盛行。”（《靜志居詩話》卷十六）直至晚清的陳田依舊認為袁宗道的《同人讀唐詩有感》是“意在翻王、李窠臼，中郎、小修從而煽之，遂令天下靡然從風”（《明詩紀事》庚簽卷五按語）。由于錢謙益和袁宏道、袁中道都有往來，所以錢謙益的說法得到了普遍的認同。
袁宗道給兩個弟弟的文學創作思想帶來的新因素促進了公安派文學創作理論的提出，至少從時間上來看，者是無疑的。公安派的文學創作理論是以袁宏道的《敘小修詩》為代表，然而比較袁宗道與袁宏道的關于文學創作理論的文章創作的時間，就會發現袁宏道的《敘小修詩》創作于萬歷二十四年丙申（1596年），然而袁宗道的理論文章《論文》（上、下）則創作于萬歷二十三年己未（1595年），實際上，袁宗道的理論文章的創作要比袁宏道的早。對此，袁宏道自己也表示認同，他說：“迨先伯修既以中秘里旋，首倡性命之說，函蓋儒、釋，時出其精語一二示人，人人以為大道可學，三圣人之大旨，如出一家。”（卷四《募建青門庵疏》）他是把“首倡”的功勞歸于袁宗道。
公安派文學創作思想是起源于袁宗道對七子派復古主義的排擊。在此之前雖然也有此類論調，但是唯有袁宗道憑借館閣之便影響文壇，從而拉開了公安派反對復古因襲摹擬的序幕。
袁宗道對七子派復古主義的不滿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復古主義在字句、文辭等方面因襲模擬的方式，使“古人之文，專期于達；而今人之文，專期于不達”；二是復古主義自己不做“學問”，更沒有自己的“意見”，是既“無理”又“無識”，然而這也正是造成第一方面的原因——“其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在袁宗道看來“若使胸中的有所見，苞塞于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針對復古派在“文辭”和“識見”上的兩個弊端，袁宗道在《論文》（上）中先是對模擬古人字句、文辭的頹廢之風進行批判：“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也。展轉隔礙，雖寫得暢顯，已恐不如口舌矣，況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論文日：“辭達而已。”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唐、虞、三代之文，無不迭者。今人讀古書，不即通曉，輒謂古文奇奧，今人下筆不宜平易。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詫為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
袁宗道明確地指出，應從心到口，再從口到手，而不能完全“如心之所存”。因此，當七子復古派提倡要寫真情，但卻要使用古語來進行創作時，袁宗道自然地就認為他們的文章并非“如心之所存”的古語而是橫加了一層“展轉隔礙”，這樣的文章如何能寫得出真情呢？以“如心之所存”的文學創作思想開啟了公安三袁對“師心”的文學傳統的實現之旅。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十六云：“嘉靖七子之派，徐丈長欲以李長吉體變之，不能也；湯義仍欲以尤、蕭、范、陸體變之，亦不能也；王百谷、王承父、屠長卿雖迭有違言，然寡不敵眾。自袁伯修出，服習香山、眉山之結撰，首以白、蘇名齋，既道其源，中郎、小修繼之，益揚其波，由是公安流派盛行。”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袁宗道對性靈說的“起源”作用。袁宗道的文學創作思想萌芽于他在翰林院供職期間。在這段時間，他與志同道合的同館友人陶望齡、焦茲、黃輝都對當時的七子派復古主義傾向感到厭煩，“厭薄俗學，力排假借盜竊之失。”后來，他又遇見了李贄，在閱讀禪學著作的過程中，對“以禪詮儒”思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對于心性之學的講求，使得他的文學創作思想在“厭薄俗學”的基礎上，受到佛禪的影響，袁宗道進一步明確了對因襲摹擬的排斥與對文學變革的支持。在以佛詮儒的思想影響下，袁宗道的文學創作思想是以“從學牛理，從理生文”的觀念為基礎，在“辭達”上，秉承“如心之所存"的文學創作原則作為公安派的“性靈說”的起源。袁宗道的主張和言論憑借其自身在館閣的便利條件，逐漸對文壇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正是他開創了公安派。由此可見袁宗道在“性靈說”形成過程中的作用與地位。
袁宗道除了反對七子派，并對袁宏道和袁中道有重大的影響之外，還通過結社、交游、談禪等方式與公安派的其他人員相互印證心學，討論文學創作的主張。據記載，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袁宗道任職東宮講官，為皇太子朱常洛講學，在這期間，袁氏兄弟與劉日升、陶望齡、黃輝、李騰芳、顧天峻等人，組建葡萄社，大家在一起相互切磋。葡萄社是公安派文人們學術交流的一種形式，他們在一起論學賦詩，袁中道這樣談及袁宗道在葡萄社結社中所起到的作用：“當是時，海內談妙悟之學者日眾，多不修行，先生深惡圓頓之學為無所忌憚之所托，宿益泯解為修同學者矯枉之過。”通過結社，袁宗道用自己的見解來影響公安派文人們，結社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在袁宗道的文集中有許多與當時公安派文人的來往書信，如《陶編陶石簣》、《湯義仍》、《梅開府》等，通過書信袁宗道與公安派文人互相論學，相互影響。
總之，盡管袁宗道的文學創作理論及其實踐與公安派的發展、興盛好像沒有明確的、直接的聯系。但是如果從公安派的發展軌跡來看，袁宗道的文學創作理論與實踐卻是在根本上決定了公安派的文學創作理論的內涵與發展走向。袁宗道作為公安派的開創者，雖未明確提出“性靈”說，但他提倡的“本”、“達”卻都明確地指向了“真率”的特質，都表達“文稟性情”的文學觀點，都體現了公安派的“自適”精神和張揚性靈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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