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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廟·禹廟空山里》譯文及鑒賞
《禹廟》是唐代詩人杜甫創作的一首詠史懷古詩。全詩語言凝練,意境深邃,情感波瀾起伏,筆觸沉郁有力,寫作章法嚴謹,整體氣象宏麗,通過遠望近觀的視角轉換,采用虛實結合、擬人傳神等手法,收到了情景交融、韻味悠長的藝術效果,是詠史懷古的佳作。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禹廟·禹廟空山里》譯文及鑒賞,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禹廟·禹廟空山里》作者為唐朝詩人杜甫。其古詩全文如下:
禹廟空山里,秋風落日斜。
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
云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
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前言】
《禹廟》是唐代大詩人杜甫于永泰元年(765)創作的一首五律。此詩首聯點明游覽的地點及時節,引出大禹治水的典故;頷聯由遠及近地描寫大禹廟內部的景色;頸聯寫大禹廟周圍的環境和氛圍,廟內云氣騰蒸,山下江聲震耳,一派雄渾景象,暗喻大禹治水的功勞;尾聯借景抒情,緬懷大禹治水的豐功偉績。全詩情感波瀾起伏,筆觸沉郁有力,謳歌了大禹治水的豐功偉績,抒發了作者緬懷英雄、愛國憂民的思想感情。
【注釋】
⑴禹廟:指建在忠州臨江縣(今四川省忠縣)臨江山崖上的大禹廟。
⑵空山:幽深少人的山林。
⑶落日斜:形容落日斜照的樣子。
⑷橘柚:典出《尚書·禹貢》,禹治洪水后,人民安居樂業,東南島夷之民也將豐收的橘柚包好進貢。
⑸龍蛇:指壁上所畫大禹驅趕龍蛇治水的故事。
⑹生虛壁:一作“噓青壁”。虛壁:空曠的墻壁。
⑺江:指禹廟所在山崖下的長江。
⑻四載:傳說中大禹治水時用的四種交通工具: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棵(登山的用具),泥行乘橇(形如船而短小,兩頭微翹,人可踏其上而行泥上)。《全唐詩》注:“載”,去聲,
⑼疏鑿:一作“流落”。三巴:東漢末年劉璋分蜀地為巴東郡、巴郡、巴西郡。傳說此地原為大澤,禹疏鑿三峽,排盡大水,始成陸地。
【翻譯】
大禹廟坐落在空闊的山坳,颯颯秋風伴著落日的斜照。荒涼的廟院垂著累累橘柚,古屋的壁上畫著龍蛇虎豹。蒸騰的云氣在屋壁上繚繞,深深的江水卷著白沙浪濤。大禹乘四載到處鑿山疏道,終于降服三巴地區的龍蛟。
【賞析】
這首詩牡甫深情地歌頌了古代帝王大禹的功績,突出表達了他對唐代帝王的希望,希望他們能夠勵精圖治,進而創造光輝業績。
“禹廟空山里,秋風落日斜。”首聯點明禹廟的位置與周邊的景觀;禹廟坐落在寂寞的山中,蕭瑟的秋風、落日的余暉使禹廟寂寞外更添荒涼。當讀者打破詩句的順序,在想象中重構禹廟所處的情景時,卻又驚奇地發現禹廟雖古老卻蒼勁,雖荒涼而充滿了韌力。秋風雖勁,落日雖殘,卻更顯出禹廟的老當益牡,格外莊嚴,格外肅穆。這才是詩人此時的真正感情,即敬慕和懷念,于是詩人開始參謁這座古廟。
“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這聯詩寫廟內之景。廟內是“荒庭”和“古屋”,似乎很殘破,但是詩人卻意外地發現:庭中高高的橘柚樹上垂滿了碩大的果實;屋宇的墻壁上畫滿了飛舞的龍蛇,于是荒庭和古屋充滿了生機和活力,庭院不再荒涼,古屋不再殘破。如果讀者單純從字面來解讀這聯詩,就看到了上面所說的自然景觀,但是如果讀者翻檢典籍,就會發現詩人在這化用了大禹的典故:大禹治水受到人民的愛戴,他驅走龍蛇,既造福了生靈也福澤了生物。當讀者了解這些典故時,那充滿生機的自然景致就成為對古代帝王英雄事跡的贊嘆了,詩歌的境界也就提升了。可以看出,詩人將大禹的典故與眼前的實景結合,使景物描寫中包含典故而看不出是在用典,即景與典合為一體,所以前人稱贊杜甫這聯詩是“用事入化”的典范,稱贊杜甫的筆法是“千古絕技”。
“云氣噓青壁,江聲走白沙。”這聯詩寫廟外之景。禹廟所在的山上,白云流走,好像在逗引著生滿青苔的山崖峭壁:禹廟山下的江中,波濤轟鳴,似乎要在向前奔跑中卷走岸邊的白沙。白云逗引青壁,而江濤又狂卷岸沙,這多么像一幅既充滿情趣又壯觀奇麗的畫啊,讀者可以體會到,詩人此時心中充滿了激動和熱情。詩人暗示,這激動和熱情是大自然壯麗的景觀給予的,更是大禹治水的偉大事跡所激蕩的,于是引出下聯對大禹事跡的記敘。“其中“噓”和“走”二字用得非常傳神:“噓”是慢慢地呼氣,將云氣緊貼著青壁慢慢舒卷的狀態寫得很淘氣,認為是白云輕輕地向青壁噓氣,逗弄著青壁,像一個可愛的小女孩一樣;“走”是跑的意思,這個字既可以說是長江在奔跑,也可以說長江所發出的轟鳴聲在奔跑著傳播,還可以說岸邊的白沙在江水帶動下向前奔跑,可謂一字點活了長江向三峽流淌的場景,給予讀者一個有聲有色、有靜有動的情境,既充滿情趣,又飽含力量。
“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走出禹廟,佇立崖頭,遙望三峽,詩人因大禹的偉大和景觀的壯麗所引發的豪邁之情已到極致,于是逼出尾聯的一聲贊嘆:大禹啊,我早就聽說你乘四載到處奔波,疏通長江,鑿通三巴的英雄事跡,今日我眼觀你的成就,享受著你創造的三峽美景,我越發佩服你的偉大!這聯詩按照詩意來看,上下句是打通的,即“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一般說來能打通的詩句是不易對仗的,所以只有詞中才常用打通的句式,比如辛棄疾《水龍吟》:“落日樓頭,斷鴻聲里,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欄干拍遍,無入會、登臨意。”但是這里杜甫將句子打通,卻又對得很工整,“乘”對“控”,“四載”對“三巴”,巧妙而又不損害詩意,真可以說是筆力老到。
這首詩寫禹廟,除了最后一聯外沒有正面提到大禹,詩人主要是寫了廟外廟內的所見,然后由內及外寫到大江。然而這一切都涉及到大禹的歷史偉績。全詩語言凝練,意境深邃。詩人通過遠望近觀的視角轉換,采用虛實結合、擬人傳神等手法,收到了情景交融、韻味悠長的藝術效果,謳歌了大禹治水澤被萬代的豐功偉績,同時也將緬懷英雄、愛國憂民的思想感情抒發了出來。《禹廟》這四十個字中,風景形勝,廟貌功德,無所不包,而且寫作章法嚴謹,整體氣象宏麗,是詠史懷古的佳作。甚至有的學者認為,唐代的祠廟詩都不能超越杜甫《禹廟》和《重經昭陵》的成就。
創作背景
此詩當作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秋天。當時杜甫出蜀東下,途經忠州(今屬重慶),特地前去參謁了大禹古廟,有感而作此詩。
作者簡介
杜甫(712—770),唐代現實主義詩人。字子美,嘗自稱少陵野老。舉進士不第,曾任檢校工部員外郎,故世稱杜工部。宋以后被尊為“詩圣”,與李白并稱“李杜”。其詩大膽揭露當時社會矛盾,對窮苦人民寄予深切同情,內容深刻。許多優秀作品,顯示了唐代由盛轉衰的歷史過程,因被稱為“詩史”。在藝術上,善于運用各種詩歌形式,尤長于律詩;風格多樣,而以沉郁為主;語言精煉,具有高度的表達能力。存詩一千四百多首,有《杜工部集》。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其遠祖為漢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審言。杜甫與唐代另一大詩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為晉代大學者、名將杜預之后。不過兩支派甚遠,杜甫出自杜預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預少子杜尹。杜甫青少年時因家庭環境優越,因此過著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有志于“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少年時也很頑皮,“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年少優游
開元十九年十九歲時,杜甫出游郇瑕(今山西臨猗一帶晉國故地)。二十歲時,漫游吳越,歷時數年。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回故鄉參加“鄉貢”。二十四年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杜甫的父親時任兗州司馬一職,杜甫于是赴兗州省親,開始齊趙之游。
天寶三年(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同游梁、宋(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之后,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濟南)。天寶四年(745年)秋,杜甫轉赴兗州與李白相會,二人一同尋仙訪道,談詩論文,結下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的友誼。秋末,二人握手相別,杜甫結束了“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長安。
仕途不順
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杜甫出身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學淵博。早期作品主要表現理想抱負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則表現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間許多作品 反映當時的民生疾苦、揭露統治者的丑惡行徑,從此踏上了憂國憂民的生活和創作道路。隨著唐玄宗后期政治越來越腐敗,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貧困失望的境地。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
天寶六年(747年),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由于權相李林甫編導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權貴之門,投贈干謁等,但都無結果。他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天寶十年(751年)正月,玄宗將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寶九載冬天預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待制在集賢院,然而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所以沒有得到官職。
天寶十四年(755年),杜甫被授予一個河西尉這種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低階官職,負責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余,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杜甫剛剛進到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戰亂流離
天寶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第二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倉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這時的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今陜西富縣)羌村避難,他聽說了肅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杜甫因為官小,沒有被囚禁。盡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
時值安史之亂,他時刻注視著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愛國的熱情。
為官時期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險從成西金光門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陜西寶雞)投奔肅宗,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不料杜甫很快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被貶到華州(今華縣),負責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事。到華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游西溪畔的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老官臺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疏救房琯這件事,杜甫經宰相張鎬力救而得釋放。但“帝自是不甚省錄”,從此之后,肅宗對杜甫不再重用。這一年九月,長安收復。十一月杜甫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雖忠于職守,但終因受房琯案牽連,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今河南安陽)之戰爆發,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并在回華州后,將其修訂脫稿。“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
西南漂泊
乾元二年(759年)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嘆》和《夏夜嘆》,憂時傷亂,詠嘆國難民苦。這年立秋后,杜甫因對污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一帶)。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共作詩30多首。杜甫幾經輾轉,最后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 也稱“浣花草堂”。后被嚴武薦為節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
廣德二年(764年)春,嚴武再鎮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將近兩年。嚴武表薦杜甫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做了嚴武的參謀,后人又稱杜甫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辭了職。這五、六年間,杜甫寄人籬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說:“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凄涼”(《狂夫》)“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他用一些生活細節來表現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說他的孩子那種還沒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對父親很尊重,不知夫子禮,餓了的時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禮,餓了就吵著要飯吃,在東門外號哭,到了秋風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敗,饑兒老妻,徹夜難眠,他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廣德三年(765年)四月,嚴武去世,杜甫離開了成都。經嘉州、戎州(宜賓)、渝州(重慶)、忠州(忠縣)、云安(云陽),于唐代宗大歷元年(766年)到達夔州(奉節)。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顧,杜甫得以在此暫住,為公家代管東屯公田一百頃,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買了四十畝果園,雇了幾個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參加了一些勞動。這一時期,詩人創作達到了高潮,不到兩年,作詩四百三十多首,占現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這時期,其作品有《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陽樓》等大量名作。
江舟長逝
大歷三年(768年),杜甫思鄉心切,乘舟出峽,先到江陵,又轉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岳陽,這一段時間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由于生活困難,不但不能北歸,還被迫更往南行。大歷四年正月,由岳陽到潭州(長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陽),復折回潭州。
大歷五年(770年),臧玠在潭州作亂,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陽,遇江水暴漲,只得停泊方田驛,五天沒吃到東西,幸虧縣令聶某派人送來酒肉而得救。后來杜甫由耒陽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這時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歸,這時便改變計劃,順流而下,折回潭州。大歷五年(770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陽的一條小船上去世。時年五十九歲。
書法成就
杜甫在書法的創作觀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從記載來看,他的書體以楷隸行草兼工,整體以意行之,贊賞古而雄壯,注意書寫中的速度、節奏、筆勢、墨法等等內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書家了。同時,他對于唐代隸書家的贊揚、對于曹霸、張旭的評價都足以使他在書法史上留下聲名,而他的“書貴瘦硬”說更是奠定了杜甫在書法理論史上的重要地位。
“書畫相通”,這是中國藝術史及美學史上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化現象。杜甫知畫又知書,今人如安旗即有言:“除文學外,杜甫對其他藝術也很留心。例如書法,‘九齡成大字,有作成一囊’,他不但本人從小就開始學習書法,后來在他的《觀薛少保書畫壁》、《觀張旭草書圖》、《李潮八分篆歌》諸詩中,我們還可以窺見他對書法的興趣和修養。”又云:“后人常以‘沉郁頓挫’稱杜詩,頓挫者,指詩的章法曲折,意境深遠。這不是和書法的‘一波三折’等筆法相通么?
詩歌風格
沉郁頓挫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郁”的特點,“沉郁”一詞最早見于南朝,“體沉郁之幽思,文麗日月”,后來杜甫寫更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系。同時,杜甫處于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后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而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涂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贊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于“沉郁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郁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并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丑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虱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注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煉字對仗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筑美”,例如“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就是杜詩煉字與對仗高超的體現。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內容深遠
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于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一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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