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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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的故事

　　屈原（約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羋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則，字靈均，出生于楚國丹陽秭歸（今湖北宜昌），戰國時期楚國詩人、政治家。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的故事，歡迎閱讀。

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的故事

　　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的故事

　　據《史記》記載，屈原是楚懷王時的大臣，因為他受到楚懷王的重用，引起上官大夫及及令尹子蘭的嫉妒，就在楚懷王及繼位的頃襄王之前毀謗屈原.楚王汏而逐漸疏遠屈原，連帶的也不采納他的諫言，最后甚至將屈原放逐.屈原滿懷悲憤，落拓江湖，在寫下了絕筆作《懷沙》后，懷石投汨羅江自盡。屈原死后數十年，楚國終因讒臣誤國而為秦所滅。但是屈原這位忠而見疑的悲劇英雄還活在楚國姓的心中.下面這個故事可以用來說明楚人愛戴屈原的心情。

　　據說屈原投江后，楚國的百姓哀痛異常，紛紛涌到汨羅江邊去憑吊屈原.漁夫們起船只，在江上來回打撈他的尸身。有位漁夫還拿出事先準備的粽子，雞蛋等食物，撲通的往江里面丟，說是讓魚假吃了，就不會去咬屈大夫尸身。一老醫師則拿了一壇雄黃酒倒進江里，說是要藥暈了蛟龍，使它不能傷害屈大夫。過不了多久，水面上浮起了一條昏暈的蛟龍，龍須上還沾著一片屈大夫的衣襟。人們就把這惡龍拉上岸，抽了筋，脖子上，然后把龍筋纏在孩子們的手睕，脖子上，又用雄黃酒抹七竅，使那些毒蛇害蟲都不敢來傷害這些小孩子。

　　據說屈原投江的那天是五月五日.從此以后，每年到了五月五日，人們都要劃龍舟，吃粽子，喝雄黃酒來紀念屈原。

　　屈原曾經寫了很多優秀的詩歌，其中最有名的是《離騷》。他在詩歌里，痛斥賣國的小人，表達了他憂國憂民的心情，對楚國的一草一木，都寄托了無限的深情。后來人們認為屈原是一位我國古代杰出的愛國詩人。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周顯王二十九年（前340年）正月初七日，一說周顯王三十年（前339年）正月十四日，屈原生于楚國丹陽秭歸。次年，居樂平里。

　　周顯王三十九年（前330年），屈原居樂平里。自幼嗜書成癖，讀書多而雜，“石洞讀書”與“巴山野老授經”當在這一年。

　　周顯王四十年（前329年），居樂平里。屈原雖出身貴族，但因自幼生活在民眾之中，加以家庭的良好影響，故十分同情貧苦百姓。從這時起，小小年紀便做了許多體恤民眾的好事，博得了眾口一詞的贊譽。

　　變法改革

　　約周慎靚王四年（前317年），屈原擔任楚懷王左徒，從事變法改革，制訂并出臺各種法令。在接下來的數年中，屈原繼續深入變法改革，與舊貴族和一切頑固勢力進行斗爭。楚之形勢大變，舊貴族面臨著覆滅的命運。

　　讒而見疏

　　周赧王元年（前314年），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讒而見疏，被罷黜左徒之官，任三閭大夫之職。

　　周赧王二年（前313年），秦國張儀破楚齊聯盟，楚懷王興師伐秦，結果都被秦打敗，漢中郡淪陷，史稱“丹陽之戰”。

　　周赧王三年（前312年），楚國發兵反擊秦國，在藍田（今陜西藍田一帶）大敗。楚懷王重新啟用屈原，讓他出使齊國，目的是讓齊楚兩國締結新的聯盟。

　　周赧王四年（前311年），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攻取楚召陵。惠文王愿分漢中之半給楚，與楚結盟。楚懷王比起漢中的土地，更想要獲得張儀。張儀來到楚國，由于重金賄賂了靳尚，并得到楚懷王寵姬鄭袖進言，得到釋放回到秦國。秦惠文王死，子武王蕩立。屈原出使齊國，回來楚國的時候張儀已經離開，屈原勸諫懷王說：“為什么不殺張儀？”懷王后悔，派人追張儀沒有追到。

　　周赧王五年（前310年），秦武王元年，張儀由于不被武王滿意，離開秦國趕赴魏國。屈原仍事懷王為三閭大夫。

　　周赧王六年（前309年），秦武王二年，齊宣王欲為縱長，惡楚之與秦合，遣使遺楚王書，懷王猶豫不決，昭睢力諫，遂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

　　周赧王七年（前308年），秦武王三年，甘茂取韓宜陽。屈原居住在郢都，設壇教學。

　　周赧王十七年（前298年），秦昭王發兵出武關，攻楚，斬首五萬，取析（今河南淅川）及左右十五城而去。

　　流放漢北

　　周赧王十一年（前304年），屈原初次流浪漢北（漢江以上，今河南南陽西峽、淅川一帶）。秦楚復合，與屈原謀劃相反，而奸人必有讒言害之，避地漢北，當有不得已之情在，故《九章·抽思》有欲歸不得之意。

　　周赧王十三年（前302年），齊、魏、韓三國聯軍攻打楚國，楚懷王派太子橫到秦國為人質，請求秦出兵援救。秦王命客卿通率兵救楚，擊退了三國聯軍。次年，秦國一大夫與太子橫因為私事爭斗被殺死。太子橫懼怕秦昭王怪罪，私自逃回楚國。此事使秦、楚兩國關系惡化，導致了此后秦國對楚國的頻繁進攻。“屈原憎恨楚懷王聽信小人讒言，讓不真實的語言蒙蔽了正確的語言，這些謠言將會損害楚國的利益，是方正的人不能容忍的，所以屈原在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屈原此時已從漢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勸懷王不要赴會，說：“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可懷王的幼子子蘭怕失去秦王歡心，竭力慫恿懷王前去。結果懷王一入武關，就被秦軍扣留，劫往咸陽，要挾他割讓巫郡和黔中郡。楚懷王被劫往咸陽，楚由齊迎歸太子橫立為頃襄王，公子子蘭為令尹，不肯向秦割讓土地，秦又發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十六城。

　　放逐江南

　　周赧王十九年（前296年），楚懷王死于秦國，秦國將他的尸體送回楚國安葬。諸侯由此認為秦國不義。秦、楚絕交。屈原被免去三閭大夫之職，放逐江南。他從郢都出發，先到鄂渚，然后入洞庭。

　　周赧王二十年（前295年），屈原到達長沙，在這楚先王始封之地遍覽山川形勢，甚起宗國之情。

　　周赧王二十二年（前293年），楚頃襄王六年，秦國派白起前往伊闕攻打韓國，取得重大勝利，斬首二十四萬。秦國于是送給楚王書信說：“楚國背叛秦國，秦國準備率領諸侯討伐楚國，決一勝負。希望您整頓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戰。”楚頃襄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懷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國的下場，就是因為“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

　　周赧王二十一年（前294年）到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年），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區。這次流放的路線，按《九章·哀郢》分析，是從郢都（今湖北江陵）出發，先往東南順江而下經過夏首（今湖北沙市東南）、遙望龍門（郢都東門）經由洞庭湖進入長江，然后又離開了夏浦（今湖北漢口），最后到了陵陽（據說在今安徽青陽縣南）。時間長達十六年，在這之間并寫下了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如《九章·悲回風》等。

　　自投汨羅

　　周赧王三十五年（前280年），楚頃襄王十九年，秦將司馬錯攻楚，楚割讓上庸、漢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鄧、西陵。

　　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年），白起更進一步攻下了郢都，楚頃襄王只好跟那些執政的貴族們一起，狼狽不堪地逃難，“保于陳城（今河南淮陽）”。在極度苦悶、完全絕望的心情下，屈原于農歷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自盡。這一年大概是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屈原當時六十二歲左右。

　　主要影響

　　文學成就

　　屈原是個詩人，從他開始，中華才有了以文學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稱“騷體”），被譽為“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據劉向、劉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二十五篇，即《離騷》一篇，《天問》一篇，《九歌》（《東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十一篇，《九章》（《惜誦》《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九篇，《遠游》《卜居》《漁父》各一篇。據《史記·屈原列傳》司馬遷語，還有《招魂》1篇。有些學者認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懷疑《遠游》以下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筆。據郭沫若考證，屈原作品，共流傳下來二十三篇。其中《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離騷》《天問》《招魂》各一篇。

　　大體說來，《離騷》《天問》《九歌》可以作為屈原作品三種類型的代表。《九章》《遠游》《卜居》《漁父》《招魂》《大招》，其內容與風格可與《離騷》列為一組，大都是有事可據，有義可陳，重在表現作者內心的情愫。《離騷》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熱情以至整個生命所熔鑄而成的宏偉詩篇，其中閃耀著鮮明的個性光輝，是屈原全部創作的重點。《天問》是屈原根據神話、傳說材料創作的詩篇，著重表現作者的學術造詣及其歷史觀和自然觀。《九歌》是楚國祀神樂曲，經屈原加工、潤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發和環境氣氛的描述上，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顯示了南楚文學傳統的痕跡。《離騷》一組，《九歌》一組，構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風格。

　　屈原作品和神話有密切關系。許多虛幻的內容就是承襲神話發展而來的。屈原又是關注現實的詩人，作品里反映了現實社會中的種種矛盾，尤以揭露楚國的黑暗政治最為深刻。

　　屈原作品的風貌和《詩經》明顯不同。這與長江流域的民風和黃河流域的民風不同有關。當時，北方早已進入宗法社會，而楚地尚有氏族社會的遺風，民性強悍，思想活潑，不為禮法所拘。所以，抒寫男女情思、志士愛國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豐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筆底。寫人神之戀，寫狂怪之士，寫遠古歷史傳說，寫與天神鬼怪游觀，一切神都具有民間普通的人性，神也不過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們使作品顯得色澤艷麗，情思馥郁，氣勢奔放。這樣的作品，表現了與北方文學不同的特色。

　　從體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詩歌，不管是《詩經》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發展為長篇巨制。《離騷》一篇就有二千四百多字。在表現手法上，屈原把賦、比、興巧妙地糅合成一體，大量運用“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識和復雜的現實關系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來。在語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詩經》以四字句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參差錯落，靈活多變；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虛字，用來協調音節，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嘆的韻致。總之，他的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創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漢王朝定都關中后，便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楚辭”的不斷傳習、發展，北方的文學逐漸楚化。新興的五、七言詩都和楚騷有關。漢代的賦作家無不受“楚辭”影響，漢以后“紹騷”之作，歷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詩句抒發自己胸中的塊壘，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這是屈原文學的直接發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跡為題材的詩、歌、詞、曲、戲劇、琴辭、大曲、話本等，繪畫藝術中如屈原像、《九歌圖》、《天問圖》等，也難以數計。所以魯迅稱屈原作品“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其影響于后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詩經》）以上”（《漢文學史綱要》）。著名詩人郭沫若曾為其編劇《雷電頌》，以紀念其事跡。

　　屈原作品想象最為豐富，詞采十分瑰麗。《離騷》中大量運用神話傳說，把日月風云，都調集到詩篇中來，使辭采非常絢燦，他還突出地描寫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達自己執兼比興”。他善于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惡木穢草，以喻小人，通過比興手法把君王信讒、奸佞當道、愛國志士報國無門的情景，寫得淋漓盡致。

　　屈原的作品充滿了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其主要表現是他將對理想的熱烈追求融入了藝術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風調激楚，是屈原楚辭風格。屈原由于受霄小的排擠陷害，使曾經對他十分信任并依靠他變法圖強的楚懷王，對他產生懷疑以至疏遠放逐;楚襄王當政后，更為昏庸，朝政日益腐敗，楚國面臨亡國的危機，而對屈原這樣的愛國志士迫害有加。屈原正直的性格，高潔的人格，愛國的行動，反倒都成了罪過。他將自己滿腔憤激的情緒，發而為詩，形成了激楚的情調。這種激楚的情調，在《九章》中表現得十分強烈。屈原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對后世文學創作影響深遠。特別是中國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還有意識地學習屈原積極的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李白的詩篇，也是大量羅智神話傳說、歷史人物、日月風云等入詩，構成一幅幅雄奇壯麗的圖畫。

　　屈原的作品還以一系列比興手法來表情達意。如他以鮮花、香草來比喻品行高潔的君子；以臭物、蕭艾比喻奸佞或變節的小人；以佩帶香草來象征詩人的品德修養。這種“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使現實中的忠奸、美丑、善惡形成鮮明對照，產生了言簡意賅、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如《九章·哀郢》開頭寫道：“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意。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詩人對國破家亡之痛，民離失散之苦，表現出十分憤懣的情緒，寫出他獨有的奇崛憤激、凄涼幽冷的詩歌。

　　屈原在許多詩歌中他對當時社會不重視賢才、自己懷才不遇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在憤慨中又流露出凄涼幽怨的情調。屈原楚辭雖然情調激楚，然由于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讀來毫無浮泛或輕躁之感。這種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創作的各類詩中。且不說《離騷》表達的那種深厚的愛國熱情以及詩人對國家民族的涓涓之誠，深深地扣動著讀者的心弦，就是《天問》那種以問句構成的形式奇特的詩歌，在反問中包含著相當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現出他的淵博和睿智，使詩歌意趣豐富，神理超拔，給讀者以美的啟示。

　　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繼承并發揮了《詩經》的比興手法，屈原的創作在相當程度上顯示了情感的解放，從而造成了全新的、富有生氣和強大感染力的詩歌風格。由于這種情感表達的需要，就不能滿足于平實的寫作手法，而需要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話材料，用綺麗的幻想，是詩歌的境界大為擴展，顯示恢弘瑰麗的特征。這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開辟出一條新的道路。后代的個性和情感強烈的詩人，如李白、李賀等，都從中受到極大的啟發。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學中講究文采，注意華美的流派，最終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屈原是愛玉之人，在他自己作品中描述了對玉的認識和感受：“撫長劍兮玉珥”“白玉兮為鎮”“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chéng，一種美玉）美之能當”。

　　作為一個偉大的詩人，屈原的出現，不僅標志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而且他所開創的新詩體——楚辭，突破了《詩經》的表現形式，極大地豐富了詩歌的表現力，為中國古代的詩歌創作開辟了一片新天地。《楚辭》這種詩歌樣式無論是在句式還是在結構上，都較《詩經》更為自由而且富于變化，因此能夠更加有效地塑造藝術形象和抒發復雜，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辭》以雜言為主，突破了傳統的四言句式。就語言描寫而言，楚辭善于渲染、形容，詞語繁富，很重視外在形式的美感，這為漢代賦體文學的產生創造了條件。《楚辭》也突出了浪漫的精神氣質，主要表現為：感情的熱情奔放、對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現、想象的奇幻等，通過幻想、神話等創造了一幅幅雄偉壯麗的圖景。后人因此將《詩經》中的《國風》與《楚辭》中的《離騷》并稱為“風騷”。“風”“騷”是中國詩歌史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優良傳統的源頭。同時，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還影響到漢賦的形成。

　　政治功績

　　屈原為實現振興楚國的大業，對內積極輔佐懷王變法圖強，對外堅決主張聯齊抗秦，使楚國一度出現了國富兵強的局面。關于屈原此次變法的內容，《史記》和《戰國策》記載非常簡略，后人無法窺其全貌。而從《離騷》和《九章》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一是他的改革變法是受楚懷王之命的；二是“奉先功”，即繼承前輩革新家的遺業的；三是以“明法之嫌疑”，即建立新的法制為中心內容的；四是以國家富強為唯目的一次自上而下的變法運動。楚史專家湯炳正經過繁瑣嚴謹的考證，把屈原的變法總結為六條：

　　第一，獎勵耕戰。獎勵農耕，是為了增加賦稅，富國富民，獎勵征戰是為了加強軍事戰略裝備；商鞅和吳起的變法都是這一套路子，使百姓無論是務農還是出征，都有盼頭、奔頭和念頭，只有建立獎罰制度，臣工和百姓才會心甘情愿的為爵位的驅使去竭盡全力。

　　第二，舉賢能。戰國時代魏文侯首開禮賢下士之風，使魏國在戰國初期首霸百余年；其次田齊的齊桓公辟稷下為學宮，招賢納士，到了齊威王時期，稷下學宮依然是超越大梁穩坐天下風華，成為天下士子趨之若鶩之地。屈原此時，這樣的改革也算是正當其時。不過與當時趙武靈王的軍事改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十來年后，趙國強勢的崛起為戰國強國的時候，楚國以文弱之勢卻日漸消沉了下去。

　　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于老百姓之間的溝通障礙，要讓楚王下達的命令準確即時的傳達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時間把王宮下達的命令傳達給廣大百姓；讓楚王與百姓互通有無，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圍的態勢；君主能清晰明快的了解民生疾苦，不偏聽偏信。而臣民的意見也可以高速地直達楚廷。

　　第四，禁朋黨。鑒于楚國的貴胄和老世族往往結黨營私，狼狽為奸，對不同政見的臣工大肆攻訐，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約束杜絕。

　　第五，明賞罰。無論是名法家的商鞅抑或是兵家的吳起，都注重嚴格的律條來約束將士的功過。在變法這樣的問題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華而獨成一體。

　　第六，移風易俗。屈原對楚國不正之風深惡痛絕，一個個能言善辯巧言令色的臣工老世族，不惜損害國家的主體利益來投機取巧。此次的變法也把楚國的不良之風用法律形式來約束。

　　人格精神

　　屈原的生命意識對后世文學創作的影響

　　屈原的作品所體現出來的生命意識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時光飛逝、美人遲暮的時間緊迫感和冷峻的死亡意識。面對大自然的四季變換，能引發人類共通的時間意識和生命意識，中國古代文人對美人遲暮之感的抒發，代不乏人，歷久彌新。但是還沒有誰像屈原那樣面對時間飛逝而產生緊迫甚至恐懼的感受。時間對于屈原來說，最現實的意義在于早日實現自己的美政理想，政治生命遠遠高于他的生物生命。

　　另一方面是自戀人格和人格編織的臣妾意識。屈原一生以侍奉君主為自己的終生使命，至死也忘不了要為楚懷王盡忠，這就是屈原的臣妾意識。屈原在作品中常常用到“美人”“香草”“婚期”“成言”“媒里”“求女”等，所以屈原《楚辭》中最重要的“比興”材料是“女人”，而這“女人”是象征他自己，一個被君王拋棄的婦人。在屈原的作品中深深隱藏著“臣妾意識”，即使懷王不知君子小人情狀，以忠為邪，即使自己陳情自白，指天為誓，即使自己飽受難以忍受的痛苦，他依然希望是昏聵的國王醒悟過來。屈原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這份天真，無疑是一種激情澎湃的政治理想主義，值得后人深思。自屈原而下，中國古代文人的“臣妾意識”不斷強化和穩定，以至于形成了一種穩定的政治人格——臣妾人格。一旦官場失意，美人遲暮的自戀自傷便婉轉不盡。辛棄疾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辛棄疾參透了南宋茍且偷安的必然結果，但辛棄疾依然難以釋懷，隨著年華的老去，隨著君臣茍且的繼續，國家大事，恢復大業，變得越來越渺茫，他的心情如同屈原那樣唯有“斷腸”當之。可以說，辛棄疾是中國文人士大夫真正在人格和藝術創作上自覺繼承屈原的一個典型。他的被棄置，他的“忠君愛國”，他的臣妾意識，他的藝術創作特色，無不是屈原的異代知音。

　　軼事典故

　　屈氏家族

　　屈原出生于楚國貴族，和楚王一樣，羋姓。該姓相傳出自祝融氏，當傳到熊繹時，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陽（也就是現在湖北宜昌）。這就是屈原的故鄉。

　　春秋初期，約公元前七世紀，楚武王熊通的兒子被封在“屈”這個地方，叫屈瑕，他的后代就以屈為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類似的，還有春秋時代的若敖氏和薳氏，戰國時代的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國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夠從春秋前期一直延續到戰國后期，一直處于楚國的高層，這個家族可謂經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閭大夫，據說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務。

　　屈原既是楚王的本家，當時叫作“公族”或“公室”，那么他和楚國的關系，當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孫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國都曾擔任過要職。到了屈原這一代，屈氏當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來被秦國俘虜的大將屈匄。據屈原《九章·惜誦》詩句“忽忘身之賤貧”，可知當時這個貴族家庭已經衰落。

　　生辰八字

　　屈原的出生日期，據近代許多人研究，約在周顯王二十七年（前342年）到三十年（前339年）之間。照甲子推算，那年應該是戊寅年。恰巧，屈原的出生不但是寅年，而且又是寅月寅日。照中國歷法的老話是“人生于寅”，所以夏正便以建寅之月（即正月）為歲首。屈原既然是寅年寅月寅日生，真正符合于“人”的生辰，所以屈原在作品《離騷》中說：“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攝提貞于孟陬”意為太歲星逢寅，說明這一年是寅年；孟是始，陬是正月，夏歷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說明這年正月是寅月；“惟庚寅吾以降”則說明屈原出生那一天是寅日。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據鄒漢勛、劉師培用殷歷和夏歷推算，定為周顯王二十六年（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陳玚用周歷推算定為同年正月二十二日。學界一般定為周顯王二十九年（前340年）。

　　屈原取名

　　屈原覺得自己的生辰有些與眾不同，所以他在《離騷》中說：“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意思是說：父親看到我生辰不凡，給我起了個好名字，名叫做“平”，字叫做“原”。東漢王逸在《楚辭章句》中解釋屈原的名字時說：“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言正平可法者莫過于天，養物均調者，莫神于地。”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來，照字面上講，“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征；“原”是又寬又平的地形，就是地的象征，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開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統。這在當時被認為是一個好兆頭。

　　司馬遷曾在《史記·屈原列傳》中說：“屈原，名平，楚之同姓者也。”楚國王室為羋姓熊氏，羋姓是就母系而言，熊氏是就父系而言。屈原系王族之后，和楚懷王熊槐為本家。春秋時期，楚武王封兒子“瑕”到屈邑去做首領，因為瑕王子本來在朝中做官，做得不錯，就讓他去享用屈邑的物產，人們于是稱他為“屈瑕”。由此，楚王為羋姓熊氏，屈氏就成為了熊氏的一個支氏。

　　先秦時期男子稱氏不稱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羋原。后來姓氏合一，就不再存在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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