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王充
王充（27約97），字仲任，會稽上虞（今屬浙江）人，他的祖先從魏郡元城遷徙到會稽。王充年少時就成了孤兒，鄉里人都稱贊他孝順。后來到京城，到太學（中央最高學府）里學習，拜扶風（地名）人班彪為師。《論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國歷史上一部不朽的無神論著作。
家族顯赫
王充祖籍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系元城王氏之后。元城王氏在西漢時期極為風光，自開基始祖王賀始，王氏一門內外，上有皇后、宰相、下有列侯、將軍及各級官吏，一時間，元城王氏勢齊云霄，榮耀非凡。到了王莽時候，廢漢自立新朝，元城王氏走向頂峰，成為天下第一家族，但也隨著王莽政權的消失，地位一落千丈。
王充的祖上在元城王氏勢力急劇膨脹時期開始顯達。 幾世嘗從軍有功，驍勇善戰，后被封到會稽陽亭（具體位置及轄域現已不可考，一說湖州，一說義烏，但位在江浙一帶是肯定的），因此王充祖上由燕趙之地遷居秀水江南。
有封邑奉養、有爵位功勛，加上朝中有人蔭蔽，遷居江南的王氏家族很快就成為當地一方大戶。可惜好景不長，長期以來養成的豪門習氣改變了這個家族的命運，王充祖上丟掉了爵位和封地，成為以農桑為業的普通人家，家族也從此走向衰落。
燕趙之地向來風行任俠斗氣，由河北南遷而來的王氏家族也還保留著這種彪悍的作風，軍功起家使他們更加 肆無忌憚，平日里飛揚跋扈，仗勢凌人，鄉親們敢怒不敢言。在家道破落之后也不知道收斂，依舊橫行鄉里，遇到災荒之年，又干些殺人越貨的勾當，結果仇家越來越多，一家人惶惶不可終日。在王充祖父王汛的時候，正逢上西漢末年天下大亂，官府已不再干涉民間用武力解決私怨，為了躲避仇家的抓捕，他丟棄幾近精光的祖業，率全家遷居到會稽錢塘縣（今浙江杭州），靠經商糊口。王充父輩有二人：長子王蒙，次子王誦，王誦即王充的父親。搬到錢塘縣的王家兄弟又犯上了祖上的老毛病，斗氣逞勇比其先輩有過之而無不及，到處欺負別人，大耍無賴，后來與當地一個丁姓豪強結怨。幾番爭斗下來吃了不少虧，遂又舉家倉皇出逃，落戶上虞章鎮。
為了講述自己的家族淵源，王充在《論衡·自紀篇》中順帶記載了祖上的這些不光彩行徑，本意是為了凸顯自己出身貧賤，宗祖無淑懿之基，成功靠的是自己，同時印證自己疾虛妄而稟實言之的人生信條，結果卻遭到了很多人的誤解。史學家認為這不合綱常，斥王充為三千之罪人，怎么能自抖家丑呢？后人也多有詬病，歷詆其祖父之惡，恐難稱孝。意思是，別人都可以記，就是你王充不能記！，但王充偏偏這樣做了！在那個做出孝道就可以揚名、甚至可以做官的時代，王充反其道而行之，不為祖上諱，其特立獨行可見一斑。
在王家遷居上虞后不久，王誦迎來了長子的誕生，他就是王充。而此時王家已十分窮困，貧無一畝庇身，賤無斗石之秩。王充十歲左右時候父親去世，成為孤兒，家族頂梁柱的倒下使王充家庭更趨殘破。
孤門細族
王充一生業儒，仕路不亨，只作過幾任郡縣僚屬，且多坎坷沮阻，從事跡上看，既無悲歌慷慨之行，也無驚天動地之業。因此無論是他自己寫的長篇自紀，還是為他作的正史傳記，他的事跡都甚寥寥，實在無法引人入勝。
王充自謂出自孤門細族，但種種跡象表明，王家祖上還是比較風光的。《論衡·自紀篇》（下引此書，只注篇名）曰：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以農桑為業。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原諒）于人。歲兇，橫道傷殺，怨仇眾多。會世擾亂，恐為仇家所擒，祖父汛舉家擔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商賈為事。
元城，舊縣，在今河北大名縣東北。充說其先一姓孫一，字頗費解，論者疑有脫誤，甚是。根據上下文意，后一字下當脫姓王二字。王氏意謂其先祖一姓孫，一姓王。同祖兩姓，必是一姓之分化。頗疑王充祖先乃王孫氏之族，為先秦某工族之后，后來才分為二姓：一姓王，一姓孫。由此看來，王充的血統曾是很高貴的。
在漢代，王充祖先因功受封會稽陽亭。亭侯是漢代軍功爵之一。漢制，從軍立功者，依軍功大小可食邑于縣、鄉、亭。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以上則是縣。亭的大小，約相當于后世的堡或村。級別不高，但可坐食其稅，是個中小地主。可惜好景不長，有一年，王充家在一次突發事變中，失掉了爵命和地位。無爵可繼，有家難歸，王充的祖先們只好就近安置下來，男耕女織，以農桑為業，成了會稽郡人氏。
失掉了封爵的王充列祖列宗，都驍勇使氣，結果結怨甚多，眾人皆怨。一遇天災歲歉，王充的祖先們又干些攔路搶劫，殺人越貨的勾當，弄得千夫所指。在王充祖父王汛手上，正值西漢末年天下動蕩，秩序大亂，王汛擔心亂中被仇家綁票，于是收拾細軟，舉家擔載，或肩挑，或車載，離開陽亭，先遷會稽（今浙江紹興），最后留居于錢塘縣，以轉手倒賣，賈販經商為業。由此可見，王充的家世，由先秦王孫，而西漢封侯，進而農桑賈販，真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王充的父輩共有二人：王蒙、王誦。王誦即是王充的父親。王充祖輩好勇任氣之習，至王蒙、王誦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終于又與地方豪強丁伯家結下深仇，錢塘也不能呆下去了，遂又舉家遷入上虞。
這真是一個十足的破落之家，到王充出世時，已是貧無一畝庇身，賤無斗石之秩，再加宗祖無淑懿之德。確實是一個孤門細族之家（《自紀》）。在這個家里，迎接王充降臨的，不僅沒有任何財產、名譽地位，而且更讓他背上了一個先人無德，祖宗無行的沉重包袱。以致后來王充成名后，還有人以此來譏諷他。王充在《論衡·自紀篇》中詳盡地記載了這些家庭狀況，是比較真實的。對此，劉知幾卻不以為然，認為：王充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必責之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史通·序傳篇》）實在不是通達之論。
幼讀經史
王氏家族雖然不是地方大戶，但還沒到揭不開鍋的地步，田昌五《王充評傳》說他的家庭是屢受排擠而行將落入貧苦勞動群眾隊伍中的家庭。（《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第二卷）這個估計是合乎實際的。王家祖宗盡管在社會上大耍無賴，好勇斗氣，但對王充還是十分痛愛的，也十分注意培養。《后漢書》本傳說：充少孤，鄉里稱孝。似乎他從小不是失去父愛，就是缺乏母慈。這并不符合實際。王充《自紀》曰：充少有巨人（大丈夫）之志，父未嘗答，母未嘗非，閻里未嘗讓（譴責）。可見雙親俱在，且很慈愛，未嘗見背。王充少時，不喜歡押呢戲辱等無聊游戲。其他小孩喜歡掩雀捕蟬，戲錢爬樹，王充從來不去參與，表現出孤介寡和，端莊嚴整的氣質。這引起王誦的重視，六歲便教他讀書寫字，八歲進他上小學。書館中學童百余人，都因過失和書法不工遭到先生體罰，唯有王充書法日進，又無過錯，未嘗受責。學會寫字，王充告別了書館，開始了儒家經典的專經學習和儒家道德的修練。
《自紀》說：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眾奇。
可見王充接受的正規教育仍然是儒家的倫理，使用的系統教材仍然是儒家的經典《論語》《尚書》，與常人并無兩樣。鄉學既成，王充乃負笈千里，游學于京都洛陽。在洛陽，王充入太學，訪名儒，閱百家，觀大禮，大開了眼界，大增了學問，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實的學術風格。
負笈京師
東漢的京師在洛陽，當時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即光武帝）本是南陽的一位書生，奪得天下后，特別注重文雅，尤向儒術。史稱他未及下車，先訪儒雅，收集典籍，征招遺隱，于是四方學士，莫不抱負墳籍，云會京師。為了安撫這批飽學通經之士，光武皇帝特起太學，設博士，用他們來教授生徒，造就人才。太學既是當時全國的最高學府，而且典籍豐富，名流革集，也是全國最權威的學術活動中心。因此四方郡縣都挑選優秀青年進入太學深造，王充亦因成績優異被保送到太學學習。
王充到太學的時間，大約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謝承《后漢書》載：年13，王充見之，撫其背謂班彪曰：‘此兒必記漢事。’謝承書已佚，此文見于范曄《后漢書·班因傳》注。班因生于建武八年，比王充小5歲，班固13歲，王充到京師時，已年滿18，正當漢光武二十年。風華正茂，正是學知識，長見識的大好時機。不過，當時太學受今文經學的影響，盛行章句之學。傳經注重家法師承，先生們將先師的遺教記下，章有章旨，句有句解，稱為章句。弟子們反復記誦，味同嚼蠟；恪守師訓，不敢越雷池一步。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緯書讖記，事無巨細，皆決于圖讖，神學迷信，充斥學壇。太學教育，不僅方法僵死，而且內容虛誕。好在這時王充的前輩學者社林、鄭眾、桓譚、班彪等人都在京師，他們都是經學家，博學淹貫，號稱大儒。在數家之中，王充對桓譚和班彪最為推崇，受他們的`影響也最深。
在思想方法上，王充又得益于桓譚。桓譚（公元前23年一公元50年），字君山，沛國相（今安徽濉溪縣）人。博學多通，遍習五經，是兩漢之際著名學者。著有《新論》一書。他治學的特點也是訓詁舉大義，不為章句，與班氏父子學風相同。在思想方法上，頗具求實精神，喜好古文經學，常與劉歆、揚雄辨析疑異，尤其反對當時盛行的讖緯神學，他曾在光武皇帝面前冒著殺頭的危險非議讖緯神學，對俗儒的鄙俗見解更是深惡痛絕，常常調筆譏諷，由是多見排抵。桓譚求實的治學精神，王充特別欣賞，他在《論衡》書中多次贊賞說：（桓譚）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辨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超奇》）世間為文者眾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定賢》）
王充本來對漢代的董仲舒、、揚雄等人十分贊賞，但在數家之中，王充對桓譚最為激賞，說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論難追（《案書》片彼子長（司馬遷）、子云（揚雄）說論之徒，君山為甲。（《趙奇》）認為舒仲其文雖奇，猶可學而及之；桓譚出語高峻，非可企及。甚至與以論說為長的太史公、揚雄相比，桓譚也是首屈一指的。他說桓譚為漢世學術界值定是非，就像一個公正的執法官一樣。從前漢朝的丞相陳平出佳之前，在閻里分均若一，這是能當丞相的象征。桓譚論議平實如陳平之分物，也是當丞相的料。可惜他因非毀讖緯，貶死途中。王充將這位沒過過一天丞相癮的落拓之士稱為素丞相，以配素王；并將桓譚作《新論》與孔子作《春秋》相比美：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于《春秋》；然則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跡在于《新論》者也。（《定賢》）又說質定世事，論難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案書》）評定世間的事情，討論世間疑難，沒有一個比得上他。受桓譚的影響，王充對神學迷信、俗說虛妄也深不以為然，他后來撰著《論衡》一書，其主旨也是解釋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對作》），與桓譚《新論》的主題如出一輒。
當時在京師的青年學者除班因外，還有賈逵、傅毅、楊終等，俱曾為官蘭臺，王充也與他們有所往來。蘭臺是東漢的皇家圖書館和國家史館，在那里讀書作文，皆由公家供應紙墨，條件優越，待遇優厚，是一個清高又實惠的學術機構，因此時人稱進入蘭臺為登蓬萊，世以為榮。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東漢歹（的古文經學家。其父賈徽嘗從劉歆習《左氏春秋》。逵少承庭訓；通《左傳》及五經本文。《后漢書》本傳又說他自為兒童，常在大學，不通人間事，是一個兼得家庭教育和太學教育雙美的幸運兒。他博通五經，兼明今古，對《左傳》、《國語》、《周禮》尤其專門，特別是對《左傳》的興旺發達，功勞甚大。同時他對于今文家的《大夏侯尚書》、《谷梁傳》也十分精通。他還是漢代第一個遍注群經的大儒，史書說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余萬言，學者宗之，后世稱為通儒。明帝時，拜為郎官，與班固同在蘭臺校書。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少博學，水平中在平陵習章句，深為章句之學的破碎支離所苦惱，因作《迪志》，以殷高宗賢相傅說后裔自居，說：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遂以大義文采為務，斐然成章。章帝時，授蘭臺今史，與班賈同業，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年13為郡小吏，太守遣至京師習《春秋》。后隨郡上計吏至京師，見三府為《哀牢傳》不成，楊終因來自四川，熟悉西南民族情況，作傳上之，今天《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的《哀牢傳》就是楊傳的改編本。明帝奇其才，征詣蘭臺，拜校書郎。
班賈傅楊，俱為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共在蘭臺，酬酌詩文，好不風光！明帝水平十七年，五色雀群集，明帝下詔群儒學士各獻《神雀賦》。百官眾僚，紛紛響應，結果只有他們四人和侯諷的賦受明帝欣賞。王充記其事曰：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詔上《神雀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明帝覽焉。（《俠文》）
王充親睹其盛，好不羨慕！一再贊美說：蘭臺之史，班固、賈逵、傅毅、楊終，名香文美。（《別通》）到了晚年，窮居陋巷，還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征在蘭臺，蹈班、賈之跡，一則以還平生未遂之愿，二則以論功德之實（《須頌》），報主隆思。
博覽百家
王充在洛陽除了從名師，交勝友外，還廣沙博覽，窮讀群書。《后漢書》說王充在洛陽，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途通眾流百家之言。在熟讀經史之余，王充還兼及百家，通諸子之學。淺學俗儒多拘守經本，認為經為圣人所造，是真理所在，皓首窮經；一經之中，又專守一師之說，抱殘守缺，排斥異己。更莫說儒書以外的諸子百家了。因此他們目光短淺，見解鄙俗。王充通過對儒書與諸子百家的對比研究，認為諸子與儒經同等重要，有時子書甚至比經書還為可靠。他說：五經遭秦朝燔燒禁防，伏生之徒，抱經深藏，漢興，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之徒受經于伏生，自后名師儒者，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師徒傳相授受，形成了所謂的家法和師法。經書本身的正誤已難以辨別，更莫說經師講解的是是非非了。相反的是，秦雖無道，不播諸子。由此看來，經書有遺篇，而諸子無缺文。孰劣孰優就不辯自明了。
王充認為：諸子尺書，文篇俱在，可觀讀以正說。王充說：圣人作經也有文獻依據，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于史）亦為本，經亦為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可見諸子群籍，還是經書賴以造作的依據，哪么正可據之以定正經書。因此他說：知屋漏者在字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就像立身屋檐底下知道屋漏，身處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樣，讀讀諸子百家的書，就容易看出經書的錯誤。可是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師說，鸚鵡學舌地師師相傳，代代相襲，殊不知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書解》）。這是就經與子的關系來說的。
從一個希望成為心胸開闊、知識淵博的人來說，博涉經書以外的眾流百家更顯必要。他形象地比喻說：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鱉，其尤深者觀蛟龍。所涉歷的程度和深淺不同，其所見聞和收獲自然也不同。他說做學問也是如此：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圣室觀秘書。故人道彌深，所見彌大。他又比喻說：人們游歷都想進大都市，就是因為多奇觀也。而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他又說：大川相間（兼），小川相屬（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倘若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人做學問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別通篇》）其淵博的知識就會自然而然形成。王充經子并重，博涉眾流的特點，正是他成就其博學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還注意訓練自己通博致用和造書屬文的能力，他將當時儒學之士分為四等，即：儒生、通儒、文人、鴻儒，他說：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并且認為：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超奇》）儒生托身儒門，治圣人之經，學圣人之道，遠遠勝過不學無術的俗人；但儒生僅能死守一經，不知世務，不通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為博（《效力》），故不及博覽古今的通人；通人識古通今，誠然可貴，王充曾說過：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謝短》）但是識古通今，只是一種知識的象征，只要好學勤力，博聞強識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如果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攝以論說，此為匿書主人，好像那藏書家有書不能觀讀一樣，他認為：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如果學而不能用，雖千篇以上，是鸚鵡能言之類也。
文人能草章屬文，正是博通能用的人，故貴于通人。但是，文人僅能作單篇文章，不能連結篇章，寫成專書，所以不及能寫長文大著，自成一家之言的鴻儒。他認為鴻儒最為珍貴，如果說文人是知識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話，那么鴻儒就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特級人物，若與儒生相比，就好像裝飾華美的車子與破車，錦繡與舊袍子相比一樣；如果與俗人相比，更是猶如泰山的山頂與山腳，長狄的頸項與腳掌一樣，具有天壤之別！他們是人中超奇，世之金玉。（《超奇》）漢代的谷永、唐林，能上書言奏，依經論事，屬于文人；而董仲舒、司馬遷、揚雄、、劉歆、桓譚等人能鴻篇大論，著書立說，則是鴻儒。王充把他們與圣人同科，視為稀世之珍：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云、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并出一時……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超奇》）王充對鴻儒如此看重，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為一名為世所貴的鴻儒了。他師事班彪，不守章句，博覽百家……都是通往鴻儒之路的有效措施。
王充在京師游學歷時多久，史無明文，袁山松《后漢書》說王充趕上了漢明帝臨辟雍的盛典：充幼聰朗。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大儒論》。袁山松書已佚，這條材料見于李賢《后漢書注》。注文作《六儒論》，根據王充推崇鴻儒的思想，六儒當為大儒之誤。辟雍，周代為太學之一，漢代則作為尊儒學、行典禮的場所。據《后漢書·儒林列傳》，東漢辟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元年（56年），尚未來得及親臨其境，光武帝便駕崩了。到了明帝即位，才親行其禮。《明帝紀》說，水平元年（58年）十月幸辟雍，那么，至少在永平元年，王充尚在京師，其時他已32歲，在洛陽訪學已經14歲。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復了許多久廢的儒禮，以表示對禮治的提倡。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穿上繡著日月星辰的禮服，先祭光武皇帝于明堂，既而登靈臺，望云物，吹奏迎春的樂曲，觀察物候的變化，制定《時令》書，頒給列侯、諸王，重演了一番早為孔子所嘆惜的授時告朔之禮。
這年冬天，明帝又親臨辟雍，舉行尊老養賢之禮。事先推定年老博學的李躬為三老，曾授明帝《尚書》的桓榮為五更，這天，天子先行到達辟雍，舉行典禮，然后派人用安車蒲輪（用蒲草裹輪以免巔簸）將三老五更接來，皇帝親自到門屏之間迎接。以賓主（而非君臣）之禮迎上柞階。皇帝下詔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公九卿，各就各位。皇帝挽起龍袍，操刀親割，將肉獻（不是賜）給三老，還親自給他酌酒；五更，則由三公如此這般地侍候。接著舉行射禮，射禮完畢，明帝歸坐于講堂之上，正襟危坐，執經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不夠級別的冠帶縉紳，只有環繞著辟雍璧水，隔岸觀望了。這天，平時被人罵為窮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揚眉吐氣了一回。王充看到了這出從前只在禮書上記載著、在儒生們口頭傳誦著的敬老尊儒大典，無疑是十分興奮的，于是欣然作《大儒論》以頌其事。就是事隔數百年后，范曄作《后漢書》，在寫到這一盛況時，也不無激動地說：（明帝）坐明堂以朝群后，登靈臺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濟濟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仕途落拓
和所有的讀書人一樣，王充學成之后，也曾抱著致君堯舜的夢想，走學而優則仕的路子。可是王充在官場的境遇并不比他的老師們好多少，《自紀篇》自敘其為官履歷曰：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椽功曹；在太守，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為從事。王充一身只當過地方官，東漢地方機構，實行州、郡、縣三級制，王充歷仕三級，但都位不離掾。掾，是漢代各極機構中的屬官。在縣里，他作官至掾功曹，主管一縣人事和考功。在郡里，他曾先后在軍事長官都尉府作過掾功曹，在行政長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在州里，他亦被州刺史征辟為從事屬官。生平就沒逃脫過為人下僚的命運。
王充為官的地方，可考知者有揚州、丹陽、九江、廬江等地，《自紀篇》曰：充以元和三年（86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后入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章和二年（88年），罷州家居。這條自紀《北堂書鈔》卷73和《太平御覽》卷602引作章和二年，徙家避難揚州丹陽。有誤，章和二年應作元和二年，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非始往之年。辟，指征辟，被征去作官，不是避難。《后漢書》亦載：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辟字正作征辟講。揚州是漢武帝所置十三部（州）之一，東漢為郡上一級行政機構。丹陽、九江、廬江皆郡名，當時屬揚州部所轄。在元和三年前，王充為任何所尚不清楚。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建初元年條，根據王充《對作篇》建初孟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流民四散，圣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的自述，遂懷疑充所仕者非在會稽而在中州之郡邪？但別無旁證，難成定論。
造成王充這種徘徊州縣，淹滯不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后來王充結合自己的切身體會，曾對仕路窮通作過全面的分析和論述。《逢遇篇》將入仕宦的達與不達歸結為遇與不遇：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才高行潔，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進在眾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古人常說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賢才常有，但仕宦的機會不常有。生逢其時，仕遇其主，雖才淺德薄也因緣得進；反之，如果生不逢時，所遇非人，即使才高八斗，德比夷齊，也會落拓在野，沉淪下僚。這在缺乏健全的競爭機制時更是如此。不過王充生當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東漢王朝的上升時期，征辟舉拔之制，還是比較正常的，似乎談不上生不逢時的問題，但并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后漢書》說他仕郡為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王充也曾自紀建初初年，中州欠收，充曾上書郡守，主張厲行節儉，以備困乏，但言不納用；時俗嗜酒，充以為酒耗五谷，又有醺酒滋事之憂，奏記郡守：主張禁酒，亦不被重視。讀書人的看家本領就是建言獻策，既然言不納用，可見他遇到的確實并非知己。
王充在《累害篇》中又提出累害說：凡入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又知（智）非昏，策非味也，連遭外禍，累害之也。
仕宦留滯，行跡誣傷，有罪不除，聲名狼狽……這一切并不一定是他本人的過錯，很可能是外物的連累和陷害。王充將這些來自外物的毀傷歸納為三累三害。何謂三累三害？充說：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鄉之三累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煩：朋友反目，相為毀傷，一累也；庸才忌妒，毀傷高才，二票也；交游失和，轉相攻擊，三累也。朝之三害指出佳之后遭受的陷害：竟進者為了有限的職位互相詆毀，在長官面前捏造夸大事實，長官又不明察，信納其言，一害也；同僚愛好不同，清濁異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名聲越來越潔白，見解越來越，濁吏自慚形穢，懷恨在心，暗中收集清吏的過失，陷害重罰，二害也；長官親幸佐吏，佐吏人品不高，提拔邪回之人，對不肯附從的清正之士必然心懷不滿，在長官面前詆毀他，三害也。王充所舉的三累三害，生動而具體，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
評價
王充是東漢時期杰出的思想家，唯物主義哲學家。整個東漢二百年間，稱得上思想家的，僅有三位：王充、王符、仲長統。王符（公元85162年），字節信，著有《潛夫論》，對東漢前期各種社會病端進了抨擊，其議論愷切明理，溫柔敦厚；仲長統（公元180年220年），字公理，著有《昌言》，對東漢后期的社會百病進行了剖析，其見解危言峻發，振聾發聵。王充則著《論衡》一書，對當時社會的許多學術問題，特別是社會的頹風陋俗進行了針砭，許多觀點鞭辟入里，石破天驚。《論衡》也可以說是我國古代的一部百科全書。就物理學來說，王充對運動、力、熱、靜電、磁、雷電、聲等現象都有觀察，書中記載了他的觀點。他還解釋了人與自然的關系。王充把人的發聲，比喻為魚引起水的波動；把聲的傳播，比喻為水波的傳播。他的看法與我們今天聲學的結論是一致的：聲是物體振動產生的，聲要靠一定的物質來傳播。歐洲人波義耳認識到空氣是傳播聲音的媒介，是17世紀的事，比王充晚1600年。
范曄《后漢書》將三人立為合傳，后世學者更譽之為漢世三杰。三家中，王充的年輩最長，著作最早，在許多觀點上，王充對后二家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王充是三家中最杰出，也最有影響的思想家。
但是由于王充在書中對傳統的儒學，特別是漢代經學，進行了論難，有時甚至懷疑古經，上問孔孟，著有《儒增》《書虛》《問孔》《刺孟》等專篇，公然向神圣的經典挑戰，向孔孟圣賢發難，這就有犯天下之大不韙，因而被視為名教之罪人。清皇帝御批：王充刺孟而問孔，已有非圣無法之誅！其他學人雖然不能治其非圣無法之罪，但也多揮毫濡翰，口誅筆伐。素以危言危行著稱的大史學家劉知幾，因《論衡》書中記載了王充父祖橫行鄉里的不光彩行徑，不合乎子為父隱的綱常名教，說王充實三千之罪人！章學誠亦對王充非難儒學的作法，對他的儒家身份提出了質疑。
自《隋書·經籍志》以下，歷代目錄書都將王充《論衡》列入無所宗師的雜家類。近代經學大師劉師培又說王充是南方之支派。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在中國學壇上又曾有人說王充是儒家的反對派，是反孔的急先鋒……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自然我們今天不必為這些帶有濃厚政治偏見的褒貶，去為古人的恩恩怨怨糾纏不休，但是，從學術的角度看，我們認為不能僅憑問孔、刺孟、非儒這些表面現象就斷定他的學術派別，而應視其所問、所刺、所非的具體內容。根據王充的整體思想來分析定性，筆者認為：綜觀王充的一生言行，他不僅是一位儒者，而且是一位博學的奇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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