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龔自珍是哪個朝代的
龔自珍字璱人，號定盦，晚年時移居昆山羽琌山館，所以又被人們稱為羽琌山民。那么，詩人龔自珍是哪個朝代的呢？下面跟小編來了解一下詩人龔自珍是哪個朝代的吧！
龔自珍字璱人，號定盦，晚年時移居昆山羽琌山館，所以又被人們稱為羽琌山民。那么，詩人龔自珍是哪個朝代的呢？下面跟小編來了解一下吧！
史料記載龔自珍字璱人，號定庵，是清朝末年著名的詩人、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與此同時，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改良主義的先驅者。龔自珍1792年生于仁和，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1841年暴卒于江蘇丹陽。由于他的生平年月，人們便產生了龔自珍是哪個朝代的人這一問題。
對于龔自珍是哪個朝代的人這一問題，史料中記載的說法不一。清初、清朝中期、清末、近代這幾種說法都有，但其中清末和近代這兩種說法相對比較普遍。因此，龔自珍是清末人還是近代人這兩種說法具有爭議。那么究竟龔自珍是哪個朝代的人呢？
詳細說來，龔自珍生于1792年，當時是乾隆五十七年，在時間上處于清朝中后期，因此他生于清朝那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龔自珍卒于1841年，屬于清宣宗道光二十一年，這是一個比較有爭議的年份。一方面，1841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不久，且據史料記載，清朝是1636年到1912年，所以龔自珍是清朝人的說法成立。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史料記載，中國近代史是1840年到1949年，而綜合之前的說法按中國王朝來劃分，1841年屬于清王朝。因此關于龔自珍是哪個朝代的人這個問題的回答，說他是近代人或清代人是不矛盾的。史學家稱龔自珍屬于哪個時代的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龔自珍在那個中華民族風雨飄搖的時代，能夠看清世界的形勢，并提出相對應的措施，是值得中國人民尊敬的。
龔自珍老師是誰
龔自珍是中國清朝末期的思想家、文學家、思想家。龔自珍能在文學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離不開其老師早年對他的教導，那么龔自珍老師是誰呢？
據史料記載，龔自珍老師的名字叫宋璠，是浙江的貢生，因為他從小就懂得孝順父母，當地人都知道他是個孝子。他對龔自珍要求很嚴格，教育龔自珍要懂得勤學苦練，懂得孝順父母。所以龔家上下都對他非常尊敬。宋璠能夠有如此之才華也離不開他自己的堅持，每天都是天明起床，深夜才會入睡，博覽群書，非常辛勤的撰寫文章，卻從不去刻意結交賓客。所以才能在二十七歲那年在中順天一舉通過鄉試考上舉人，之后他就再也沒有當個普通的教書先生。
但是由于顧忌無聞，懷才不遇，在之后再也沒有考中過，所以他在三十三歲那年郁郁而終。雖然去世很早但是留下了不少于百萬字的文稿，龔自珍在檢視宋先生生前放置文稿的破箱子時，滿眼凄然。回憶起年少時候在宋先生面前求學時與先生心魂相守，一起挑燈觀書的往事就不由的感到悲哀。龔自珍老師那種孜孜不倦的治學態度對龔自珍的影響非常深刻，所以之后龔自珍為了紀念這位擁有著治學為文自得其樂、不求人知的兀傲性格的老師而寫了《宋先生述》表達了對老師的敬佩與思念之情。龔自珍寫了很多贊美老師的詩，《己亥雜詩》中的“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最為深刻，充分的表達出龔自珍對老師的敬佩之情。
龔自珍紀念館在哪里
龔自珍是浙江杭州人，是我國清末時期著名的思想家、詩人、文學家。同時龔自珍還是改良主義的先驅，曾經官至內閣中書、禮部主事等，學識淵博。曾主張革除政治中的弊端，抵制外國侵略，建議君主改善與臣子之間的關系。他的詩文還揭露清朝統治者的腐敗，字里行間洋溢濃烈的愛國情懷，被柳亞子稱譽為“三百年來第一流”。
為了紀念龔自珍，桐鄉人汪維修建了龔自珍紀念館，于1990年正式開館。龔自珍紀念館屬于中式結構，宅院有著“小米園”之稱。龔自珍紀念館位于現在的杭州城東馬巷6號，占地總面積接近七百平方米，建筑面積約為五百平方米，現在已經被列為了我國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紀念館是座清代時期風格建筑，樓房分為上下兩層五開間，非常古樸典雅。館內正堂中還置放著龔自珍的古銅色的塑像，四周墻壁上還懸掛著沙孟海以及趙補初等著名文學家寫的匾額、楹聯。還陳列著許多龔自珍的圖文簡介，以及一些代表詩以及后世之人所研究的文集，庭院里面小橋流水，假山亭榭，在花草樹木的襯托下具有古典園林的特色。
龔自珍紀念館是為了紀念龔自珍而建立的，它不僅僅只是為了紀念龔自珍，同時也是讓人們緬懷先人時能有個視覺的寄托，讓人們知道曾經有這么一位為中國的未來奮斗的先驅。
龔自珍和顧太清的關系
清道光年間，京城里謠傳著一件爆炸性的緋聞，歷史上稱之為“梅花香案”。這故事里的兩個主角分別是已逝貝勒王奕繪的側王妃顧太清和一代文豪龔自珍。顧太清自小父母雙亡，跟隨姑父姑母長大所以便隨姑父姓顧，她自幼學習詩詞更因天資聰穎，所作詩詞非常清奇精巧，在江南文壇中可以稱得上魁首；因江南山水的滋潤，顧太清生得纖瘦身材，皮膚白皙。
有一次，貝勒王奕繪南游到蘇州，在接風宴上被顧太清的明麗可人、詩詞甚嘉所吸引，后將她納為側王妃并帶回了京城。九年后奕繪因病去世，顧太清逐漸將思念亡夫的憂愁轉移到作詩題賦里，并漸漸恢復了與文人雅士的詩詞交往，其中交往密切并且常到她家里吟詩論賦的常客就是龔自珍，龔自珍顧太清兩人自此經常一起吟詩作對，但龔自珍顧太清之間的緋聞風波也是從這里開始的。
這時杭州文人陳文述來到京城并把龔自珍的憶丁香花的詩及記夢的詞巧妙聯系在一起，很快這段被誤解緋聞在京城流傳開來，再加上一些無所事事的文人的煽風點火使得本來捕風捉影的傳聞變得有理有據，流言四起而龔自珍顧太清兩人毫無招架之力，最終龔自珍被逼抑郁的離開了京城，顧太清有口難辯被奕繪的兒子載鈞趕出王府，后在養馬營租了幾間破舊屋子艱難為生。
龔自珍有什么成就
龔自珍的成就中最突出的是他的政治思想，他認為政治與學術之間相互統一且缺一不可，并倡導士大夫應把社會現狀與學問相結合，提出符合時事的“經世致用”思想；他強烈的批評清朝封建統治的腐朽專制，并且剖析了官僚制度及科舉取仕制度一系列弊端，他認為當時的清朝已經處于衰世；他提倡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建議合理調節君臣關系及更改納稅方法來促進國家的發展以實現長治久安。龔自珍的成就還包括他強烈的愛國精神，面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的強大威脅，他支持林則徐的禁煙運動，堅決抵制鴉片交易，并寫詩表達出對禁煙斗爭的關心；他還站在保家衛國的立場上，要求當時的清朝皇上鞏固邊防，來抗擊沙俄的侵略，他還提出要在邊防發展農業及訓練大量實戰士兵的具體方案，來實現國家的穩定發展。
龔自珍的成就還包括他的文學創作，他認為文學必然有用，并認為詩歌的創作都是以社會現實為基礎，因為他的詩大都是著眼當前時事來表達議論，并將抒情、時事與藝術相統一，通過多樣的形式、不拘一格的風格及豐富的想象來表達情感，也正是他這種采用完全不同于以往詩詞的表達方式，開創了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的新篇章。
龔自珍的資料與評論
嘉慶、道光之際，封建政治的腐敗使社會矛盾不斷積累，新舊思想的沖突也愈益激烈。天才的龔自珍在這一時期的文壇上，以傲岸的姿態發出極具穿透力與震撼力的聲音，把清中期的文學推上更具有自覺的抗爭性的高度。卒于1841年的龔自珍，其作品與鴉片戰爭引起的劇烈變化關系不大，原是自然的事情。而他在鴉片戰爭前夕對社會弊端的揭露和對社會危機的思考，也主要集中于封建專制所造成的士林中普遍性的精神萎弱與人格墮落，并以個性解放、人格完善為社會發展的前提。這是整個清中期文學合乎邏輯的發展，也是元明以來幾經波折的進步思潮的合乎邏輯的發展，這是首先應該注意到的。
龔自珍（1792—1841）一名鞏祚，字璱人，號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九年（1829）進士，官禮部主事。
四十八歲辭官南歸，兩年后暴卒于丹陽云陽書院。他少時從外祖父、著名學者段玉裁受文字學，二十八時轉歲從劉逢祿受經今文派的春秋公羊學，并往往用之來“譏切時政，詆排專制”（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他學識宏富，通經史、諸子、文字音韻及金石學，精研西北歷史地理，晚年愛好天臺宗佛學，并以詩、詞、文著名，既是敏銳而深刻的思想家，又是富于激情和想象力的文學家。著有《定盫文集》等，今人輯有《龔自珍全集》。
龔自珍位列下僚，而關心天下大事，是清代第一個站在獨立的學者立場上以個人的思考為依據縱橫議論時政的人物，這是他受后人尊重的重要原因。這類文字中，一部分是關于實際政務的建議。如《西域置行省議》主張移民屯墾新疆，以發展西部經濟、鞏固邊防；《罷東南番舶議》已佚，但可以肯定同禁絕鴉片貿易有關，以文章的題目結合他寫給林則徐的《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來看，龔自珍對發展正常的中外貿易的意義認識不足，但他清楚地看到了鴉片入侵對于中國的巨大危險。這些都反映了他的政治遠見。但更重要的，是那些表現他對社會問題的深入思考、揭露封建政治根本性弊端的作品，如《乙丙之際著議》、《壬癸之際胎觀》、《古史鉤沉論》、《明良論》、《尊隱》、《論私》等。
在哲學上，龔自珍把自我的主體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謂“天地，人所造，眾人自造，非圣人所造”，“眾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壬癸之際胎觀第一》），是把“我”視為宇宙中唯一的、根本性的和化生一切的意志力量，它等于宗教中的“上帝”。這種唯心主義思想，為維護具體個人的自我價值提供了哲學根據。在《論私》中，龔氏強調“私”乃是人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基點，在公認的美德中，愛國并非愛他人之國，忠君也不是忠他人之君，乃至人們孝其父母，愛其子女，貞于其夫，無不是有“私”的表現，完全離于“私”的行為根本是不存在的。這種議論不僅僅是對私利的肯定，而且接觸到道德作為利益的保障而存在的實質，具有相當深刻的意義。
而社會衰弱不振的根本原因，在龔自珍看來，是個人的尊嚴和創造才能受到壓抑，尤其是作為社會中堅的士大夫普遍人格低落。一方面，士大夫屈服于專制制度，唯知阿諛取媚，“自其敷奏之日，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那些政要之官，“知車馬服飾、言詞捷給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明良論二》）。官場中“累日以為勞，計歲以為階”，一片死氣沉沉（《明良論三》）。另一方面，當“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聲音笑貌亦戮之”（《乙丙之際著議第九》）。
社會以其物質與思想的統治力量使有才者歸于平庸或沉默，以至“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則非但鮮君子也，抑小人甚鮮”（同上）。而社會使個人失去發展的可能，其自身也同樣失去發展的可能，遂成為“三等之世”中最下等的“衰世”，“亂亦竟不遠矣”（同上）。在《尊隱》一文中，作者更直接指出，由于作為統治力量中心的“京師”不能受容人間的智慧精英，才士淪落在野，將“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這意味著社會將發生巨大的變動。
從封建體制在根本上失去自我更新的生機而不僅是從一些具體現象來看待清王朝的衰微，這是龔自珍不同凡響之處。
他不僅預言了這個王朝的敗落，實際也預言了整個封建體制不可挽救的敗落。
龔自珍的思想與乾嘉學術有內在的聯系，乾嘉經史考據之學，固然有逃避現實矛盾的弊病，卻包含著“實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和從中國數千年歷史來看待現實的寬廣眼界，這就是龔氏所謂“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乙丙之際著議第九》）。他的很多議論，更是直接運用了經今文學闡發“微言大義”的立論方法。但這一點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是社會發展的結果。龔自珍絕少援引明人學說，但他的許多核心論點，卻恰與李贄相近。
譬如對自我的重視、對私利的肯定、對“童心”的贊美，以及以“才”之盛衰為“世”之盛衰的標志等等。這正表明在突破封建專制、推動社會進步的過程中，這些要求是必不可少的。
龔自珍吸引后人的地方，不僅在他的思想的深刻，而且也在于他的人格的魅力。他是一個高傲的人，在當時那種衰腐而壓抑的社會氣氛中，特別表現出一股勃發的英銳之氣。他鄙視庸庸碌碌的卑惡世俗，《識某大令集尾》痛詆身為“陽湖派”領袖、頗有文名的惲敬學浮行偽，唯以巧言欺世，顯示出對這一類正統派人物的極度憎厭。他激烈地追求個性解放，堅定地維護自己獨立的人格，就像《定八箴·削成箴》所宣稱的，“天地之間，幾案之側，方何必皆中圭，圓何必皆中璧，斜何必皆中弦，直何必皆中墨”，他只是他自己，不必合于任何既定的準則！這種傲岸的精神和“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雜詩》）的激越追求，是支撐他的詩文創作的內在骨架，也是使后來的改革志士感到震撼的重要因素。
龔自珍的政論及學術論文，議論縱橫無羈，也常帶有感情色彩。另一部分記人物、述行旅的作品及各種抒發人生感想的雜文，文學性更強。他描寫人物，喜歡凸現其兀傲不群的個性，從中也寫出自己的性情與好惡。如《吳之癯》、《記王隱君》、《杭大宗逸事狀》、《王仲瞿墓表銘》等，均有這種特色。《吳之癯》所寫人物有作者自身的影子。這位“癯”于世多憂，好言人過，指京師郎曹為“柔而愎”，尚不如古人的“剛愎”；責“王公大人之清正而儉者”為“神不旺，不如昔之言行多瑕疵者”，鋒芒銳利，反映了龔自珍對他所處“衰世”的特異眼光。紀行文中，《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從揚州表面的“承平”氣象中，感受到一種“蕭疏澹蕩、泠然瑟然”的衰暮氣氛，寄慨良深。《病梅館記》借物抒志，更為人們所熟悉：
江寧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溪，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為美，直則無姿；以欹為美，正則無景；梅以疏為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夭梅，病梅為業以求錢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為也。
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
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縛。以五年為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辟病梅之館以貯之。
嗚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閑田，以廣貯江寧、杭州、蘇州之病梅，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
數百字的短文，熔敘述、議論、抒情于一體，借梅喻人，揭露病態的社會使人材不能得到自然健康的生長，表達了掙脫枷鎖、追求自由發展的愿望和救世之心，意味深長。
龔自珍的散文恰與桐城派形成對立，不僅思想旨趣大異，文章風格也完全不同。龔氏文無定式，不屑斤斤于結構與辭藻，其風格或切直或詭奇，均是隨筆直書，任意驅使語言，顯示出大家才有的自信和力量。有時文句詰屈而不通暢，文意奧澀而難解，但必有警悚人心的特殊內涵和非常情致的文筆，非徒為怪異者可比。
龔自珍是一個思想家，又有詩人的氣質，猶如《己亥雜詩》所寫：“少年哀樂過于人，歌泣無端字字真。既壯周旋雜癡黠，童心來復夢中身。”作為一個時代的先覺者，一個不甘遁世自適的志士，他的精神常是痛苦的。“簫和劍”是他反復使用的意象，代表著他多情易感和豪放任俠的兩面。從早年的“怨去吹簫，狂來說劍，兩樣消魂味”（《湘月》詞），到晚年的“劍氣簫心一例消”（《己亥雜詩》），他在人間走過與世寡合、孤傲悲慨的行程。但不管怎樣，他的詩中總是有一種睥睨俗世的奇氣、高揚飛越的人格精神。
抨擊時弊之作代表著龔自珍詩歌的一個方面。如大型組詩《己亥雜詩》中，“津梁條約遍南東”一首寫鴉片的危害，“不論鹽鐵不籌河”一首揭發統治者的無能和對民間的搜括；
另外，《馎饦謠》用活潑的歌謠體詼諧地描繪了當時物價暴漲的情況，下面這首《詠史》詩，則尖銳地刻畫出士林的卑瑣情狀：
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
在“金粉東南”，官場士林是一片茍且無聊卻自命風流的景象，而這正是清王朝運用高壓手段，使“天下之廉恥”被“震蕩摧鋤”（《古史鉤沉論一》）的結果。詩人不禁追問：像田橫五百壯士所表現的英雄主義精神，難道在世間已不可復得了嗎？這里交雜著對于民族前途的絕望和希望。
更多的詩作，抒發了詩人在自身生活遭遇中的感受。他這樣一個思想敏銳、感情和個性強烈的人物，與周圍郁悶的環境不可避免要發生沖突；在這種沖突中，他又始終保持著桀驁不馴的姿態。他曾這樣吟詠：
貴人一夕下飛語，絕似風伯驕無垠。平生進退兩顛簸，詰屈內訟知緣因：側身天地本孤絕，矧乃氣悍心肝淳！欹斜謔浪震四坐，即此難免群公瞋。（《十月廿夜大風不寐起而抒懷》）
“驕無垠”的“貴人”和瞋目而視的“群公”構成巨大的壓迫，令詩人感受到在天地間的“孤絕”。這首詩雖是就某一具體事件而發，但在詩人的生活中卻有普遍性的意義。因此，在龔自珍詩中，常常會看到浩蕩涌發的悲哀：“情多處處有悲歡，何必滄桑始浩嘆”（《雜詩》），“百臟發酸淚，夜涌如原泉”（《戒詩五章》），如此等等。但這絕不是弱者的哀號，而是壯士在孤獨的抗爭中的自傷，在這種自傷中，詩人的精神仍然保持著強大的擴張力。他的詩以奇特瑰麗著稱，就是這種精神力量的藝術表現。
黃金華發兩飄蕭，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紅簾底月，四廂花影怒于潮。（《夢中作四截句》之二）
“六九”為陰陽卦象，以指造化循環的劫數。在這里，詩人以自由的夢想幻造出氣勢磅礴的瑰麗意境。此外，如“西池酒罷龍慘語，東海潮來月怒明”（《夢得“東海潮來月怒明”之句醒足成一詩》），“秋心如海復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秋心三首》），“不容明月沉天去，卻有江濤動地來”（《三別好詩》），“今日簾旌秋縹渺，長天飛去一征鴻”（《己亥雜詩》）等等，無不具有想象突兀、辭句奇麗、意象飛動的特點。
甚至，詩人寫落花，會是“如錢唐潮夜澎湃，如昆陽戰晨披靡，如八萬四千天女洗臉罷，齊向此地傾胭脂”（《西郊落花歌》）。在這一類詩中，可以感受到激烈的情緒律動，和詩人的靈魂在重重壓抑中飛騰起舞的姿態。
有時候，龔自珍也不能不感受到生活的空茫，想要擺脫種種矛盾的糾葛，尤其是心理上的重壓。《寒月吟》之一述欲與妻何氏共隱杭州、幽居以老之意，開頭“夜起數山川，浩浩共月色，不知何山青，不知何山白”數句，寫出一種凄冷景象和幽憂之情。但他的詩總體上還是表現著奮發進取、沖決奔放的力量。
情詩在龔自珍的'集子中也占有一定比例。這固然是其“不檢細行”的生活印痕，亦是他在沉悶的人間尋求性情之真、尋求美麗的人生夢想的記錄。下面是《己亥雜詩》中的一篇：
能令公慍公復喜，揚州女兒名小云。初弦相見上弦別，不曾題滿杏黃裙。
語言很輕快，卻是一往情深，寫出狂士的灑落之態。而有的詩，則以瑰麗悱惻之筆，描繪若仙若幻的異性風采，如《能令公少年行》中的一節：
美人十五如花秾，湖波發鏡能照容，山痕宛宛能助長眉豐。一索鈿盒知心同，再索班管知才工，珠明玉暖春朦朧，吳歈楚詞兼國風，深吟淺吟態不同，千篇背盡燈玲瓏。
這是幻想中的俊侶。《己亥雜詩》中一篇言及秦皇漢武，有所謂“設想英雄垂暮日，溫柔不住住何鄉？”情成了人生的最后寄托，這和《紅樓夢》所寫人生感受，有著相同之處。
龔自珍論詩，嘗言：“人以詩名，詩尤以人名。……詩與人為一，人外無詩，詩外無人。”（《書湯海秋詩集后》）又稱：
“我論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歌筵有乞書扇者》）
詩的個性和激情是他最為重視的，其余均可不論。他的詩也正是他一生的寫照，具有獨創和新異的面目。形式上包括古體近體、長篇短章，《己亥雜詩》用三百十五首七言絕句組成，述其辭官南歸時經歷和平生感慨萬端之意，尤為特別；語言風格則有時平易有時深奧，多議論而熱情洋溢。他曾說：“欲為平易近人詩，下筆清深不自持。”（《雜詩》）欲平易而不得，是因為他的獨特的感受、深邃的思想、復雜而活躍的情緒，需要有特別的意象和語言結構來表現。他的詩，給人以奇麗非凡、縱橫浩博的感覺，非漢魏亦非唐宋之貌，完全是龔自珍獨有的風格。有些詩寫得奧澀，有些詩情緒幽暗，或許與可以指為缺點，但他的天才創造是值得欽服的。當然，這里也有時代的因素，其詩歌的張力，根本上來自不斷高揚的個性精神對于封建壓抑的激烈沖擊。
龔自珍也擅于同，于哀婉綺麗中多嵌崎不平之氣。如下面這首《湘月》寫作者離開家鄉杭州十年中遭受挫折的感怨：
天風吹我，墮湖山一角，果然清麗。曾是東華生小客，回首蒼茫無際。屠狗功名，雕龍文卷，豈是平生意？
鄉親蘇小，定應笑我非計。才見一抹斜陽，半堤香草，頓惹清愁起。羅襪音塵何處覓？渺渺予懷孤寄。怨去吹簫，狂來說劍，兩樣消魂味。兩般春夢，櫓聲蕩入云水。
龔自珍的各方面的創作，既有狂傲的個性、自由的精神，又有深刻的思想和對國家與民族前途的熱情，這對于隨后的社會發生劇烈動蕩時期的文人，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梁啟超說：“自珍性詄宕，不檢細行，頗似法之盧騷；喜為要眇之思，其文辭犿詭連俶，當時之人弗善也。……雖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稍進乃厭其淺薄。”（《清代學術概論》）這里指出了龔自珍的思想學說及人格精神對于清末有志于改革的“新學家”的啟蒙作用，也實際證明了自元明以來到龔自珍再到清末民初的思想文化的推進，具有內在的連續性。至于梁氏譏龔為“淺薄”，未免有以“新學”自負的味道。但這又說明了另外一點，即由于清末引進了先進的西方文明，中國的思想界產生了一種跳躍式的前進。
龔自珍簡介
龔自珍出身官宦世家，后更名鞏祚，號定庵，是清代改良主義及近代啟蒙思想的的先鋒。龔自珍故事記載他生于1792年，是龔家的長房長孫，他自幼接受母親的教育，喜歡學習詩文，從8歲起研究小學，12歲學《說文》，往后更是研習科名掌故，察古今管制，研讀目錄學及金石學等，同時在文學上體現出了他出色的創作才華。
龔自珍故事講述了他想要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的一些經歷，嘉慶十五年他考順天鄉試只得二十八名，二十三年浙江鄉試始中舉，次年再次螺旋，于二十五年入仕任內閣中書。這時他逐漸接受社會現實，并從科舉考試的失利中覺察出科舉制度的腐敗，產生了改革的想法，著《佇泣亭文》并于同年戒詩。
龔自珍故事最后強調了他的政治抱負，嘉慶二十四年會試失利后他又參加了五次會試，都以失敗告終，期間他仍為內閣中書，后雖不斷調遷但都是查漏補缺卑微困厄的職位。
龔自珍 - 個人概述
龔自珍(1792～1841)中國晚清思想家，史學家、詩人。一名鞏祚，字瑟人，號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二十七歲為舉人。道光元年(1821)官內閣中書，任國史館校對官。九年，始成進士。官至禮部主事。十九年，棄官南歸。二十一年，于江蘇云陽書院猝然去世。龔自珍初承家學淵源，從文字、訓詁入手，后漸涉金石、目錄，泛及詩文、地理、經史百家。受當時崛起的春秋公羊學影響甚深。面對嘉道年間社會危機日益深重，他棄絕考據訓詁之學，一意講求經世之務，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時代所撰《明良論》、《乙丙之際著議》等文，對封建專制的積弊，進行揭露和抨擊。他的思想為后來康有為等人倡公羊之學以變法圖強開了先聲。中年以后，雖然志不得伸，轉而學佛，但是“經世致用”之志并未消沉。他支持林則徐查禁鴉片，并建議林則徐加強軍事設施，做好抗擊英國侵略者的準備。龔自珍一生追求“更法”，雖至死未得實現，但在許多方面產生了有益的影響。在社會觀上，他指出社會動亂的根源在于貧富不相齊，要求改革科舉制，多方羅致“通經致用”的人才。在哲學思想上，闡發佛教中天臺宗的觀點，提出人性“無善無不善”，“善惡皆后起”的一家之談。在史學上，發出“尊史”的呼吁，并潛心于西北歷史、地理的探討。在文學上，則提出“尊情”之說，主張詩與人為一。他生平詩文甚富，后人輯為《龔自珍全集》。
龔自珍 - 個人生平
龔自珍一生可分三個階段：
①20歲以前，在家學習經學、文學。他自幼受母親教育,好讀詩文。從8歲起學習研究經史、小學。12歲從段玉裁學《說文》。他搜輯科名掌故；以經說字、以字說經；考古今官制；為目錄學、金石學等。同時，在文學上,也顯示了創作的才華。13歲，作《知覺辨》,“是文集之托始”；15歲，詩集編年；19歲，倚聲填詞；到21歲，編詞集《懷人館詞》3卷、《紅禪詞》2卷。段玉裁作序說他“所業詩文甚夥，間有治經史之作，風發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為長短句”，“造意造言,幾如韓李之于文章”，認為“自珍以弱冠能之，則其才之絕異，與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懷人館詞序》)。這可以說是對龔自珍20歲以前學習的概括總結。
②20歲至28歲，應鄉試至入仕時期。嘉慶十五年(1810)，龔自珍19歲,應順天鄉試,由監生中式副榜第28名。二十三年(1818)又應浙江鄉試,始中舉,主考官為著名漢學家高郵王引之。次年應會試落選，嘉慶二十五年(1820)開始入仕，為內閣中書。這時期他逐漸接觸社會政治現實,并從科試失意中體驗到政治腐敗,產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從劉逢祿學習《公羊傳》。他寫出了《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尊隱》、《平均篇》等政論文。嘉慶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佇泣亭文》及詩集一冊請教“吳中尊宿”王芑孫。王認為他“詩中傷時之語、罵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譜外紀》)。同年，他開始戒詩。今存這時期詩，有《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等。
③29歲至去世。嘉慶二十四年會試落選后，他又參加五次會試。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會試,始中進士，時年38歲。在此期間，他仍為內閣中書。道光十五年（1835），遷宗人府主事。改為禮部主事祠祭司行走。兩年后，又補主客司主事。這類官職都很卑微，困厄下僚。48歲，辭官南歸（道光十九年，1839）。50歲，暴卒于丹陽云陽書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時為鴉片戰爭第二年。這時期,他對政治現實認識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議,寫出許多著名評論,如《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阮尚書年譜第一序》、《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歷史、哲學論文如《古史鉤沉論》等。也有不少文學散文名篇，如《捕蜮》、《書金伶》、《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病梅館記》等。他的許多著名詩篇，如《能令公少年行》、《詠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雜詩》等，也都是這時期作品。龔自珍墨跡政治學術思想 龔自珍生活的時代，是統一的封建國家面臨沒落崩潰、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新階段，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不斷加深。
龔自珍從青年時起，就深刻地意識到封建國家的嚴重危機,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性。“秋氣不驚堂內燕,夕陽還戀路旁鴉。”（《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梁啟超說:“舉國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龔自珍、魏源)輩若不勝其憂危，恒相與指天畫地，規天下大計。”（《清代學術概論》）早在嘉慶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戶”，“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議》)。在道光三年，他深刻認識到外國資本主義侵略造成嚴重的民族危機，指出“近惟英夷，實乃巨詐，拒之則叩關，狎之則蠹國”（《阮尚書年譜第一序》）。他對時代的危機，不止是敏銳地感覺它，而且也積極地建議挽救它；他肯定未來時代的必然變化，并寄以熱情的幻想和希望。龔自珍處在過渡時代的開始階段。他的思想發展，有一個艱苦、復雜和曲折的過程。他最初接受的是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為代表的正統派考據學。但他沖出考據學的藩籬，不為家學和時代學風所囿。在現實社會運動主要是農民起義的啟發下，他以特有的敏銳的眼光，觀察現實，研究現實。在《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等文中，他對腐朽黑暗的現實政治和社會，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平均篇》指出了貧富不均所造成的社會敗壞現象及其危險的后果:“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即至喪天下”；提出“均田”的改革主張，要求“貴乎操其本源，與隨其時而劑調之”，“挹彼注茲”，平均貧富。在《尊隱》中，他隱晦曲折地表現出對農民起義的大膽想象和熱情頌揚，向往著未來時代的巨大變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徹底的。后來他看到均田制是辦不到的，又作《農宗篇》。主張按宗法分田：大宗百畝，小宗、群宗二十五畝，其余閑民為佃農。其目的是“以中下齊民，不以上齊民”，建立以中小地主為基礎的封建統治。由于未能突破封建階級的根本立場，因此，他在《農宗答問第一》及《農宗答問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龔自珍到30歲前后，在學術思想上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他從對正統派考據學嚴歷地批判到堅決拋棄考據學，接受今文經學《春秋》公羊學派的影響，從劉逢祿學習，“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家”（《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但他肯定考據學的有用的部分；同時也批判今文經學雜以讖緯五行的“惡習”，而主張“經世致用”，倡導學術要為現實政治服務。從此他更自覺地使學術研究密切地與現實政治社會問題聯系，研究的課題更為廣泛。他“為天地東西南北之學”，研究地理學，而特別致力于當代的典章制度和邊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圖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對現實政治社會問題也提出了積極的建議，寫《西域置行省議》和《東南罷番舶議》，主張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鞏固西北邊疆。隨著生活經驗和歷史知識的增長，以及政治、學術思想的逐漸成熟，他深入探討了天地萬物以及社會文化的起源和發展問題，并把經史、百家、小學、輿地以及當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統一起來，形成一個相當完整的歷史觀。他說：“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史存則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鉤沉論二》）這里有前輩章學誠“六經皆史”觀點的影響，但比章說更擴大、通達、完整，更有科學性和戰斗性。他把古代的一切歷史文化的功罪完全歸結到史官，并以當代的史官即歷史家自任。他認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從全面著眼，作客觀的、公正的現實政治社會的批判。這實際是要使歷史和現實政治社會問題即“當今之務”聯系起來，應用《春秋》公羊學派變化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在“尊史”的口號下，對腐朽的現實政治社會作全面的批判。這就是他在《尊隱》里所尊“橫天地之隱”的具體化。與此同時，他繼續不斷地關心現實政治社會的重大問題，不斷地提出批判和建議，始終沒有與庸俗官僚同流合污。道光九年(1829)殿試《對策》中，他肯定經史的作用，更指出經史之用必以現實問題為依據，“不通乎當世之務，不知經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緩、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對現實問題，特別關切西北邊疆和東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國蒼生”，“益誡西邊將帥”。同年十二月，有《上大學士書》，建議改革內閣制度。他對腐朽的官僚機構和庸俗官僚深惡痛絕。道光十二年(1832)夏，又有手陳“當今急務八條”，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濫”。道光十八年(1838)，林則徐奉命到廣東海口查禁鴉片，他作了《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則徐“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答難義,一種歸墟義”。主張嚴禁鴉片，堅決抵抗英國侵略者;主張和外國作有益的通商,嚴格禁止奢侈品的輸入；并駁斥了僚吏、幕客、游客、商賈、紳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論調。在中英鴉片戰爭發生后，江蘇巡撫梁章巨駐防上海，他在丹陽書院于暴死前數日寫信給梁“論時事,并約即日解館來訪,稍助籌筆”（梁章巨《師友集》卷六《仁和龔定盦主事》條），表示希望參加梁章巨的幕府，共同抵抗英國侵略者，更表現出堅決反抗外國侵略的愛國主義精神。
龔自珍在中年以后，隨著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煩惱和痛苦，“坐耗蒼茫想，全憑瑣屑謀”(《撰羽林山館金石墨本記成，弁端二十字》)。有時想以“搜羅文獻”自熨，“狂臚文獻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緣”（《猛憶》）；甚至想“發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間的解脫。但他愛祖國,關心現實,無法排除“外緣”，終于成不了佛教徒。龔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導方面說，雖然他的批判不徹底，改良的目標不明確，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態度始終是積極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現實統治為“衰世”，為“日之將夕”，確信未來時代的巨大變化，并寄以極大的熱情和希望，也是始終一貫的。他是在中國封建社會開始發生重大變化的前夕，一個主張改革腐朽現狀和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啟蒙思想家。
龔自珍 - 文學創作
他一生創作，詩、詞、文都有建樹，被后世稱為“近代文學開山作家”。著有《龔自珍全集》傳世。龔自珍的文學創作，表現了前所未有的新特點，開創了近代文學的新篇章。龔自珍認為文學必須有用。他說，“曰圣之時，
以有用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語在斯，求文學之美，豈不在斯”（《同年生吳侍御杰疏請唐陸宣公從祀瞽宗……》）。指出儒學、政事和詩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認為詩和史的功用一樣，都在對社會歷史進行批評，文章、詩歌都和史有源流的關系。他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詩經》是史官采集和編訂起來的，而且“詩人之指，有瞽獻曲之義，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七》)。因此，選詩和作史的目的，都是“樂取其人而臚之，而高下之”，進行社會歷史批評。所以他把自己的詩看成“清議”或“評論”,“貴人相訊勞相護,莫作人間清議看”(《雜詩，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漢制，詩成侍史佐評論”(《夜直》)。從這一詩論觀點出發，他認為詩歌創作的動機是由于“外境”即現實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風吹水，萬態皆有，皆成文章”（《與江居士箋》），不得不然。而創作方法則和撰史一樣，應利用一切歷史資料（《送徐鐵孫序》）。龔自珍的詩和他的詩論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葉以來詩壇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絕少單純地描寫自然景物，而總是著眼于現實政治、社會形勢,發抒感慨,縱橫議論。他的詩飽含著社會歷史內容，是一個歷史家、政治家的詩。他從15歲開始詩編年,到47歲,詩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聽高歌，少作精嚴故不磨”;“少年哀樂過于人,歌泣無端字字真”（《己亥雜詩》）。這些“精嚴”而“字字真”的少作，雖然都已失傳，但當時卻是針對政治腐敗和官僚庸俗的“傷時”、“罵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視為“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幾次戒詩。
嘉慶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開始戒詩，次年夏因考軍機章京未被錄取，賦《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編了兩卷《破戒草》后，又發誓戒詩，“戒詩昔有詩，庚辰詩語繁”正是憤慨于他的詩不能為腐朽庸俗社會所容忍。所以后來他又破戒作詩。龔自珍詩今存的600多首,絕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內容仍是“傷時”、“罵坐”。道光五年的一首《詠史》七律是這類詩的代表作。詩中詠南朝史事，感慨當時江南名士懾服于清王朝的險惡統治，庸俗茍安，埋頭著書，“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詩末更用田橫抗漢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誘騙文士的用心：“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 所作七律《釋言四首之一》，憤怒反譏庸俗官僚對自己的誹謗，“木有文章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對自己的嫌棄,“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勞上相損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雜詩》中，詩人不僅指出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的侵略和危害,統治階級的昏庸墮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難,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內疚，如“只籌一纜十夫多”、“不論鹽鐵不籌河”等，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龔自珍更多的抒情詩，表現了詩人深沉的憂郁感、孤獨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籟無言帝座靈”，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觀中，寄托著詩人清醒的志士孤憤，抒發著對天下死氣沉沉的深憂。道光六年的《秋心三首》七律，“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深深為邊塞形勢擔憂，感慨仗劍報國的志士無多，更缺少知音的同志。他常常用“劍”和“簫”、“劍氣”和“簫心”來寄托他的思想志向。“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漫感》）；“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己亥雜詩》)；對于自己的志向抱負不能實現，深為苦悶。在“拋卻湖山一笛秋，人間天地署無愁”（《夢中作四截句》）的現實環境下，詩人除了抒發感慨、縱橫議論之外，回憶值得留戀的快樂的過去，幻想現實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乃成為詩人思想中一種必然的發展和出路。因此，在詩人的許多作品中表現了重重矛盾。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詩相當集中地表現了詩人思想中的矛盾。詩中有逃向虛空的消極因素，更多的積極意義在于詩人對無可奈何的現實社會環境的極端厭惡和否定，因而在《己亥雜詩》“少年尊隱有高文”、“九州生氣恃風雷”二詩中，他確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時代變化必然到來，希望“風雷”的爆發，以掃蕩一切的迅疾氣勢，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氣沉沉的局面。
龔自珍 - 個人影響
作品《病梅館記》，選自《龔自珍全集·定盦文集》。文章借文人畫士不愛自然健康的梅，偏愛梅的病態“美”，致使梅橫遭肆虐，備受摧殘，而不敢說出他們的隱衷為實例，諷喻清朝嚴酷的思想統治與壓制摧殘人才的罪惡，揭露反動統治兇惡的本質與虛偽的伎倆，決心甘受詬厲，做治梅的工作，表現對被損害者的同情，敢于反抗的戰斗精神與渴望追求自由解放的主張。寫作上，運用諷喻手法影射現實政治，寓意深刻；用“文人畫干”喻清朝統治者，用種種癖好喻統治者的種種暴政，諷喻精當，含蓄而深刻；語句運用中，又恰到好處地采用許多排比句式，更增加了文章的表達效果。
龔自珍 - 人物評價
龔自珍，近代文學開風氣的人物，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文學家。祖父、父親均在北京做官，母親善吟詩繪畫，是個女才子，外祖父段玉裁是位文字學家。龔自珍自小就受到良好的學術與文學的教養和熏陶。他小時候就讀書廣泛，關心國事，產生改革變法的思想。他在科舉上不得志，27歲中舉，38歲才中進士，曾任內閣中書、禮部主客主事20余年，始終是個七品小京官，無法施展抱負。48歲時，他終于對官場厭倦，不抱希望，憤然辭官還鄉，不久與世長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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