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籍是哪個朝代的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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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籍是哪個朝代的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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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籍是哪個朝代的詩人

　　張籍（約767～約830），唐代詩人。

　　張籍簡介

　　字文昌，漢族，和州烏江（今安徽和縣）人，郡望蘇州吳（今江蘇蘇州）1 。先世移居和州，遂為和州烏江（今安徽和縣烏江鎮）人。世稱“張水部”、“張司業”。張籍的樂府詩與王建齊名，并稱“張王樂府”。著名詩篇有《塞下曲》《征婦怨》《采蓮曲》《江南曲》。1 《張籍籍貫考辨》認為，韓愈所說的“吳郡張籍”乃謂其郡望，并引《新唐書·張籍傳》、《唐詩紀事》、《輿地紀勝》等史傳材料，駁蘇州之說而定張籍為烏江人。

　　張籍生平

　　張籍出身寒門，故其上世已無可考。大約因自幼家境不好，他年紀很小時就遠離故鄉。他的《遠別離》詩說：“念君少年別親戚，千里萬里獨為客”，其實正是他的自況。這一別家門，直到二十多歲才得回鄉。起初他曾在鵲山漳水一帶（今河南省西南部）求學，跟后來與他齊名的詩人王建同學十年。同學期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王建《送張籍歸江東》說：“昔歲同講道，青襟在師旁。出處兩相因，如彼衣與裳。”張籍《逢王建有贈》說：“使君座下朝聽《易》，處士庭中夜會詩；新作句成相借問，閑求義盡共尋思。”可以想見兩人之間的情誼。

　　學業結束后，青年張籍就開始了浪跡天涯的羈旅生活，游歷的目的是“年少才高求自展”。從他的記游詩看，足跡曾到過今北方的晉、冀、豫、陜等地。別王建后先去咸陽，后折回，最北曾到達薊北（今河北北部）。大約在這兒動了歸思，又重經王建處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王建的《送張籍歸江東》詩即寫于此時，詩中描寫了張籍這次失意南歸的情況：“行成歸此去，離我適咸陽。失意未還家，馬蹄盡四方。訪余詠新文，不倦道路長……歸鄉非得意，但貴情義彰。”少小離鄉，一旦返歸，應當是高興的，但十年苦學，四處奔波，而夙愿未遂，連一個立身之地都未找到，豈不讓家人失望？他在《南歸》詩中表達了這種沉重的心情：“骨肉望我歡，鄉里望我榮；豈知東與西，憔悴竟無成！”正因為如此，歸家不久，他又再次出外浪游。約由江浙經虔州（今江西贛州），而后直到嶺南、蠻中（今廣西柳州附近）。長期客游的生涯是難耐的，他甚至發出過“幾時斷得城南路，勿使居人有行役”（《遠別離》）的慨嘆。這次南游，結果仍是“憔悴竟無成”，約在貞元十二年（７９６）秋前，他又一次失望地返回和州。

　　這時張籍雖然只有二十五、六歲，但長期奔走異鄉的豐富閱歷，不斷追求而又不斷碰壁的坎坷遭遇，使他備嘗人間冷暖，飽經世上風霜。就他個人生活來說，這是他十分不幸的時期，而對一個現實主義詩人來說，卻又是一個十分珍貴的時期。正是這段艱苦的經歷，才使他得以和底層人民有了廣泛的.接觸，體察到生活的各個細部，透視到社會的種種弊端：而這些，正是參天的藝術之樹所賴以生長的深厚土壤。張籍的一些人民性最強的作品，大多產生或孕育于這一時期。他以獨特的藝術筆觸，為我們繪下了中唐時代，包括農夫野老、征人怨女等各種勞動人民的苦難生活的歷史畫卷：農民辛勤耕作，“水淹手足盡為瘡，山虻遶衣飛撲撲”（《江村行》），到頭來，卻落得“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野老歌》）；苛捐雜稅，造成了“貧兒多租輸不足，夫死未葬兒在獄”（《山頭鹿》）的慘景；繁重的徭役，又使無數丁夫累死城下，使百姓呼出“家家養男當門戶，今日作君城下土”（《筑城詞》）的控訴；藩鎮兵亂更給人民、尤其是婦女帶來難忍的痛苦：“婦人出門隨亂兵，夫死眼前不敢哭”（《永嘉行》）。應當說，這些閃耀著現實主義光彩的詩作，之所以能出自張籍之手，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這段艱苦經歷的磨煉。

　　張籍在仆仆風塵中失意返鄉，但他的詩名已隨著遠游的足跡逐漸遠播了。貞元十二年，孟郊及第東歸，路過汴州（今開封）時，就向當時在汴州任節度推官的韓愈盛贊張籍的詩文，隨后又到和州看望了張籍。第二年冬，張籍又一次北上到了汴州。韓愈聽說后，立即派車把張籍接到家中。接談之后，激賞不已，便留張籍在他的城西館讀書應考。次年秋，汴州舉進士，韓愈為考官，張籍應試得了第一，接著又去長安參加貞元十五年（７９９）的進士考試，又一舉及第。

　　韓愈與張籍素昧平生，萍水相逢，竟如此推誠相助，這在他人看來，簡直是“恩同再造”，雖結草銜環，報之猶恐不及，而張籍卻一連給住在城內忙于公務的韓愈寫了兩封信，直率地批評韓愈有三個缺點：一、“多尚駁雜無實之說”，即好讀荒誕小說；二、“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即好以口舌屈人，逞一時之勝；三、好“為博塞之戲與之競財”，喜歡搞游戲，荒度時日。張籍認為，自揚雄之后近千年，無人言“圣人之道”，致使佛道異說“相沿而熾”；認為象韓愈這樣的人，有責任也有能力擔當起恢復“圣人之道”的責任，而“欲舉圣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即應當以身作則，正己而后正人，不允許姑息上述各種缺點。這種直率而尖銳的批評，并沒有使韓愈生氣，他回信表示同意。后來也果然寫了一系列排擊佛老，振興儒家學說的論著。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張籍為人的嚴肅不茍與樸直真率。

　　科舉接連及第，張籍似乎面臨“時來運轉”之機，殊不知等著他的仍然是“命乖運蹇”。他及第歸鄉后不久，即居母喪。直到永貞元年（８０９），才調補太常寺太祝。這是個“名秩后千品”的卑官，職責是“掌出納神主，祭祀則跪讀祝文”。就是這么個九品官，卻讓他做了十年，不予升遷。白居易為他鳴不平道：“諫垣幾見遷遺補，憲府頻聞轉殿監；獨有詠詩張太祝，十年不改舊官銜”（《重到城》）。張籍本無家財，又兼多病，這樣長期地職卑俸薄，使他一家生活極度貧困。姚合描寫他的生活是“野客開山借，鄰僧與米炊……多見愁連曉，稀聞債盡時”（《贈張籍太祝》）。他自己的一些詩句，象“屋濕唯添漏……少食信兒嬌”（《酬韓祭酒雨中見寄》），“長安多病無生計，藥鋪醫人亂索錢”（《贈任懶》）以及“家貧常畏客”（《晚秋閑居》）等，說明他已窮得吃不上飯，買不起藥，還老擔心來了客人招待不起。更為嚴重的是，因無錢延醫，竟使他久病的雙目面臨失明的危險。因此，他一度曾因不能視事而罷官閑居。在他初患眼疾時，韓愈曾代他寫信向浙東觀察使李遜求助。信中說：“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饑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迄死之年，皆閣下之賜！”其凄苦之狀，讀之真可催人淚下！一個正直有才華的詩人竟遭此際遇，無怪孟郊要代他發牢騷說：“西明寺后窮瞎張太祝，縱爾有眼誰爾珍？天子咫尺不得見，不如閉眼且養真！”（《寄張籍》）

　　其實，這一時期使張籍最感痛心的還不是貧病的折磨，而是平生抱負之難以施展。他雖進入仕途，卻被放在無聊的祭臺上跪讀了十年的祝文：他終于覺悟到當初寄以莫大希望的“理想境地”，只不過是一片虛幻！他在《古釵嘆》中把自己比作一支埋沒井底的古釵，好容易盼到被打撈起來，以為這下大可一用了，卻又由于“欲為首飾不稱時”，被塞入匣中封了起來：“雖離井底入匣中，不用還與棄時同”，這就是他對自己命運的哀嘆!

　　但他并沒有絕望，他繼續從事那些“上可褲教化”，“下可理情性”（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的詩歌創作，希望它們能“時得聞至尊”（同上），從而達到裨補時政的目的。長期的創作實踐使他的詩歌藝術愈趨成熟。姚合贊他的詩是：“妙絕江南曲，凄涼怨女詞，古風無手敵，新語是人知”（《贈張籍太祝》）；他的文章也漸與韓愈齊名而被人合稱為“韓張”。更使詩人感到慰藉的是，當時最杰出的一些文學之士，韓愈、白居易、元稹、王建、孟郊、賈島、劉禹錫等，都和他有著親密的往還，與“五侯三相家”（白居易《酬張十八訪宿見贈》）對他的冷落，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元和十五年（８２０），張籍約五十歲時，才改官秘書省校書郎。次年，經韓愈舉薦，授國子博士。復次年，又遷任水部員外郎。十年沉滯，忽然三年三遷，朋友們當然為他高興。白居易寫詩賀道：“今日聞君除水部，喜于身得省郎時”（《喜張十八博士除水部員外郎》），覺得比他自己初次得官時還要高興。屢遭挫折的詩人至此境遇才稍有改善，住宅也由平民區的街西遷到上朝方便的靖安坊，與韓愈為鄰。

　　長慶四年（８２４），張籍又改官主客郎中。這年冬天，與他關系至密的韓愈去世了。彌留之際，張籍一直守候在旁。韓愈死前曾想寫遺書托付后事，并要張籍共同署名，雖因病重未果，但已足見韓愈對張籍信賴之深了。這位良師益友的逝去，無疑對暮年的張籍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過了兩年，即唐文宗大和二年（８２８），張籍又授任國子司業。大約到大和四年（８３０）或稍后，這位窮苦一世的詩人便與世長辭了，年約六十歲。

　　張籍晚年職務上雖連連遷升，但他在《祭退之》詩中仍說“籍貧無贈貲”，《書懷》中說：“老大登朝如夢里，貧窮作活似村中”，說明到死也未能擺脫貧窮的困境。張籍一生窮苦，久遭壓抑，究其原因，主要是他那些尖銳揭露社會矛盾的作品遭到當權者的忌恨，他的猖介自守、剛直不阿的性格也不討權貴們歡喜。而他自己，寧守貧賤也不屑以鉆營攀附的手段來攫取富貴。據說他的名作《節婦吟》，就是以比喻手法拒絕藩鎮李師古之請的。所以姚合說他“甘貧辭聘幣，依選受官資”(《贈張籍太祝》)。他自己在詩中說：“況我愚樸姿，強登名利場”（《贈姚愆》），和白居易所說：“昔我為近臣，君常稀到門；今我官職冷，唯君來往頻”（《酬張十八訪宿見贈》），都說明了他的這種不愿趨炎附勢、爭名逐利的可貴品質。

　　張籍晚年思想上確實較前消沉。作品中送迎贈答的應酬詩，寄情山水的閑適詩，表示羨慕退隱生活的抒懷詩，都漸漸多了起來。特別是在對待佛道的態度上，由過去的力排佛道到晚年的“年長道情多”（《春日抒懷即事》），“別從仙客求方法，時到僧家問苦空”（《書懷》），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封建社會一些正直的讀書人往往以“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作為自己立身的原則。數十年的官場浮沉使他痛感此生已無實現“兼濟天下”之志的可能了，便退而求其次，以“獨善其身”來保持晚節：應該說寄情山水、訪僧求道，至少是一種不愿同流合污的消極反抗的表現。

　　但張籍晚年仍不忘對文學事業的追求。他盡心培養后進，努力扶植文學新人。據范攄《云溪友議》記載，朱慶余應考前曾拿自己的作品求張籍推薦。張籍就認真地讀了他的詩，加以吟改，最后選了些佳作“置于懷抱而推贊之”。于是“清列以張公重名，無不繕錄諷詠”，朱慶余“遂登科第”。其他青年詩人如項斯、姚合等也曾受過張籍的獎掖。

　　張籍一生的詩歌創作，大致有三個時期。４０歲以前為早期。他自稱“籍在江湖間，獨以道自將。學詩為眾體，久乃溢笈襄。”（《祭退之》）韓愈稱贊他“籍也處閭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病中贈張十八》）可見張籍早期就寫了不少好詩。４０歲至５０歲為中期。這是張籍詩歌創作的重要時期，他的優秀的樂府歌行作品，多是這一時期在貧病交迫中寫成的。５０歲以后為晚期。這時，張籍官職逐步升遷，生活比較穩定。除仍寫樂府歌行外，多作近體。

　　張籍的樂府詩與王建齊名，并稱“張王樂府”。詩中廣泛深刻地反映了當時各種社會矛盾，愛憎分明地批判現實。如《塞下曲》痛陳窮兵黷武之害，反對開邊；《涼州詞》指責邊將不能收復失地，實際上是支持反侵略的正義戰爭；《筑城詞》、《山頭鹿》反映當時人民除了備受戰爭之苦，還得忍受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求仙行》、《吳宮行》嘲諷統治階級思想愚蠢，生活荒淫；《董公行》歌頌“恭順從事”的正派官僚；《傷歌行》描寫了結局狼狽的簡傲豪奢之徒；《山農詞》和《賈客樂》則不但寫出農民的艱難困苦，還寫了商人的奢侈豪華。張籍的樂府詩，還善于描繪農村的風俗習慣和生活畫面。《采蓮曲》、《寒塘曲》、《江村行》、《樵客吟》等都用鮮明的形象表現了采蓮婦女、打魚少年、農夫、蠶婦和樵客的動作情態。《江南曲》描寫水鄉景色，明媚如畫。

　　張籍樂府詩藝術成就很高。他善于概括事物的對立面，在樂府詩的數篇之間或一篇之內形成強烈的對比；又善于運用素描的手法，細致而真實地刻畫各種人物的形象。從體裁說，大都為“即事名篇”的新樂府；有時雖用舊題，但其思想內容仍與新樂府的精神一致。語言通俗淺近而又峭煉涵蓄，常以口語入詩，《白鼉鳴》、《云童行》等幾乎全從口頭自然流出。他還著意提煉結語，往往意在言外地完成了全篇的批判和諷刺的任務，《征婦怨》、《隴頭行》等都是如此。

　　他的樂府，生前已為人所推服，白居易在《讀張籍古樂府》中，稱許他“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姚合在《贈張籍太祝》中，評價他“古風無手敵，新語是人知”。后世稱譽者更多。宋代王安石說他的詩“成如容易卻艱辛”。許□《彥周詩話》說“張籍王建樂府宮辭皆杰出”。元代楊士弘《唐音》則謂：“王、張樂府體發人情，極于纖悉，無不至到”，更道出了張詩的重要特點和長遠傳誦的原因。

　　張籍的五律，不事藻飾，不假雕琢，于平易流暢之中，見委宛深摯之致。楊慎《升庵詩話》曾指出，晚唐五律有兩派：一派學賈島，另一派如朱慶余、陳標、任蕃、章孝標、司空圖、項斯等，則學張籍。

　　南唐末年張洎收集張籍詩４００多首，錢公輔名為《木鐸集》１２卷。南宋末年湯中以家藏元豐八年寫本為主，兼以各本校定，編為《張司業集》８卷，附錄１卷，魏峻刊刻于平江。今傳宋蜀刻本唐人集中的《張文昌文集》４卷，共收詩３１７首。明嘉靖萬歷間刻本《唐張司業詩集》８卷，共收詩４５０多首，《四部叢刊》曾據以影印。１９５８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以它為底本，并參照現存各本進行校勘刪補，編成《張籍詩集》８卷，共收詩４８０多首。另據《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張籍有《論語注辨》２卷，今佚。事跡見新、舊《唐書》本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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