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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主要思想
朱熹世稱朱子，是孔子、孟子以來最杰出的弘揚儒學的大師，下面整理了朱熹主要思想，一起來了解一下!
教育思想
朱熹的長期從事講學活動，精心編撰了《四書集注》等多種教材，培養了眾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關注的，一是論述“小學”和“大學”教育，二是關于“朱子讀書法”。
論述教育
朱熹在總結前人教育經驗和自己教育實踐的基礎上，基于對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認識，把一個人的教育分成“小學”和“大學”兩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階段，并提出了兩者不同的教育任務、內容和方法。朱熹認為8~15歲為小學教育階段，其任務是培養“圣賢坯璞”。鑒于小學兒童“智識未開”，思維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學教育的內容是“學其事”，主張兒童在日常生活中，通過具體行事，懂得基本的倫理道德規范，養成一定的行為習慣，學習初步的文化知識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強調先入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動，能激發興趣;以《須知》、《學規》的形式培養兒童道德行為習慣。朱熹認為15歲以后大學教育，其任務是在“坯璞”的基礎上再“加光飾”，把他們培養成為國家所需要的人才。朱熹認為，與重在“教事”的小學教育不同，大學教育內容的重點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對于大學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視自學，二是提倡不同學術觀點之間的相互交流。朱熹關于小學和大學教育的見解，為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鮮的內容。
朱子讀書法
“朱子讀書法”六條，即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這是由朱熹的弟子對朱熹讀書法所作的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漸進，包括三層意思：一是讀書應該按照一定次序，前后不要顛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謹守之”;三是不可囫圇吞棗，急于求成。熟讀精思即是讀書既要熟讀成誦，又要精于思考。虛心涵泳中的“虛心”，是指讀書時要反復咀嚼，細心玩味。切己體察強調讀書必須要見之于自己的實際行動，要身體力行。著緊用力包含兩方面的意義：一是讀書必須抓緊時間，發憤忘食，反對悠悠然;二是必須精神抖擻，勇猛奮發，反對松松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強調讀書必須精神專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謂“持志”，就是要樹立遠大志向，并以頑強的毅力長期堅守。“朱子讀書法”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我國古代對于讀書方法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合理的內容，值得我們借鑒。
哲學思想
理氣論
朱熹繼承周敦頤、二程，兼采釋、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哲學體系。這一體系的核心范疇是“理”，或稱“道”、“太極”。朱熹所謂的理，有幾方面互相聯系的含義：①理是先于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形而上者。他認為理比氣更根本，邏輯上理先于氣;同時，氣有變化的能動性，理不能離開氣。他認為萬物各有其理，而萬物之理終歸一，這就是“太極”。②理是事物的規律。③理是倫理道德的基本準則。④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稱理為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的總體，即總萬理的那個理。“太極只是一個理字”。太極既包括萬物之理，萬物便可分別體現整個太極。這便是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每一個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為它存在的根據，每一個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氣是朱熹哲學體系中僅次于理的第二個范疇。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狀、有跡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鑄成萬物的質料。天下萬物都是理和質料相統一的產物。朱熹認為理和氣的關系有主有次。理生氣并寓于氣中，理為主，為先，是第一性的，氣為客，為后，屬第二性。
動靜觀
朱熹主張理依氣而生物，并從氣展開了一分為二、動靜不息的生物運動，這便是一氣分做二氣，動的是陽，靜的是陰，又分做五氣(金、木、水、火、土)，散為萬物。一分為二是從氣分化為物過程中的重要運動形態。朱熹認為由對立統一，而使事物變化無窮。他探討了事物的成因，把運動和靜止看成是一個無限連續的過程。時空的無限性又說明了動靜的無限性，動靜又是不可分的。這表現了朱熹思想的辯證法觀點。朱熹還認為動靜不但相對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統一。朱熹還論述了運動的相對穩定和顯著變動這兩種形態，他稱之為“變”與“化”。他認為漸化中滲透著頓變，頓變中滲透著漸化。漸化積累，達到頓變。
格物致知論
朱熹用《大學》“致知在格物”的命題，探討認識領域中的理論問題。在認識來源問題上，朱熹既講人生而有知的先驗論，也不否認見聞之知。他強調窮理離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窮其理。朱熹探討了知行關系。他認為知先行后，行重知輕。從知識來源上說，知在先;從社會效果上看，行為重。而且知行互發，“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
心性理欲論
在人性論上，朱熹發揮了張載和程頤的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觀點，認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專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無缺的;“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有善有不善，兩者統一在人身上，缺一則“做人不得”。與“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有聯系的，還有“道心、人心”的理論。朱熹認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來便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發而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則為善。“人心”出于形氣之私，是指饑食渴飲之類。如是，雖圣人亦不能無人心。不過圣人不以人心為主，而以道心為主。他認為“道心”與“人心”的關系既矛盾又聯結，“道心”需要通過“人心”來安頓，“道心”與“人心”還有主從關系，“人心”須聽命于“道心”。朱熹從心性說出發，探討了天理人欲問題 。他以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張。朱熹承認人們正當的物質生活欲望，反對佛教籠統地倡導無欲，他反對超過延續生存條件的物質欲望。
美學思想
朱熹的哲學體系中含有藝術美的理論。他認為美是給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統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內在道德的善相統一的觀點，朱熹探討了文與質、文與道的問題。認為文與質、文與道和諧統一才是完美的。朱熹還多次談到樂的問題。他把樂與禮聯系起來，貫穿了他把樂納入禮以維護統治秩序的理學根本精神。朱熹對“文”、“道”關系的解決，在哲學思辨的深度上超過了前人。他對《詩經》與《楚辭》的研究，也經常表現出敏銳的審美洞察力。
拓展：朱熹的兒童教育思想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縣）人，南宋時期著名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
朱熹一生熱衷于教育事業，從政僅14年，而專門從事教育活動時間達40年之久。即使在為官期間，他也重視文教，銳意辦學，未曾間斷教育工作，如為南康知軍時，修復白鹿洞書院，并在其中講學，制訂學規，對后世影響很大；為潭州知州時，倡導州學、縣學，親自主持修復岳麓書院，處理政務之余，仍教誨諸生不倦。
一、重視蒙養教育
朱熹依據古代的教育經驗，把整個學校教育的過程劃分為小學與大學兩個階段，其中8～15歲為小學教育段，即蒙養教育段；15歲以后為大學教育段。他認為這是兩個相互獨立又相互聯系的階段，小學教育是大學教育的基礎，大學教育則是小學教育的擴充和深化。
朱熹特別重視蒙養階段的基礎教育作用，說：“古人之學，因以致知為先，然其始也，必養之于小學。”又說：“古人由小學而進于大學，其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由此他認為如果兒童在幼時“不習之于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同時他從兒童的心理特點和教學的要求出發，指出只有使兒童“講而習之于幼稚之時”，才能使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捍格不勝之患也”，收到理想的教學效果。
為了說明蒙養教育的重要性，他還把小學階段的教育形象地比喻為“打坯模”階段，他說：“古者，小學已自暗養成了，到長來，已自有圣賢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飾。”并指出倘若自幼失了小學，或坯模沒打好，大了要補填就十分困難，他說：“而今自小失了，要被填，實是難。”總之，在他看來，蒙養階段的教育非常重要，必須抓緊抓好。
二、要求慎擇師友
由于幼兒模仿性強，是非辨別能力弱，周圍的環境對他們的影響很大，“習與正則正，習與邪則邪。”因此朱熹也與古代許多教育家一樣，強調在幼兒教育中應注意慎擇師友。
朱熹認為，對于普通的士大夫家庭，慎擇幼兒的教師應自慎擇乳母開始。因為乳母與嬰幼兒接觸的時間較長，對嬰幼兒的影響也較大，作為嬰幼兒的最初教育者，“乳母之教，所系尤切。”如何選擇乳母呢？朱熹提出的條件是：必選求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為子師。這是對乳母的要求，實質上亦是朱熹期望兒童所應具有的品行。
兒童稍長，除須慎擇教師外，還應開始注意培養兒童辨別是非、交游益友的能力。朱熹曾在《與長子受之》這封家信中教育兒子：“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至于如何決定交游的親疏，他指出：“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謅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益友”應近之，“損友”則應遠之。
普通人家的子弟要善擇師友，對太子、皇孫來說，師友的選擇就更為重要。
三、強調學“眼前事”
為使兒童“眼前之事”的學習有章可循，朱熹親自為兒童編寫了《小學》與《童蒙須知》兩部教材。朱熹強調學習“眼前事”，注重道德行為操作的訓練，要求兒童的學習由淺入深，自近及遠，這不僅符合兒童認識發展與道德形成的規律，易為兒童掌握，而且也有助于自幼兒培養兒童良好的道德習慣，養成踐履篤實的作風。古語說：一室不能掃，何以掃天下？小節不拘，大德怎成？注重“眼前事”的學習，也就是要求從小事、身邊事做起，至今這仍是兒童品德教育中必須遵循的原則。
四、提倡正面教育為主
朱熹在教育工作中一貫重視和提倡以正面教育為主，他曾說：“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于法制之末以防之，……亦必不勝矣。”又說：“茍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后有持循哉？”尤其是對兒童教育他更為強調多積極誘導，少消極限制，要求“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因此在他編寫的《小學》一書中，他非常重視榜樣的教育作用，收錄了大量古今圣賢的“嘉言懿行”，供兒童模仿學習，力求使兒童能從中“學到做人的樣子”。同時在他編寫的《童蒙須知》中，對兒童的日常生活行為的規定也主要著眼于進行正面的具體的指導，如他教育兒童“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衿領，結兩衽、紐帶，不可令有缺落。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污手等等。
根據正面教育為主的原則，朱熹還對教師提出指導、示范和適時啟發的要求，他說：“指引者，師之功也。”又說；“師友之功，但能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終爾。并把教師對學生的適時啟發比為“時雨之化”，認為“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卻欠了些子雨，忽然得這些子雨來，生意豈可御也。
朱熹的兒童教育思想是他多年教育實踐經驗的總結，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對兒童身心發展規律的直觀理解，包含了不少有積極意義的內容，在古代學前教育理論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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