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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杜甫的主要作品
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并不顯赫，但后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下面給大家搜集整理了詩人杜甫的主要作品，歡迎參考學習！
春望
唐代：杜甫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唐代：杜甫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嘆息。
俄頃風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里裂。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死亦足 一作：死意足)
春夜喜雨
唐代：杜甫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野徑云俱黑，江船火獨明。
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望岳
唐代：杜甫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
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
蕩胸生曾云，決眥入歸鳥。( 曾 通：層)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絕句
唐代：杜甫
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
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唐代：杜甫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石壕吏
唐代：杜甫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墻走，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
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江畔獨步尋花·其六
唐代：杜甫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
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登高
唐代：杜甫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月夜憶舍弟
唐代：杜甫
戍鼓斷人行，邊秋一雁聲。(邊秋 一作:秋邊)
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
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
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
【生平經歷】
家世背景
公元712年(壬子年)杜甫降生于河南鞏縣(今河南鞏義市)南瑤灣村。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其遠祖為漢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審言。杜甫曾祖父杜依藝由湖北襄陽赴任鞏縣縣令，舉家遷入鞏縣。自杜審言至其父杜閑，再到杜甫，杜氏在鞏縣已是四代八十五年。杜甫與唐代另一大詩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為晉代大學者、名將杜預之后。不過兩支派甚遠，杜甫出自杜預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預少子杜尹。杜甫青少年時因家庭環境優越，因此過著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有志于“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他少年時也很頑皮，“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年少優游
開元十九年十九歲時，杜甫出游郇瑕(今山東臨沂)。二十歲時，漫游吳越，歷時數年。開元二十三年(735)，回故鄉參加“鄉貢”。二十四年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杜甫的父親時任兗州司馬一職，杜甫于是赴兗州省親，開始齊趙之游。
天寶三載(744)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同游梁、宋(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之后，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濟南)。過了4年，秋天轉赴兗州與李白相會，二人一同尋仙訪道，談詩論文，結下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的友誼。秋末，二人握手相別，杜甫結束了“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長安。
仕途不順
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杜甫出身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學淵博。早期作品主要表現理想抱負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則表現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間許多作品反映當時的民生疾苦和政治混亂、揭露統治者的丑惡行徑，從此踏上了憂國憂民的生活和創作道路。隨著唐玄宗后期政治越來越腐敗，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貧困失望的境地。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
杜甫載，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由于權相李林甫編導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權貴之門，投贈干謁等，但都無結果。他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天寶十年正月，玄宗將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寶九載冬天預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待制在集賢院，然而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所以沒有得到官職。
天寶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個河西尉這種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低階官職，負責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余，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杜甫剛剛進到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戰亂流離
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第二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倉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這時的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今陜西富縣)羌村避難，他聽說了肅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杜甫因為官小，沒有被囚禁。盡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時值安史之亂，他時刻注視著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愛國的熱情。
杜工部像至德二年(757)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險從成西金光門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陜西寶雞)投奔肅宗，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不料杜甫很快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被貶到華州(今華縣)，負責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事。到華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游西溪畔的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老官臺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疏救房琯這件事，杜甫經宰相張鎬力救而得釋放。但“帝自是不甚省錄”，從此之后，肅宗對杜甫不再重用。這一年九月，長安收復。十一月杜甫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雖忠于職守，但終因受房琯案牽連，于乾元元年(758)六月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今河南安陽)之戰爆發，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并在回華州后，將其修訂脫稿。“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
西南漂泊
乾元二年(759)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嘆》和《夏夜嘆》，憂時傷亂，詠嘆國難民苦。這年立秋后，杜甫因對污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一帶)。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共作詩30多首。杜甫幾經輾轉，最后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也稱“浣花草堂”。后被嚴武薦為節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
廣德二年(760)春，嚴武再鎮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將近兩年。嚴武表薦杜甫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做了嚴武的參謀，后人又稱杜甫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辭了職。這五、六年間，杜甫寄人籬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說：“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凄涼”(《狂夫》) “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東門。”他用一些生活細節來表現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說他的孩子那種還沒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對父親很尊重，不知夫子禮，餓了的時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禮，餓了就吵著要飯吃，在東門外號哭，到了秋風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敗，饑兒老妻，徹夜難眠，他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廣德年四月嚴武去世，杜甫離開了成都。經嘉州、戎州(宜賓)、渝州(重慶)、忠州(忠縣)、云安(云陽)，于大歷元年到達夔州(奉節)。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顧，杜甫得以在此暫住，為公家代管東屯公田一百頃，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買了四十畝果園，雇了幾個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參加了一些勞動。這一時期，詩人創作達到了高潮，不到兩年，作詩四百三十多首，占現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這時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陽樓》等大量名作。其中最為著名的詩句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而《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絕唱。
江舟長逝
大歷三年，杜甫思鄉心切，乘舟出峽，先到江陵，又轉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岳陽，這一段時間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由于生活困難，不但不能北歸，還被迫更往南行。大歷四年正月，由岳陽到潭州(長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陽)，復折回潭州。唐代宗大歷五年(770)，臧玠在潭州作亂，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陽，遇江水暴漲，只得停泊方田驛，五天沒吃到東西，幸虧縣令聶某派人送來酒肉而得救。后來杜甫由耒陽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這時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歸，這時便改變計劃，順流而下，折回潭州。大歷五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陽的一條小船上去世。[12]時年五十九歲。
【主要思想】
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元結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他對嚴武說，“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他對裴虬也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歷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
杜甫出生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杜甫稱做官是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以及以后的種種行為都是在為追求仕途事業和為官行道相聯系。如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寫道“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就是一種企望入仕，在仕途大業中實現自己“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抱負，即渴望在社會實際工作中建功立業，兼濟蒼生。三十五歲以前，是杜甫的讀書和壯游時期。正當開元盛世，杜甫的經濟狀況也較好，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時期。從二十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壯游”。在這長期的壯游中，杜甫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壯麗河山，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岳》詩可為代表。“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一切事業(包括創作在內)的雄心壯志。但由于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作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作的一個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饑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饑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杜甫沒有回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杰作。杜甫也曾有這樣的詩句“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又如“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等，這些詩句無一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種渴望濟世揚名，渴望建功立業的雄懷大志，但是杜甫的這種理想和抱負建立在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憂患意識之上的。
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當時進行的戰爭乃是有關國家存亡的自衛戰爭。因此杜甫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實際斗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并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如他的詩歌《登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在這首詩歌當中，詩人站在岳陽樓上，通過遠眺，想到了兵荒馬亂、戰火紛飛的社會狀況，從而憑依窗軒，胸懷家園，不禁涕淚交流。又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而在這首詩中，由于聽到朝廷收復失地的消息而驚喜若狂。這兩首詩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時所作。由于安史之亂，社會顯得一片狼藉，所以杜甫無時不期望著能夠平息叛亂，社會歸于安定。因此當他想到國家遭殃，戰火不熄，生靈涂炭的時候就流淚不止，而當聽說官軍收復了薊北，于是又喜極而泣，不能自抑。可見，杜甫的憂來自于國家，喜亦是來自于國家，這就是儒家知識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759年七月，杜甫棄官于這年年底到達成都，在成都西郊蓋了一所草堂，開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經常過著“生涯似眾人”的日子。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而憎厭官僚，所以說：“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還因為避臧介之亂而挨了五天餓。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么地方，他總是在關懷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松自己的創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寫了一千多首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時期最優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創造性地賦予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年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長沙到岳陽的一條破船上。“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他對國家和人民最后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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