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詩人李斯的人生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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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詩人李斯的人生轉折

　　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下面是先秦詩人李斯的人生轉折，歡迎閱讀。

　　師于荀子

　　李斯在楚國做過“郡小吏”，但郁郁不得志。后拜先秦的最后一位儒家——荀子。荀子博學深思，其思想學說以儒家為本，兼采道、法、名、墨諸家之長。且頗有向法家轉變的趨勢。李斯與韓非皆崇尚法家正是得到了老師的親傳。與周游列國的先輩理論家不同，李斯更愿意直接參與政治。正是李斯在這里學到的精髓為他指引了將來的發展道路——去秦國。他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楚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唯有秦國具備統一天下，創立帝業的條件，于是他決定到秦國去施展自己的才能與抱負。

　　佐于贏政

　　李斯入秦后，先在呂不韋手下做門客，逐漸的取得呂不韋的信任后。呂不韋推薦其作了秦王政的侍衛。李斯有了經常接近秦王的機會，自此不斷的將自己的思想兜售給贏政。此時胸懷雄心壯志的贏政尚還年輕，但其實現天下一統、秦一統六國的思想卻與李斯不謀而合，慢慢的贏政開始信任李斯，其思想也與贏政的思想逐漸融合。很快李斯成為秦王嬴政的一名心腹。

　　好運一直跟著李斯，秦王政十年，秦國發生了韓國水工鄭國事件，秦宗室貴族建議驅逐客卿，這極有可能讓李斯這名客卿終止他與贏政的合作，但他上《諫逐客書》一書諫阻。這說明了李斯政治眼光獨到，他看準贏政是一位具有政治頭腦和戰略眼光的國君。不管這次是不是李斯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華，還是贏政想借此事打壓國內的保守勢力，李斯不久升為廷尉。李斯這次因禍得福為其以后在秦國的政治舞臺上的發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李斯重新受到贏政的重用后，制定了蠶食，[24]各個擊破六國的策略和部署，并努力組織實施。結果僅僅用了十年的時間，就先后滅了六國。一統六國有秦軍將士浴血奮戰的功勞，但最高統帥的贏政采用作為謀士李斯的政策更是功不可沒。建立了一統天下的秦帝國之后，李斯坐上丞相的位置，同時也走向了事業的頂峰。

　　秦帝國建立以后，隨即而來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從管理一個諸侯國到管理一個一統地帝國的體制問題。是否沿用分封制？李斯建議贏政廢除了造成諸侯分裂割據、長期混戰的分封制，實行郡縣制。把全國分為36郡（后增加到41郡），郡下設縣、鄉，歸中央直接統轄，宮吏由中央任免。在中央設三公、九卿，分職國家大事。這一整套封建中央集權制度，從根本上鏟除了諸侯王國分裂割據的禍根。秦帝國統一后，由于過去各諸侯國長期分裂割據，語言、文字有很大差異，對于國家的統一和經濟、文化的發展極端不利。李斯積極地向秦始皇提出了統一文字的建議，并親自主持這一工作，他簡化字形，整理部首，形成了筆畫比較簡單、形體較為規范，而且便于書寫的小篆，作為標準文字，推行全國。李斯還在統一律法、貨幣、度量衡和車軌等方面積極地向始皇帝贏政獻計獻策（車同軌，書同文）。相傳秦始皇滅六國統一中國后獲得和氏璧（一說是藍田玉，非和氏璧），將其琢為傳國玉璽，命丞相李斯在和氏璧（一說是藍田玉）上寫“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個蟲鳥篆字，由玉工孫壽刻于其上。后為歷代王朝正統的象征。

　　李斯為鞏固剛剛建立的秦帝國的威嚴；為打擊儒生以古非今、誹謗朝政的倒行逆施。李斯這位推崇法家思想的丞相書寫下了“焚書坑儒”這篇“大作”。

　　改革措施

　　廢分封

　　秦統一以后，丞相王綰首先提出全國地方太大，難以管理，要求像周代那樣，封秦始皇諸子為王。秦始皇召開群臣會議討論，群臣都贊同王綰的意見，只有李斯提出不同的意見。他說：周文王、周武王封的子弟很多，后來一個個都疏遠了，互相視為仇敵，經常發生戰爭，周天子也不能禁止。郡縣，天下才得以安寧。秦始皇也認為，天下已經統一了，再立許多國，不利于統一，安寧也沒有保障，所以支持李斯的意見。于是，他把全國分為三十六郡，郡以下為縣。郡縣制比之分封制是一個進步，有利于國家的統一。

　　這一整套中央集權制度，從根本上鏟除了諸侯王國分裂割據的禍根，對鞏固國家統一，促進社會發展起了積極作用。所以，這一制度在秦以后的帝制社會里一直沿用了近兩千年。

　　源自高中歷史教材：秦始皇確立的郡縣制的內容中還包括設“道”。“道”是設置于少數名族聚居地的同級地方行政機構。

　　統一文字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書同文字”的建議，命令全國禁用各諸侯國留下的古文字，一律以秦篆為統一書體。在此之前，中國的文字從新石器時代彩陶刻畫文字的萌芽，經過商代的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成長到春秋戰國時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演變和發展過程。戰國時代由于群雄割據，“諸侯力政，不統于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因而出現了“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現象，使這一時期的漢字形體產生了地域性的差異。原本只有一種寫法的字，到了這時，往往齊秦有異，燕趙不同。因此，統一后的中國急需一種統一的官方文字。李斯便奉秦始皇之命制作這種標準字樣，這便是小篆。而關于小篆的由來，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說：李斯等人在奉秦始皇之命制作標準字樣時，“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而小篆的名稱也是為了尊崇大篆而卑稱其“小”的。緊接著，為了推廣統一的文字，李斯親作《倉頡篇》七章，每四字為句，作為學習課本，供人臨摹。不久，李斯又采用秦代一個叫程邈的小官吏創造的一種書體，打破了篆書曲屈回環的形體結構，形成新的書體——隸書。從此，隸書便作為官方正式書體，始于秦，盛于漢，直到魏晉楷書流行才漸被取而代之。但作為書法藝術，篆書、隸書因其獨具一格，深受后人喜愛。中國書法四大書體真、草、隸、篆、篆占其半壁江山，李斯之功，功及千秋。

　　統一度量衡

　　秦統一之前，中國的度量衡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各國諸侯按照自己的喜好，制定了不同的計算單位和不同的計算進制。這種原始狀態復雜多樣的度量衡只適應于政治割據社會的需要。大一統的秦王朝建立后，為了不使其影響王朝的經濟交流和發展，李斯上奏皇帝，建議廢除六國舊制，把度量衡從混亂不清的狀況下明確統一起來，得到了秦始皇的允許。于是，在李斯的親自指揮下，把度制以寸、尺、丈引為單位，采用十進制計數；量制則以合、升、斗、桶為單位，也采用十進制計算；衡制則以銖、兩、斤、鈞、石為單位，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為一石固定下來。為了有效地統一制式、劃一器具，李斯又從制度上和法律上采取措施，以保證度量衡的精確實施。這是秦王統一中國，李斯位居丞相之后的又一驚世之作。而它的影響不言而喻。幾千年來，無論朝代更迭，這種計量方法從無更改。甚至時至今日，我們的生活當中依然還有它的身影。

　　修馳道車同軌

　　公元前220年，統一中國一年有余的秦始皇漸感隱憂，龐大的中央集權要想在遼闊的疆域上政令暢通，物資交流便利，就必須改變以往的交通條件。此時，深諳皇上心思的李斯又立刻建議讓全國的車軌統一，并在全國范圍內修筑馳道。就這樣，一場大規模的統一車軌、修筑馳道的運動在全國展開。李斯以京師咸陽為中心，陸續修建了兩條馳道，一條向東通到過去的燕、齊地區（今河北、山東一帶），一條向南，直達吳楚舊地（今湖北、湖南、江蘇、浙江等地）。這種馳道路基堅固，寬50步，道旁每隔三丈種青松一株。后又修筑“直道”，由九原郡直達咸陽，全長1800余里。又在今云南、貴州地區修筑“五尺道”，以便利中原和西南地區的交通。在湖南、江西一帶，修筑攀越五嶺的“新道”，便利通向兩個地區的交通。就這樣，一個以咸陽為中心的四通八達的交通網把全國各地聯系在一起。同時，為與道路配套，李斯還規定車軌的統一寬度為六尺，以此保證車輛的暢行無阻。

　　統一貨幣

　　公元前210年，即秦始皇三十七年，在秦始皇最后一次出游，也就是命喪沙丘之前，李斯向秦始皇上了最后一道重要的奏折：廢除原來秦以外通行的六國貨幣，在全國范圍內統一貨幣。這一行動被司馬遷的《史記》稱作“始皇三十七年，復行錢”。此舉雖然對秦王朝的經濟發展已無大用，但對后世的影響可謂大矣。當初，秦統一中國后雖大部改頭換面，天下一統，但惟獨貨幣依然沿襲過去的形式。市面上使用的貨幣包括布幣、刀幣、貝錢和圓錢等形式，使用起來十分不便。因此，統一貨幣及結算制度、統一貨幣鑄造便成了當務之急。在李斯的主持下，貨幣規定了以黃金為上幣，以鎰為單位，每鎰重二十四兩，以銅半兩錢為下幣，一萬銅錢折合一鎰黃金。并言令珠玉、龜、貝、銀、錫之類作為裝飾品和寶藏，不得當作貨幣流通。同時，規定貨幣的鑄造權歸國家所有，私人不得鑄幣，違者定罪等。李斯此舉被后人認為是經濟史上的一個創舉。而當初他所主持鑄造的圓形方孔的半兩錢（俗稱秦半兩）因其造型設計合理、使用攜帶方便，一直使用到清朝末年。

　　至此，李斯在他輔佐秦始皇匡扶天下的過程當中，完成了他最后一個使命。縱觀李斯這些作為，可以這樣說，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當中，名相重臣比比皆是，累世之功不乏其主，但大多不過功在當朝，時過則境遷。而李斯幾乎每干一件大事都能產生影響千年的效果，并蔭及后代。司馬遷在《史記》中評價李斯時說：李斯作為一個普通平民事秦，利用機遇和能力輔佐秦始皇終成霸業。如果不是因為種種無法讓人容忍的惡行（殺韓非、焚書、篡改圣旨）毀壞了他的聲譽，那么他的功績可與周公、召公媲美了。

　　被殺滅族

　　由于秦始皇的賞識，李斯不僅官運亨通，他的子女也都跟著沾光。李斯的長子李由做三川郡守，掌握了一定的軍政大權，其他子女也都與帝室結了婚姻關系。有一次，李由回到咸陽，李斯擺設家宴，百官都來赴宴祝酒。在這種熱烈的酒席上，李斯想起了他的老師荀卿告誡他的“物忌太盛”這句話，感慨地說：“我是個平民百姓，今天卻做了丞相，可以說是富貴到了極點。但是，物盛則衰，我還不知道將來會有什么樣的結局呢。”由此可見，李斯并沒有完全陶醉于高官厚祿之中，他對現實的認識還是比較清醒的。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行。

　　這一次巡行，丞相李斯和秦始皇寵愛的小兒子胡亥等一同前往。巡行的路線是：從咸陽出發，出武關，沿丹水、漢水流域到云夢，再沿長江東下直至會稽（今浙江紹興市南）。登會稽山，祭大禹，并刻石留念。在北歸之時，秦始皇得了重病，不久死在沙丘（今河北鉅鹿縣東南）。

　　秦始皇死后，李斯怕引起天下大亂，每日照常令人送水送飯，不讓外人知道死訊，按照慣例，應由秦始皇長子扶蘇繼位。扶蘇思想傾向于儒家，不同意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當面提過意見，惹得秦始皇生氣，把他派到西北大將蒙恬那里。這時，中車府令趙高也正在進行陰謀活動，他曾是胡亥的老師，極力想讓胡亥稱帝，他就可以大權在握了。唯一需要注意拉攏的是李斯，所以他就想方設法爭取李斯也同意胡亥上臺。趙高口才極好，善于雄辯，與李斯有這樣的一段對話。

　　趙高說：“皇帝臨死前，曾召扶蘇參加葬禮的這封信，沒等送出去，皇帝就死了，這封信沒有人知道，現在胡亥手里。決定由誰來繼位；全由胡亥和我來決定了，你認為如何？”這是探聽的口氣。

　　李斯說：“這是亡國的言論，不是人臣應該議論的。”反映出李斯對趙高的不滿。但趙高早就對李斯的為人了如指掌，他讓李斯和蒙恬進行對比，李斯自覺不如蒙恬。于是，趙高乘機又說：扶蘇剛毅而勇敢善戰，他繼位后必將任用蒙恬為丞相，這話很能抓住李斯當時的心情。趙高接著又威脅說，天下實際上掌握在胡亥和他的手里，扶蘇、蒙恬、李斯的命運也全都攥在他們的手里。李斯見形勢不妙，就只好聽從趙高的調遣了。胡亥、趙高將秦始皇召扶蘇來咸陽送葬的書信，改為斥責扶蘇“無尺寸之功”、“不孝”的信，令他自殺；同時責備蒙恬“不忠”，也令他自殺。結果扶蘇乖乖地自殺了，蒙恬不肯自殺，后被囚禁，還是服毒而死。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胡亥繼承了帝位，開始了比秦始皇更加殘忍的統治。李斯與胡亥、趙高的結合，是為了互相利用，所以后來他們之間勾心斗角，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李斯是個不惜一切代價而想得到功名的政客，比昏庸無能的胡亥，當然要高明得多。他看到了秦王朝的危機，為了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也不敢規勸胡亥。一次，胡亥責問李斯說：過去韓非曾經說過，古代的君王都是十分辛勤勞苦的，難道君王管理天下是為了受苦受累嗎？這是因為他們無能。賢人有天下，就要讓天下適應自己，如果連自己都不能滿足，又如何治理天下呢？我想隨心所欲，而又要永遠統治天下，你李斯有什么辦法嗎？這時，李斯的兒子李由鎮壓農民起義進軍不利，大將章邯要追查李由的責任，并譏諷李斯的無能。李斯因此心中恐懼，為得到秦二世胡亥的信任，提出一套“督責之術”。

　　李斯在上書中說：賢主若能厲行“督責之術”，群臣不敢不全心全意為君王服務；不能行“督責之術”的君王，如堯、舜等比百姓還辛勞，簡直是受罪。

　　什么是“督責之術”呢？實際上就是嚴刑酷法和君王的獨斷專行。李斯說：“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就是對臣下和百姓實行“輕罪重罰”，使人人不敢輕舉妄動。君主對臣下要實行獨斷專行，要駕馭群臣，不能受臣下的影響。李斯認為，只有這樣的君主才能隨心所欲，為所欲為。實行“督責之術”，群臣百姓也就不敢造反了，君王的地位才能牢靠。

　　李斯關于“督責之術”的主張，既有取寵于秦二世的一面，也有他繼承法家思想的一面。在上書中，他也是一再引申不害、韓非的話，來證實自己的看法。不過，李斯講得更加露骨而已。秦二世不顧天下百姓的反抗，采納了李斯的“督責之術”。此后，殺人多者為“忠臣”，殘忍者為“明吏”，弄得天下怨聲載道。

　　在李斯、趙高的慫恿下，秦二世胡亥更加奢侈腐化，胡作非為。為了鎮壓農民起義，不斷地從關中征發人民去打仗，給人民造成極大的負擔，秦二世胡亥為了修好阿房宮，征發徭役，把人民推向苦難的深淵。當時全國人民的反秦起義已經風起云涌，為了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李斯同右丞相去疾、將軍馮劫勸秦二世胡亥停建阿房宮，減少一些徭役。當時，秦二世正與宮女宴飲作樂，見李斯等人上書十分惱怒，下令將他們逮捕入獄。李斯在獄中多次上書，都被趙高扣留。趙高借機說李斯與其兒子李由謀反，對李斯嚴刑拷打，刑訊逼供。李斯被迫承認謀反，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被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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