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哪個朝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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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是哪個朝代的

　　白居易（772～846），漢族，字樂天，晚號香山居士，下邽（今陜西渭南）人，是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唐代詩人和文學家，有“詩魔”和“詩王”之稱。下面小編為大家整理了白居易的相關知識，歡迎閱讀。

白居易是哪個朝代的

　　個人介紹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生于鄭州新鄭（今屬河南），祖籍太原（今屬山西），唐代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

　　白居易少年時經歷藩鎮戰亂，立志苦讀。唐貞元十六年（800年），進士及第。802年，與元稹同時考中“書判拔萃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后又罷校書郎試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及第，授盩庢縣（今西安周至縣）尉。歷任進士考官、集賢校理，授翰林學士等職，在任期間，除草擬詔書外，經常上書論事，積極參政，直陳時弊。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張嚴緝兇手，被認為是越職言事，遭誹謗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822年，出為杭州刺史，后又做過短期的蘇州刺史。827年，拜秘書監，次年轉刑部侍郎。晚期的白居易在洛陽度過了生命的最后階段，于846年8月去世，贈尚書右仆射白居易是唐代最高產的詩人之一，其詩歌題材廣泛，語言平易通俗，富有情味，現存有3000首。代表作《琵琶行》《長恨歌》等經典作品得到了廣泛傳播和流傳，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白居易在政治領域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任職期間，表現出了卓越才干和良好的治國思想，為唐朝政治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同時，白居易在文學上從理論和創作實踐中倡導了新樂府運動，強調了詩歌的“美刺”作用。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

　　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文學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凄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作品主題

　　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創作主張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作品風格

　　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

　　史書評價

　　舊唐書

　　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觀行，居易為優。放心于自得之場，置器于必安之地。優游卒歲，不亦賢乎！

　　贊曰：文章新體，建安、永明。沈、謝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長有莖英。不習孫吳，焉知用兵？

　　新唐書

　　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唐才子傳

　　公詩以六義為主，不賞艱難。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嫗讀之，問解則錄。后人評白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者也。雞林國行賈售于其國相，率篇百金，偽者即能辨之。與元稹極善膠漆，音韻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與劉賓客齊名，曰“劉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飛云履，焚香振足，如撥煙霧，冉冉生云。初來九江，居廬阜峰下，作草堂，燒丹。今尚存。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五集，及所撰古今事實，為《六帖》，及述作詩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針集》三卷，并行于世。

　　歷代評價

　　唐代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詩：“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此詩可作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

　　五代及宋

　　新、舊唐書對于白居易的評價亦有不同。舊唐書對于白居易的文學成就給予高度的肯定：“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于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觀行，居易為優，放心于自得之場，置器于必安之地，優游卒歲，不亦賢乎。”新唐書描述白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又說：“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于詩，它文未能稱是也。”然而新唐書對白居易的人品則給予極高的肯定：“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鳴呼，居易其賢哉！”這種評價的變遷可能與宋代古文運動的興起有密切的關系。

　　蘇軾對白居易的評價也有不一致處。蘇軾曾提出“元輕白俗”的說法，對元白的詩風頗有微詞。然而后來卻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蘇軾對白居易的詩作，也有“白公晚年詩極高妙。”的評語。

　　遼金元三代

　　元好問：“并州未是風流域，五百年中一樂天。”在《論詩三十首》“一語天然萬古新”句下，元好問自注：“陶淵明，晉之白樂天。”

　　明清

　　袁宗道以“白蘇齋”為齋名，并有《詠懷效白》的詩作。

　　清代主張性靈說的袁枚亦給予白居易極高的評價。

　　清乾隆皇帝敕編的《唐宋詩醇》對白居易的詩文與為人均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白居易“實具經世之才”，并認為官員應以白居易的詩“救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作為座右銘。

　　近現代

　　胡適贊揚以白居易與元稹為領袖的文學革新運動，認為可以達到以詩歌造成輿論，而有助于改善政治。因為陳獨秀與胡適提倡新文學運動，在提倡白話、不避俗字俗語的風氣下，白居易的詩歌因而很受推崇。包括陳寅恪、劉大杰、錢基博等，都給予白居易極高的評價。然而錢鐘書對白居易的評價則不高。

　　他國評價

　　白居易的文集在日本受到高度評價。平安時代，菅原道真寫漢詩，當時渤海國的人見到道真的詩，認為與白居易的詩很像，這評語令道真很高興，還特別記載下來，引以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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