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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四杰貢獻及其作品風格
導語:“初唐四杰”是指中國唐代初期四位文學家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合稱,簡稱“王楊盧駱”。
初唐四杰介紹:
王勃出身望族,為隋末大儒王通的孫子(王通是隋末著名學者,號文中子),王通生二子,長名福郊,次名福峙,福峙即王勃之父,曾出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縣令、六合縣令、齊州長史等職。可知王勃生長于書香之家。王勃也是王績的侄孫。
王勃小時候很聰慧,從小就能寫詩作賦,世人目為神童。
王勃雖然才14歲,尚是一少年,但由于才華畢露,在那時就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齊名并稱為“初唐四杰”。
咸亨三年(672年)王勃返回長安,裴行儉、李敬玄同典選事,聞王勃文名,又數次召用,但王勃恥以文才受召,作文述志,結果觸怒了裴行儉,被斥為“才名有之,爵祿蓋寡”。不過,王勃沒有象第一次廢官后那樣寄情于山川煙霞,而是更珍惜這劫后余生。“富貴比于浮云,光陰逾于尺璧。著撰之志,自此居多。……在乎辭翰,倍所用心。”第二年朝廷雖恢復王勃原職,但他決計棄官為民而不就任。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里,王勃完成了祖父王通《續書》所闕十六篇的補闕,刊成二十五卷。撰寫了《周易發揮》五卷、《唐家千歲歷》、《合論》十篇、《百里昌言》十八篇等,同時還創作了大量詩文作品。這是王勃一生中創作最宏富的時期。
上元二年(675年)或三年(676年)春天,王勃從龍門老家南下,前往交趾看望父親。一路經洛陽、揚州、江寧,九月初到了洪州。在這里王勃留下了《滕王閣序》這一傳世名篇。滕王閣大宴后,王勃繼續南下,于十一月初七到達嶺南都督府所在地南海,第二年秋由廣州渡海赴交趾,不幸溺水而卒,年僅二十七歲
楊炯(650~693?),唐代詩人。弘農華陰(今屬陜西)人。楊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齊名,并稱初唐四杰。但自稱“恥在王后,愧在盧前”他于顯慶四年(659)舉神童。上元三年(676)應制舉及第。補校書郎,累遷詹事司直。武后垂拱元年(685)坐從祖弟楊神讓參與徐敬業起兵,出為梓州司法參軍。天授元年(690),任教于洛陽宮中習藝館。如意元年(692)秋后遷盈川令,吏治以嚴酷著稱,卒于官。世稱楊盈川。楊炯以邊塞征戰詩著名,所作如《從軍行》、《出塞》、《戰城南》、《紫騮馬》等,表現了為國立功的戰斗精神,氣勢軒昂,風格豪放。其他唱和、紀游的'詩篇則無甚特色,且未盡脫綺艷之風。另存賦、序、表、碑、銘、志、狀等50篇。張說謂“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于盧,亦不減王”。《舊唐書》本傳盛贊其《盂蘭盆賦》“詞甚雅麗”,《四庫全書總目》則以為“炯之麗制,不止此篇”,并謂“其詞章瑰麗,由于貫穿典籍,不止涉獵浮華”。所作《王勃集序》,對王勃改革當時淫靡文風的創作實踐,評價很高,反映了“四杰”有意識地改革當時文風的要求。對海內所稱“王、楊、盧、駱”,楊炯自謂“愧在盧前,恥居王后”,當時議者亦以為然。今存詩33首,五律居多。明胡應麟謂“盈川近體,雖神俊輸王,而整肅渾雄。究其體裁,實為正始”(《詩藪·內編》卷四)。《舊唐書》本傳謂其有文集30卷,《郡齋讀書志》著錄《盈川集》20卷,今均不傳。明萬歷中童佩搜輯匯編有《盈川集》10卷,附錄1卷。崇禎間張燮重輯為13卷。事跡見《舊唐書》本傳。
盧照鄰年少時,從曹憲、王義方受小學及經史,博學能文。高宗永徽五年(654),為鄧王李裕府典簽,甚受愛重,鄧王曾對人說:“此吾之相如(司馬相如)也。”高宗乾封三年(668)初,調任益州新都(今四川成都附近)尉。秩滿,漫游蜀中。離蜀后,寓居洛陽。曾被橫禍下獄,為友人救護得免。后染風疾,居長安附近太白山,因服丹藥中毒,手足殘廢。徙居陽翟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鑿潁水,環繞住宅,預筑墳墓,偃臥其中。他“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己獨儒;武后尚法,己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己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新唐書》本傳)。由于政治上的坎坷失意和長期病痛的折磨,他終于自投潁水而死。
盧照鄰的生卒年,史無明載。武則天登封于嵩岳,盧照鄰說到“后封嵩山”及其高宗咸亨四年(673)所作《病梨樹賦》序“余年垂強仕,則有幽憂之疾”推斷其時已年近40,咸亨四年下距登封元年為22年,則其生年約在太宗貞觀十年(636),去世時約60歲。
盧照鄰工詩,尤其擅長七言歌行,對推動七古的發展有貢獻。楊炯譽之為“人間才杰”(《已子安集序》)。代表作《長安古意》,詩筆縱橫奔放,富麗而不浮艷,為初唐膾炙人口的名篇,但仍未擺脫六朝詩風影響。《舊唐書》本傳及《朝野僉載》都說盧有文集20卷。《崇文總目》等宋代書目均著錄為10卷。今存其集有《盧升之集》和明張燮輯注的《幽憂子集》,均為 7卷。《全唐詩》編錄其詩2卷。徐明霞點校《盧照鄰集》即據 7卷本《幽憂子集》,并作《補遺》。傅璇琮著有《盧照鄰楊炯簡譜》。
盧照鄰墓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無梁鎮龍門村尚家村的河溪西岸。高大的墓冢尚存。
駱賓王(約627—約684李秉乘對谷照月有意思) 字觀光,婺州義烏人(今中國浙江義烏)人。唐初詩人,與王勃、楊炯、盧照鄰合稱。又與富嘉謨并稱“富駱”。唐龍朔初年,駱賓王擔任道王李元慶的屬官。后來相繼擔任武功主簿和明堂主簿。唐高宗儀鳳四年(679年),升任中央政府的侍御史官職。曾經被人誣陷入獄,被赦免后出任地方官臨海縣丞,所以后人也稱他駱臨海。武則天光宅元年(684年),徐敬業起兵討伐武則天,他做為秘書,起草了著名的《討武氏檄》。駱賓王(約627—約684) 字觀光,婺州義烏人(今中國浙江義烏)人。 其父官青州博昌縣令,死于任所。他7歲能詩,有“神童”之稱。據說詠鵝詩就是此時所作:“鵝,鵝,鵝,曲頸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父死后,他流寓博山,后移居兗州瑕丘縣,在貧困落拓的生活中度過了早年歲月。唐高宗永徽(650~655)年間,為道王李元慶府屬,道王叫他陳述才能,他恥于自炫,辭不奉命。后拜奉禮郎,為東臺詳正學士。因事被謫,從軍西域,久戍邊疆。后入蜀,居姚州道大總管李義軍幕,平定蠻族叛亂,文檄多出其手。在蜀時,與盧照鄰往還唱酬。儀鳳三年(678),后調任武功主簿、長安主簿,又由長安主簿入朝為侍御史,武則天當政,駱多次上書諷刺,得罪入獄。駱在獄詠蟬,有云:“露信高潔,誰為表余心?”以抒悲憤。次年,遇赦得釋。調露二年(680),出任臨海縣丞,世稱駱臨海。棄官游廣陵,作詩明志:“寶劍思存楚,金椎許報韓。”嗣圣元年(684),武則天廢中宗自立,這年9月,徐敬業(即李敬業)在揚州起兵反對。駱賓王為徐府屬,被任為藝文令,掌管文書機要。他起草著名的《討武氏檄》(即《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暗鳴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云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慷慨激昂,氣吞山河。武則天讀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皇然問:“誰為之?”或以賓王對,武則天感嘆曰:“宰相安得失此人?”11月徐敬業兵敗被殺,駱賓王下落不明。《資治通鑒》說他與李同時被殺,《朝野僉載》說是投江而死,《新唐書》本傳說他“亡命不知所之”,而孟綮《本事詩》則說:“當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戮類二人者,函首以獻。后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賓王亦落發,遍游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
貢獻意義:
四杰齊名,原指其詩文而主要指駢文和賦而言。四杰的詩文雖未脫齊梁以來綺麗余習,但已初步扭轉文學風氣。他們的詩歌,從宮廷走向人生,題材較為廣泛,風格也較清俊。盧、駱的七言歌行趨向辭賦化,氣勢稍壯;王、楊的五言律絕開始規范化,音調鏗鏘。駢文也在詞采贍富中寓有靈活生動之氣。四杰正是初唐文壇上新舊過渡時期的人物。
從唐高宗到武后初年,中國詩壇上出現了四顆光輝閃耀的'新星——王勃、駱賓王、楊炯、盧照鄰。類似的人生經歷,杰出的創作才華,功力近似的詩文創作,令四位新星的名字緊緊地聯結在一起,被人稱做“四杰”或者“四才子”,文學史上稱他們為“初唐四杰”。
作品風格:
他們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華的詩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時代就獲得“四杰”的美譽。
他們都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詩人,他們在初唐詩壇的地位很重要,上承梁陳,下啟沈宋,其中盧、駱長于歌行,王、楊長于五律。后人所說的聲律風骨兼備的唐詩,從他們才開始定型。
他們開始把詩歌從宮廷移到了市井,從臺閣移到了江山和塞漠,題材擴大,思想嚴肅,五言八句的律詩形式由他們開始了初步的定型。他們懷著變革文風的自覺意識,有一種十分明確的審美追求:反對纖巧綺靡,提倡剛健骨氣。他們的詩盡管未能擺脫南朝風氣,但其詩風的轉變和題材的擴大,預示了唐詩未來的發展方向,并起了積極進步的作用,他們是真正的唐詩的揭幕人。
在唐詩史上,他們是勇于改革齊梁浮艷詩風的先驅。唐太宗喜歡宮體詩,寫的詩也多為風花雪月之作,有很明顯的齊梁宮體詩的痕跡。大臣上官儀也秉承陳隋的遺風,其作風靡一時,士大夫們爭相效法,世號“上官體”。
在齊梁的形式主義詩風仍在詩壇占有統治地位的時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來反對初唐詩壇出現的這種不正之風,接著其余三人也都起來響應,一起投入了反對“上官體”的創作活動之中。
他們力圖沖破齊梁遺風和“上官體”的牢籠,把詩歌從狹隘的宮廷轉到了廣大的市井,從狹窄的臺閣移向了廣闊的江山和邊塞,開拓了詩歌的題材,豐富了詩歌的內容,賦予了詩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當時詩歌的思想意義,展現了帶有新氣息詩風,推動初唐詩歌向著健康的道路發展。四杰對唐詩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大致說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表現在作品題材與內容上,其中包括有詠史詩和詠物詩,還有山水詩,像王勃的《滕王閣》;或為抒發登臨送別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千古傳誦的名篇;以及駱賓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邊遠戍的,描寫征夫思婦的,與表達對不幸婦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們比較接近社會現實,所以常用詩歌對某些社會現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改變齊梁時遺下的不正詩風,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其次,初唐四杰為五言律詩奠定了基礎,并且使七言古詩發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現,唐初詩人王績(王勃系王績侄孫)曾作過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時候,五律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發揮,并在他們的作品中被逐漸的固定下來。“四杰”以多數量、高質量的詩篇為稍后于他們的沈佺期、宋之問的律詩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五言古詩在三國時期以后盛極一時,而七言古詩卻是到了唐代才興盛起來,四杰(楊炯無七言詩)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詩推向了成熟階段。所以初唐四杰在發展詩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楊以五律見長,盧、駱擅長七古(七言)。他們在文學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作用。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就對“四杰”十分敬佩。
評價:
1.杜甫評價:對于“四杰”的歷史貢獻,杜甫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戲為六絕句》)“四杰”的詩歌可謂以書生意氣來激揚文字,充溢著疏朗奮發的骨鯁之氣,真正與當時流行的宮體詩區別開來了,昭示著唐詩時代的來臨。
2.這是一批少年才子,才華橫溢,精神飽滿,一出場就英氣勃勃;這是一批短命詩人,活得最短的王勃才二十七歲;這又是一批苦命詩人,王勃是淹死的,盧照鄰是因長期癱瘓抽投水自盡的,駱賓王是被殺的'。他們雖然時運不濟,生活多艱,但都立志要掃蕩詩壇的積穢,剿除陳陳相因的宮廷文學,要求寫出自己真實的感受,在詩中塑現出一個真實的自我,改變詩歌與時代就像油花漂在水面上的關系,要叫詩歌具有激情和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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