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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生平經歷
屈原，中國戰國時期楚國偉大的愛國詩人。曾任三閭大夫、左徒等職。屢遭排擠，被流放沅、湘流域，最終投汨羅江而死。下面小編為大家帶來關于屈原的生平經歷，歡迎大家一起來欣賞!
人物簡介
屈原(約公元前340-前278)，中國古代偉大的愛國詩人。漢族，出生于楚國丹陽，名平，字原通常稱為屈原，又自云名正則，號靈均，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雖忠事楚懷王，卻屢遭排擠，懷王死后又因頃襄王聽信讒言而被流放，最終投汨羅江而死。屈原是中國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之一，也是我國已知最早的著名詩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開創了“香草美人”的傳統。戰國時期楚國貴族出身，任三閭大夫、左徒,兼管內政外交大事。他主張對內舉賢能，修明法度，對外力主聯齊抗秦。后因遭貴族排擠，被流放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一舉攻破楚國首都郢都。
屈原的事跡，主要見載于司馬遷的《史記》。根據《離騷》“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推定屈原出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日。屈原于是年正月十四誕生于丹陽，即今湖北秭歸，一生經歷了楚威王、懷王、頃襄王三個時期，而主要活動于楚懷王時期。
屈原生活的時期，正是中國即將實現大一統的前夕，“橫則秦帝，縱則楚王”。屈原因出身貴族，又明于治亂，嫻于辭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懷王的寵信，位為左徒，朝廷一切政策、文告，皆出于其手。
屈原為實現振興楚國的大業，對內積極輔佐懷王變法圖強，對外堅決主張聯齊抗秦，使楚國一度出現了國富兵強、威震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內政外交上屈原與楚國腐朽貴族集團發生了尖銳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來遭到群小的誣陷和楚懷王的疏遠。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為楚懷王擬訂憲令之時，在懷王面前誣陷屈原，懷王于是“怒而疏屈平”。
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職后，轉任三閭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務，負責宗廟祭祀和貴族子弟的教育。
懷王十五年(公元前314年)，張儀由秦至楚，以重金收買靳尚、子南、鄭袖等人充當內奸，同時以“獻商于之地六百里”誘騙懷王，致使齊楚斷交。懷王受騙后惱羞成怒，兩度向秦出兵，均遭慘敗。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齊國重修齊楚舊好。
此間張儀又一次由秦至楚，進行瓦解“齊楚聯盟”的活動，使齊楚聯盟未能成功。懷王二十四年，秦楚“黃棘之盟”，楚國徹底投入了秦的懷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漢北。
懷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約懷王武關相會，屈原力勸不可，然而懷王的小兒子子蘭等卻力主懷王入秦，懷王亦不聽屈原等人勸告，結果會盟之日即被秦扣留，三年后客死異國。
在懷王被扣后，頃襄王接位，子蘭任令尹(相當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斷絕。但頃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與秦結為婚姻，以求暫時茍安。由于屈原反對他們的可恥立場，并指斥子蘭對懷王的屈辱而死負有責任，子蘭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頃襄王面前造謠詆毀屈原，導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帶，時間約為頃襄王十三年前后。
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時，楚國的形勢愈益危急。到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預示著楚國前途的危機。次年，秦軍又進一步深入。屈原眼看自己一度興旺的國家已經無望，也曾考慮過出走他國，但最終還是愛戀故土，于悲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羅江，殉了自己的理想。
屈原死日，可能是五月初五，或距這一天很近的一個日子。五月初五原來是楚地的傳統節日，后來人們就把這一天作為紀念屈原的日子，論其本來意義，反而鮮為人知了。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周顯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一說周顯王三十年（公元前339年），正月初七日，屈原生于楚國丹陽。次年，居樂平里。
周顯王三十九年（公元前330年），屈原居樂平里。屈原自幼嗜書成癖，讀書多而雜，“石洞讀書”與“巴山野老授經”當在這一年的時間。
周顯王四十年（公元前329年），居樂平里。屈原雖出身貴族，但因自幼生活在民眾之中，加以家庭的良好影響，故而十分同情貧窮的百姓，從這時起，小小年紀便做了許多體恤民眾的好事，博得了眾口一詞的贊譽。
初露才華
周顯王四十八年（公元前321年），秦軍犯境，屈原組織樂平里的青年奮力抗擊，他一方面居高臨下地對青年們進行思想教育，一方面巧用各種戰術，機智果敢地給敵人以沉重打擊，一展其非凡才華。
周慎靚王元年（公元前320年），仲春三月，屈原應懷王之召出山進京，這一年他在鄂渚為縣丞。
周慎靚王二年（公元前319年），升任楚懷王左徒。這一年的深秋，屈原首次使齊。
周慎靚王三年（公元前318年），忙于楚之內政外交工作。五國聯兵攻秦，屈原隨軍而前。
任職高位
三閭大夫屈原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識（zhi，四聲），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
關于屈原所任楚懷王左徒一職，古今學者多有解釋，現擇其要者而舉之：
1、張守節說：左徒是左右拾遺之類的官。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屈原列傳》說：“左徒蓋今左右拾遺之類。”但據近現代學者褚斌杰、趙逵夫等人考證，認為后世的拾遺實為言官，可以上書言事而無實權，唐代的拾遺官階只是“從八品上”，同《史記》中的所述屈原所從事的政治活動不相稱。陸侃如《屈原評傳》說：“左徒是左右拾遺之類的官，僅次于令尹。”
2、林庚說：左徒是太傅之類的官。林庚《民族詩人屈原傳》所附《四注·說左徒》一文中，在引《史記》關于春申君為楚之親信，任左徒再升令尹的記述后說：“左徒所以說是宮廷的親信，因為是親信，所以侍從太子，其情形大約如賈誼之為‘長沙王傅’，秦因此也稱黃歇為‘太子之傅’。”
3、游國恩說：左徒是令尹的副職。游國恩在《屈原》一書中說，據《史記·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因此認為左徒之職似乎僅次于地位最高的令尹，也許就是令尹的副職。
4、趙逵夫說：左徒是行人。趙逵夫在《屈原與他的時代》中有《左徒·征尹·行人·辭賦》一文。在該文中，他從出土的文物及相關資料進行考證，認為“徒”、“尹”二字是雙聲假借。并舉《離騷》“濟沅湘以南征”，《九歌》“駕飛龍兮北征”，又引《爾雅·釋者》：“征，行也。”說“征尹”之取義，同于中原國家所謂“行人”，是指負責外交的官員。
5、湯炳正說：左徒是左登徒。湯炳正在《屈賦新探·左徒與登徒》一文中認為，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簡上記載的官職有“左登徒”、“右登徒”字是古代典籍中“升”字的通假字，“升”字古音跟“登”字完全相同，并且互相通假，因此，“左徒”是“左登徒”的省稱，在楚國朝廷上屬于大夫級別。同時，湯炳正也對“左徒”的職掌進行了說明，認為“左徒”雖兼管內政、外交，但從《屈原列傳》，尤其是《春申君列傳》的記述來看，他們的主要活動都在外交方面。如屈原的幾次使齊及其與張儀的斗爭等方面都可以證實。
6、聶石樵說：左徒是僅次于宰相的官。聶石樵《屈原論稿》說：“令尹就是宰相，可見左徒是僅次于宰相的官。”詹安泰在《屈原》一書中認為：“我們根據后來春申君、黃歇以左徒為令尹，就可以看出，左徒在當時是一個僅次于令尹（宰相）的高官。”并說：“左徒升級就可以做令尹。”
7、姚小鷗說：左徒是太仆之類的官。姚小鷗在《〈離騷〉“先路”與屈原早期經歷的再認識》一文中，考證《離騷》“來吾道夫先路”的“路”就是“輅”，是楚王的乘輿，與下文“恐皇輿之敗績”相合。進而考證了“左徒”的職掌，認為“左徒”是相當于后世“太仆”一類的官職。姚小鷗所說的“太仆”，據《周禮·太仆》載：“太仆，掌王正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為此，姚小鷗說：“《周禮》中‘太仆’一職為下大夫，其爵位并不高，但職掌甚為重要。”并認為“左徒之職約與《周禮》中的‘太仆’相當”。
8、王一軍說：左徒即楚懷王左司徒。王一軍在《屈原左徒即左司徒考》（《現代語文》2010年第8期）中指出司馬遷《史記》中的屈原為楚懷王左徒即左司徒之略寫。根據《屈平列傳》中的相關記述，屈原所任職務即起草憲令接遇賓客應對諸侯與《周官書》所規定的大小司徒職守相近。楚人尚右，故右司徒為正，左司徒為副，所以楚君以左右司徒以取代《周官書》的大小司徒之名稱。
變法改革
周慎靚王四年（公元前317年），忙于變法改革，制訂并出臺各種法令。
周慎靚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繼續進行變法改革，與舊貴族和一切頑固勢力進行斗爭。
周慎靚王六年（公元前315年），深入進行變法改革，民心沸騰；楚之形勢大變，舊貴族面臨著覆滅的命運。
讒而見疏
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讒而見疏，被罷黜左徒之官，任三閭大夫之職。
周赧王二年（公元前313年），屈原第一次流放漢北地區（今河南西峽、淅川、內鄉一帶）。為了打破楚、齊聯盟，秦國派張儀賄賂楚國權貴寵臣，又欺騙楚王說：“楚國如果能和齊國絕交，秦國愿意獻出商、于一帶六百多里土地。”屈原極力勸諫，但是楚王不聽，楚懷王聽信張儀的，就把相印授予人，跟張儀去秦國受地。張儀回秦國后裝病，三個月不見楚使。懷王以為張儀怪他和齊國斷絕關系不夠堅決，又派人去辱罵齊王一通。齊王大怒，斷絕了和楚的合縱，反而和秦國聯合起來了。這時張儀才出面對楚使說：“您為什么不接受土地呢？從某地到某地，廣袤六里。”六百里變成了六里，楚使很生氣，回來報告楚懷王，懷王大怒，先后兩次興師伐秦于漢北楚古都丹陽（今河南西峽、淅川一帶），結果都被秦打敗，喪失八萬軍隊，大將軍屈丐、裨將軍逢侯丑等70余人被秦軍俘虜，漢中郡淪陷，史稱“丹陽之戰”。隨后，秦又遣軍攻取楚地漢中（今陜西漢中）600里地，置漢中郡。
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楚國發兵反擊，在藍田（今陜西藍田一帶）大敗。韓、魏趁機偷襲楚國至鄧（今河南鄧州），楚國軍隊兵畏懼，從秦國回歸。韓宣王死，在位二十一年。子襄王倉立。孟軻議定在周赧王三年離開齊國。孟軻主張“性善”，勸齊宣王行仁政，勸滕文公行“井田”，均因為迂闊難行，不受兩國采納。懷王重新啟用屈原，讓他出使齊國，目的是讓齊楚兩國締結新的聯盟。
周赧王四年（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攻取楚召陵。惠文王愿分漢中之半給楚，與楚結盟。楚懷王比起漢中的土地，更想要獲得張儀。張儀來到楚國，由于重金賄賂了靳尚，并得到楚懷王寵姬鄭袖進言，得到釋放回到秦國。秦惠文王死，在位共二十七年。子武王蕩立。屈原出使齊國，回來楚國的時候張儀已經離開，勸諫懷王說：“為什么不殺張儀？”懷王后悔，派人追張儀沒有追到。
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秦武王元年。張儀由于不被武王滿意，離開秦國趕赴魏國。屈原仍事懷王為三閭大夫。懷王領悟到被張儀欺騙，出于一時權宜之計起用屈原為齊使，當屈原從齊國回來后馬上便被楚懷王疏遠。
周赧王六年（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齊宣王欲為縱長，惡楚之與秦合，遣使遺楚王書，懷王猶豫不決，昭睢力諫，遂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屈原不能參與朝政，極可能通過昭睢等大臣敦懷王合齊。
周赧王七年（公元前308年），秦武王三年，甘茂取韓宜陽。屈原居住在郢都，設壇教學。
周郝王十七年（公元前298年），秦昭王發兵出武關，攻楚，斬首5萬，取析（今河南淅川）及左右15城而去。
初次流放
周赧王十一年（公元前304年），屈原流浪漢北（漢江以上，今河南南陽西峽、淅川一帶）。秦楚復合，與屈原謀劃相反，而奸人必有讒言害之，避地漢北，當有不得已之情在，故《抽思》有欲歸不得之意。
流放背景：戰國時代，稱雄的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爭城奪地，互相殺伐，連年不斷混戰。那時，楚國的大詩人屈原，正當青年，為楚懷王的左徒官。他見百姓受到戰爭災難，十分痛心。屈原立志報國為民，勸懷王任用賢能，愛護百姓，很得懷王的信任。
賈誼在《吊屈原賦》中，這樣描寫屈原所處時代的社會狀況：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阘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為溷兮，謂跖、為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铦。斡棄周鼎，寶康瓢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
賈誼筆下，屈原生活的時代一切都是顛倒的：貓頭鷹在天上飛翔，鸞鳳卻深藏起來；小人得志尊顯，圣賢卻不得其用；正直廉潔的人受到誣蔑，強橫殘暴的人卻得到稱譽；寶劍被貶為鈍口，鉛刀卻被說成鋒利；國之重寶周鼎被拋棄，空瓦罐被當成寶物；疲牛跛驢驂駕著馬車，千里馬卻拉著沉重的鹽車；帽子本應戴在頭上，卻被墊在腳下，被汗水濕透。這就是楚國的時局。
那時西方的秦國最強大，時常攻擊六國。名士公孫衍提出合縱，即聯合六國一同抗秦，屈原積極參與此事，與公孫衍一起促成楚、齊、燕、趙、韓、魏六國君王齊集楚國的京城郢都，結成聯盟，并使懷王成了聯盟的領袖，因此得到了懷王的重用，很多內政、外交大事，都憑屈原作主。
因此，楚國以公子子蘭為首的一班貴族，對屈原非常嫉妒和忌恨，常在懷王面前說屈原的壞話。說他奪斷專權，根本不把懷王放在眼里。挑撥的人多了，懷王對屈原漸漸疏遠，因為齊楚連盟，秦國不敢動手，聽到這個消息，秦王忙把相國張儀召進宮來商量。 張儀認為六國中間，齊楚兩國最有力量，只要離間這兩國，聯盟也就散了。他愿意趁楚國內部不和的機會，親自去拆散六國聯盟。
周赧王十三年（公元前302年），齊、魏、韓三國聯軍攻打楚國，楚懷王派太子橫到秦國為人質，請求秦出兵援救。秦王命客卿通率兵救楚，擊退了三國聯軍。次年，秦國一大夫與太子橫因為私事爭斗被殺死。太子橫懼怕秦昭王怪罪，私自逃回楚國。此事使秦、楚兩國關系惡化，導致了此后秦國對楚國的頻繁進攻。“屈原憎恨楚懷王聽信小人讒言，讓不真實的語言蒙蔽了正確的語言，這些謠言將會損害楚國的利益，是方正的人不能容忍的，所以屈原在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屈原此時已從漢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勸懷王不要赴會，說：“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可懷王的幼子子蘭怕失去秦王歡心，竭力慫恿懷王前去。結果懷王一入武關，就被秦軍扣留，劫往咸陽，要脅他割讓巫郡和黔中郡。楚懷王被劫往咸陽，楚由齊迎歸太子橫立為頃襄王，公子子蘭為令尹，不肯向秦割讓土地，秦又發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5萬，取十六城。
二次流放
周赧王十九年（公元前296年），懷王死于秦國，秦國將他的尸體送回楚國安葬。諸侯由此認為秦國不義。秦國、楚國絕交。屈原于周赧王十九年年免去三閭大夫之職，放逐江南。他從郢都出發，先到鄂渚，然后入洞庭。
周赧王二十年（公元前295年），屈原到達長沙，在這楚先王始封之地遍覽山川形勢，甚起宗國之情。
周郝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93年），頃襄王六年，秦國派白起前往伊闕攻打韓國，取得重大勝利，斬首24萬。秦國于是送給楚王書信說：“楚國背叛秦國，秦國準備率領諸侯討伐楚國，決一勝負。希望您整頓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戰。”楚頃襄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懷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國的下場，就是因為“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
周赧王二十一年到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94年到公元前279年），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區。這次流放的路線，按《哀郢》分析，是從郢都（湖北江陵縣）出發，先往東南順江而下經過夏首（湖北沙市東南）、遙望龍門（郢都的東門）經由洞庭湖進入長江，然后又離開了夏浦（湖北漢口），最后到了陵陽（據說是今安徽青陽縣南）。時間長達16年，在這之間并寫下了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如《九章·悲回風》。
自投汨羅
秦國對楚王的妥協退讓，并不滿足。楚頃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將司馬錯攻楚，楚割讓上庸、漢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鄧、西陵；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白起更進一步攻下了郢都，頃襄王只好跟那些執政的貴族們一起，狼狽不堪地逃難，“保于陳城（今河南淮陽縣）”。在極度苦悶、完全絕望的心情下，于農歷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自盡了。這一年大概是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屈原當時62歲左右。
主要影響
文學成就
屈原是個詩人，從他開始，中華才有了以文學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稱“騷體”），被譽為“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據劉向、劉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二十五篇，即《離騷》一篇，《天問》一篇，《九歌》（《東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十一篇，《九章》（《惜誦》《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涉江》九篇，《遠游》《卜居》《漁父》各一篇。據《史記·屈原列傳》司馬遷語，還有《招魂》1篇。有些學者認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懷疑《遠游》以下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筆。據郭沫若考證，屈原作品，共流傳下來二十三篇。其中《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離騷》《天問》《招魂》各一篇。
大體說來，《離騷》《天問》《九歌》可以作為屈原作品三種類型的代表。《九章》《遠游》《卜居》《漁父》《招魂》《大招》，其內容與風格可與《離騷》列為一組，大都是有事可據，有義可陳，重在表現作者內心的情愫。《離騷》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熱情以至整個生命所熔鑄而成的宏偉詩篇，其中閃耀著鮮明的個性光輝，是屈原全部創作的重點。《天問》是屈原根據神話、傳說材料創作的詩篇，著重表現作者的學術造詣及其歷史觀和自然觀。《九歌》是楚國祀神樂曲，經屈原加工、潤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發和環境氣氛的描述上，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顯示了南楚文學傳統的痕跡。《離騷》一組，《九歌》一組，構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風格。
屈原作品和神話有密切關系。許多虛幻的內容就是承襲神話發展而來的。屈原又是關注現實的詩人，作品里反映了現實社會中的種種矛盾，尤以揭露楚國的黑暗政治最為深刻。
屈原作品的風貌和《詩經》明顯不同。這與長江流域的民風和黃河流域的民風不同有關。當時，北方早已進入宗法社會，而楚地尚有氏族社會的遺風，民性強悍，思想活潑，不為禮法所拘。所以，抒寫男女情思、志士愛國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豐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筆底。寫人神之戀，寫狂怪之士，寫遠古歷史傳說，寫與天神鬼怪游觀，一切神都具有民間普通的人性，神也不過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們使作品顯得色澤艷麗，情思馥郁，氣勢奔放。這樣的作品，表現了與北方文學不同的特色。
從體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詩歌，不管是《詩經》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發展為長篇巨制。《離騷》一篇就有二千四百多字。在表現手法上，屈原把賦、比、興巧妙地糅合成一體，大量運用“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識和復雜的現實關系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來。在語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詩經》以四字句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參差錯落，靈活多變；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虛字，用來協調音節，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嘆的韻致。總之，他的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創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漢王朝定都關中后，便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楚辭”的不斷傳習、發展，北方的文學逐漸楚化。新興的五、七言詩都和楚騷有關。漢代的賦作家無不受“楚辭”影響，漢以后“紹騷”之作，歷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詩句抒發自己胸中的塊壘，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這是屈原文學的直接發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跡為題材的詩、歌、詞、曲、戲劇、琴辭、大曲、話本等，繪畫藝術中如屈原像、《九歌圖》、《天問圖》等，也難以數計。所以魯迅稱屈原作品“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其影響于后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詩經》）以上”（《漢文學史綱要》）。著名詩人郭沫若曾為其編劇《雷電頌》，以紀念其事跡。
屈原作品想象最為豐富，詞采十分瑰麗。《離騷》中大量運用神話傳說，把日月風云，都調集到詩篇中來，使辭采非常絢燦，他還突出地描寫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達自己執兼比興”。他善于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惡木穢草，以喻小人，通過比興手法把君王信讒、奸佞當道、愛國志士報國無門的情景，寫得淋漓盡致。
屈原的作品充滿了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其主要表現是他將對理想的熱烈追求融入了藝術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風調激楚，是屈原楚辭風格。屈原由于受霄小的排擠陷害，使曾經對他十分信任并依靠他變法圖強的楚懷王，對他產生懷疑以至疏遠放逐;楚襄王當政后，更為昏庸，朝政日益腐敗，楚國面臨亡國的危機，而對屈原這樣的愛國志士迫害有加。屈原正直的性格，高潔的人格，愛國的行動，反倒都成了罪過。他將自己滿腔憤激的情緒，發而為詩，形成了激楚的情調。這種激楚的情調，在《九章》中表現得十分強烈。屈原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對后世文學創作影響深遠。特別是中國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還有意識地學習屈原積極的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李白的詩篇，也是大量羅智神話傳說、歷史人物、日月風云等入詩，構成一幅幅雄奇壯麗的圖畫。
屈原的作品還以一系列比興手法來表情達意。如他以鮮花、香草來比喻品行高潔的君子；以臭物、蕭艾比喻奸佞或變節的小人；以佩帶香草來象征詩人的品德修養。這種“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使現實中的忠奸、美丑、善惡形成鮮明對照，產生了言簡意賅、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如《九章·哀郢》開頭寫道：“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意。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詩人對國破家亡之痛，民離失散之苦，表現出十分憤懣的情緒，寫出他獨有的奇崛憤激、凄涼幽冷的詩歌。
屈原在許多詩歌中他對當時社會不重視賢才、自己懷才不遇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在憤慨中又流露出凄涼幽怨的情調。屈原楚辭雖然情調激楚，然由于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讀來毫無浮泛或輕躁之感。這種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創作的各類詩中。且不說《離騷》表達的那種深厚的愛國熱情以及詩人對國家民族的涓涓之誠，深深地扣動著讀者的心弦，就是《天問》那種以問句構成的形式奇特的詩歌，在反問中包含著相當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現出他的淵博和睿智，使詩歌意趣豐富，神理超拔，給讀者以美的啟示。
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繼承并發揮了《詩經》的比興手法，屈原的創作在相當程度上顯示了情感的解放，從而造成了全新的、富有生氣和強大感染力的詩歌風格。由于這種情感表達的需要，就不能滿足于平實的寫作手法，而需要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話材料，用綺麗的幻想，是詩歌的境界大為擴展，顯示恢弘瑰麗的特征。這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開辟出一條新的道路。后代的個性和情感強烈的詩人，如李白、李賀等，都從中受到極大的啟發。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學中講究文采，注意華美的流派，最終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屈原是愛玉之人，在他自己作品中描述了對玉的認識和感受：“撫長劍兮玉珥”“白玉兮為鎮”“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chéng，一種美玉）美之能當”。
作為一個偉大的詩人，屈原的出現，不僅標志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而且他所開創的新詩體——楚辭，突破了《詩經》的表現形式，極大地豐富了詩歌的表現力，為中國古代的詩歌創作開辟了一片新天地。《楚辭》這種詩歌樣式無論是在句式還是在結構上，都較《詩經》更為自由而且富于變化，因此能夠更加有效地塑造藝術形象和抒發復雜，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辭》以雜言為主，突破了傳統的四言句式。就語言描寫而言，楚辭善于渲染、形容，詞語繁富，很重視外在形式的美感，這為漢代賦體文學的產生創造了條件。《楚辭》也突出了浪漫的精神氣質，主要表現為：感情的熱情奔放、對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現、想象的奇幻等，通過幻想、神話等創造了一幅幅雄偉壯麗的圖景。后人因此將《詩經》中的《國風》與《楚辭》中的《離騷》并稱為“風騷”。“風”“騷”是中國詩歌史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優良傳統的源頭。同時，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還影響到漢賦的形成。
政治功績
屈原為實現振興楚國的大業，對內積極輔佐懷王變法圖強，對外堅決主張聯齊抗秦，使楚國一度出現了國富兵強的局面。關于屈原此次變法的內容，《史記》和《戰國策》記載非常簡略，后人無法窺其全貌。而從《離騷》和《九章》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一是他的改革變法是受楚懷王之命的；二是“奉先功”，即繼承前輩革新家的遺業的；三是以“明法之嫌疑”，即建立新的法制為中心內容的；四是以國家富強為唯目的一次自上而下的變法運動。楚史專家湯炳正經過繁瑣嚴謹的考證，把屈原的變法總結為六條：
第一，獎勵耕戰。獎勵農耕，是為了增加賦稅，富國富民，獎勵征戰是為了加強軍事戰略裝備；商鞅和吳起的變法都是這一套路子，使百姓無論是務農還是出征，都有盼頭、奔頭和念頭，只有建立獎罰制度，臣工和百姓才會心甘情愿的為爵位的驅使去竭盡全力。
第二，舉賢能。戰國時代魏文侯首開禮賢下士之風，使魏國在戰國初期首霸百余年；其次田齊的齊桓公辟稷下為學宮，招賢納士，到了齊威王時期，稷下學宮依然是超越大梁穩坐天下風華，成為天下士子趨之若鶩之地。屈原此時，這樣的改革也算是正當其時。不過與當時趙武靈王的軍事改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十來年后，趙國強勢的崛起為戰國強國的時候，楚國以文弱之勢卻日漸消沉了下去。
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于老百姓之間的溝通障礙，要讓楚王下達的命令準確即時的傳達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時間把王宮下達的命令傳達給廣大百姓；讓楚王與百姓互通有無，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圍的態勢；君主能清晰明快的了解民生疾苦，不偏聽偏信。而臣民的意見也可以高速地直達楚廷。
第四，禁朋黨。鑒于楚國的貴胄和老世族往往結黨營私，狼狽為奸，對不同政見的臣工大肆攻訐，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約束杜絕。
第五，明賞罰。無論是名法家的商鞅抑或是兵家的吳起，都注重嚴格的律條來約束將士的功過。在變法這樣的問題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華而獨成一體。
第六，移風易俗。屈原對楚國不正之風深惡痛絕，一個個能言善辯巧言令色的臣工老世族，不惜損害國家的主體利益來投機取巧。此次的變法也把楚國的不良之風用法律形式來約束。
人格精神
屈原的生命意識對后世文學創作的影響
屈原的作品所體現出來的生命意識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時光飛逝、美人遲暮的時間緊迫感和冷峻的死亡意識。面對大自然的四季變換，能引發人類共通的時間意識和生命意識，中國古代文人對美人遲暮之感的抒發，代不乏人，歷久彌新。但是還沒有誰像屈原那樣面對時間飛逝而產生緊迫甚至恐懼的感受。時間對于屈原來說，最現實的意義在于早日實現自己的美政理想，政治生命遠遠高于他的生物生命。
另一方面是自戀人格和人格編織的臣妾意識。屈原一生以侍奉君主為自己的終生使命，至死也忘不了要為楚懷王盡忠，這就是屈原的臣妾意識。屈原在作品中常常用到“美人”“香草”“婚期”“成言”“媒里”“求女”等，所以屈原《楚辭》中最重要的“比興”材料是“女人”，而這“女人”是象征他自己，一個被君王拋棄的婦人。在屈原的作品中深深隱藏著“臣妾意識”，即使懷王不知君子小人情狀，以忠為邪，即使自己陳情自白，指天為誓，即使自己飽受難以忍受的痛苦，他依然希望是昏聵的國王醒悟過來。屈原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這份天真，無疑是一種激情澎湃的政治理想主義，值得后人深思。自屈原而下，中國古代文人的“臣妾意識”不斷強化和穩定，以至于形成了一種穩定的政治人格——臣妾人格。一旦官場失意，美人遲暮的自戀自傷便婉轉不盡。辛棄疾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辛棄疾參透了南宋茍且偷安的必然結果，但辛棄疾依然難以釋懷，隨著年華的老去，隨著君臣茍且的繼續，國家大事，恢復大業，變得越來越渺茫，他的心情如同屈原那樣唯有“斷腸”當之。可以說，辛棄疾是中國文人士大夫真正在人格和藝術創作上自覺繼承屈原的一個典型。他的被棄置，他的“忠君愛國”，他的臣妾意識，他的藝術創作特色，無不是屈原的異代知音。
軼事典故
屈氏家族
屈原出生于楚國貴族，和楚王一樣，羋姓。該姓相傳出自祝融氏，當傳到熊繹時，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陽（也就是現在湖北宜昌）。這就是屈原的故鄉。
春秋初期，約公元前七世紀，楚武王熊通的兒子被封在“屈”這個地方，叫屈瑕，他的后代就以屈為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類似的，還有春秋時代的若敖氏和薳氏，戰國時代的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國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夠從春秋前期一直延續到戰國后期，一直處于楚國的高層，這個家族可謂經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閭大夫，據說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務。
屈原既是楚王的本家，當時叫作“公族”或“公室”，那么他和楚國的關系，當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孫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國都曾擔任過要職。到了屈原這一代，屈氏當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來被秦國俘虜的大將屈匄。據屈原《九章·惜誦》詩句“忽忘身之賤貧”，可知當時這個貴族家庭已經衰落。
生辰八字
屈原的出生日期，據近代許多人研究，約在周顯王二十七年（前342年）到三十年（前339年）之間。照甲子推算，那年應該是戊寅年。恰巧，屈原的出生不但是寅年，而且又是寅月寅日。照中國歷法的老話是“人生于寅”，所以夏正便以建寅之月（即正月）為歲首。屈原既然是寅年寅月寅日生，真正符合于“人”的生辰，所以屈原在作品《離騷》中說：“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攝提貞于孟陬”意為太歲星逢寅，說明這一年是寅年；孟是始，陬是正月，夏歷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說明這年正月是寅月；“惟庚寅吾以降”則說明屈原出生那一天是寅日。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據鄒漢勛、劉師培用殷歷和夏歷推算，定為周顯王二十六年（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陳玚用周歷推算定為同年正月二十二日。學界一般定為周顯王二十九年（前340年）。
屈原取名
屈原覺得自己的生辰有些與眾不同，所以他在《離騷》中說：“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意思是說：父親看到我生辰不凡，給我起了個好名字，名叫做“平”，字叫做“原”。東漢王逸在《楚辭章句》中解釋屈原的名字時說：“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言正平可法者莫過于天，養物均調者，莫神于地。”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來，照字面上講，“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征；“原”是又寬又平的地形，就是地的象征，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開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統。這在當時被認為是一個好兆頭。司馬遷曾在《史記·屈原列傳》中說：“屈原，名平，楚之同姓者也。”楚國王室為羋姓熊氏，羋姓是就母系而言，熊氏是就父系而言。屈原系王族之后，和楚懷王熊槐為本家。春秋時期，楚武王封兒子“瑕”到屈邑去做首領，因為瑕王子本來在朝中做官，做得不錯，就讓他去享用屈邑的物產，人們于是稱他為“屈瑕”。由此，楚王為羋姓熊氏，屈氏就成為了熊氏的一個支氏。
先秦時期男子稱氏不稱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羋原。后來姓氏合一，就不再存在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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