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與杜甫》讀后感
不記得是第幾次讀《李白與杜甫》這本書了。從前印象很不好。為的郭沫若挖空心思地貶低和糟踐杜甫，看了叫人生氣。我又向來鄙薄郭沫若的為人。因此，總是帶著抵觸的心理來讀。這一回算是耐著性子，又從頭至尾讀了一遍。對于《關于杜甫》部分，還是極反感。
竊以為這本書的后半部，完全不必寫。除了標榜階級立場之外，看不出郭沫若在杜詩研究方面下過任何功夫。郭沫若寫杜甫，通篇都是一種“找茬”的調調；讀之令人生厭。我們若想從郭沫若對杜甫的具體論斷里有所受益，注定是緣木求魚。但若換一個思路，將郭沫若對杜甫的論述，當作特定時代文學批判的一個典型案例來解讀，則足以窺一斑而知全豹，于學術史的了解大有裨益。研究20世紀學術史者，不可不讀該書，尤不可不細讀該書《關于杜甫》部分。郭沫若挖空心思詆毀杜甫，亦時時見出其天性之黠慧，若能拋價值判斷于一旁，讀者自可從中找樂。
但說句良心話，該書的《關于李白》部分，確實寫得好。古往今來的李白研究，并無幾人能出其右。我每次讀，都要為之拍案叫絕。
郭沫若的文史功底和才氣真是罕見。郭沫若尤其擅長直覺式判斷，往往不待繁瑣考證，一眼即能看出問題。郭沫若論王羲之《蘭亭集序》有可能是偽作，說帖中“癸丑”二字寫得過扁，分明是后來添上去的`。我最佩服他這種直覺式斷論的本事。非兼得天才與學力之長，不能作此直覺式判斷。郭沫若論李白，亦頗多此種判斷。譬如他說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中“奔流咸秦”的“咸秦”二字是“碎葉”之訛；又據魏顥《李翰林集序》“生子曰頗黎”，論斷世傳李白子名“伯禽”，實乃“伯離”之誤。這些判斷，皆前賢所未能道。雖然不免有臆測的嫌疑，但足以備一家之說。郭沫若論李白，處處見出大家風范。諸多判斷，看似出于直覺，卻又與史實若合符節。
《關于李白》部分，“李白在政治活動中的第二次大失敗”這一章，寫得最為精彩。永王事件，錯綜復雜。讀兩《唐書》及《資治通鑒》，往往如墮五里云中，難得真相。郭沫若卻將玄宗“制置”、肅宗稱帝、永王東巡三者之間的時間差算得極準；將玄宗、肅宗、永王父子兄弟三人各自算盤，剖析得細致入微。此一部分剖析事件原委，可謂單刀直入，直奔主題；所下判斷，真如老吏斷獄，精悍絕倫。故足以發千古之覆。我每讀此章，必大呼痛快。郭沫若作為大史學家的政治洞察力，不是一般的文史研究者所能具備的。這大概與其一生從政、諳熟政治斗爭有關。
“李白在長流夜郎前后”這一部分，亦精彩。郭沫若分析李白下獄及流放夜郎前后心理變化，極為妥貼。較之一般的人物傳記，郭沫若在還原詩詞作品的情境方面，亦見出他作為大文學家的敏感。他在行文中，隨意插敘《早發白帝城》《上三峽》兩首詩，說明李白遇赦前后心境的不同，令人嘆為觀止。
學術研究，往往因襲者多而發明者少。郭沫若論李白，于史料左右逢源，而其論斷又是這等醒透痛快。是以可貴。
說到文章的寫法，郭沫若《關于李白》也具有典范價值。同樣是寫李白，他絕不像李長之那樣缺乏深度，但也絕不是陳寅恪那樣純粹論文寫法。郭沫若用純粹的白話來寫作，語言生動，表達到位，不愧為現代文的大手筆。
郭沫若博聞強記，隨手援引的資料，也很有趣。原來陸游對李白和杜甫的功名思想，都很有些看不慣呢。陸游批評李白，說：“以布衣得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為交歡’，宜其終身坎坷也。陸游又寫過一首《秋興》詩批評杜甫：”功名不垂世，富貴但堪傷。底事杜陵老，時時矜省郎？“讀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亦可滿足獵奇心理，此亦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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