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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古詩《惠崇春江晚景》解釋
無論是身處學校還是步入社會,大家都收藏過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古詩吧,古詩準確地來說應該叫格律詩,包括律詩和絕句。其實很多朋友都不太清楚什么樣的古詩才是好的古詩,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春天的古詩《惠崇春江晚景》解釋,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惠崇春江晚景》
【宋】蘇軾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
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注釋】
惠崇:北宋名僧能詩善畫,《春江晚景》是他的畫作,共兩幅,一幅是鴨戲圖,一幅是飛雁圖。蘇軾的題畫詩也有兩首,這首是題鴨戲圖的詩。
蔞蒿:一種生長在洼地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花淡黃色,莖高四、五尺,剛生時柔嫩香脆,可以吃。
蘆芽:蘆葦的幼芽,可食用。
河豚:魚的一種,學名“鲀”,肉味鮮美,但是卵巢和肝臟有劇毒。產于我國沿海和一些內河。每年春天逆江而上,在淡水中產卵。
上:指逆江而上。
【譯文】
竹林外兩三枝桃花初放,鴨子在水中游戲,它們最先察覺了初春江水的回暖。河灘上已經長滿了蔞蒿,蘆筍也開始抽芽了,而這恰是河豚從大海回歸,將要逆江而上產卵的季節。
【賞析】
惠崇是個和尚,宋代畫家。這首詩是蘇軾題在惠崇所畫的《春江曉景》上的。惠崇原畫已失,這首詩有的版本題作《春江曉景》,現已無從考證。
畫以鮮明的形象,使人有具體的視覺感受,但它只能表現一個特定的畫面,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一首好詩,雖無可視的圖像,卻能用形象的語言,吸引讀者進入一個通過詩人獨特構思而形成的美的意境,以彌補某些畫面所不能表現的東西。
這首題畫詩既保留了畫面的形象美,也發揮了詩的長處。詩人用他饒有風味、虛實相間的筆墨,將原畫所描繪的春色展現得那樣令人神往。在根據畫面進行描寫的同時,蘇軾又有新的構思,從而使得畫中的優美形象更富有詩的感情和引人入勝的意境。[1]
竹林外兩三枝桃花初放,鴨子在水中游戲,它們最先察覺了初春江水的回暖。河灘上已經滿是蔞蒿,蘆筍也開始抽芽,而此時河豚正是上市的好時節,可以在市場上銷售了。
好的題畫詩,既要扣合繪畫主題,又不能拘于畫面內容,既要能再現畫境,同時又能跳出畫外,別開生面,離開繪畫而不失其獨立的藝術生命。蘇軾這首詩可以說做到了這一點。詩的前三句詠畫面景物,最后一句是由畫面景物引起的聯想。整首詩又如同詩人即景言情,當下所得,意象妙會而自然。說前三句再現畫境,其實兩者也不全然等同。第二句中“水暖”(溫度)、“鴨先知”(知覺)云云,是不能直接畫出的。詩能描寫如畫,詩詠物性物理又過于畫。這是因為繪畫屬于視覺藝術,而詩是語言藝術,有著表現上的絕對自由。最后一句進一步發揮聯想,在前三句客觀寫景的基礎上作出畫中景物所屬時令的判斷,從而增添了南方風物之美的豐富感覺,這更是畫所不能的。有關河豚的應時風味,梅堯臣《范饒州坐中客語食河豚魚》一詩寫首:“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蝦。”歐陽修《六一詩話》說:“河豚常出于春暮,群游水上,食柳絮而肥,南人多與荻芽為羹,云最美。”蘇軾的學生張耒在《明道雜志》中也記載長江一帶土人食河豚,“但用蔞蒿、荻筍(即蘆芽)、菘菜三物”烹煮,認為這三樣與河豚最適宜搭配。由此可見,蘇軾的聯想是有根有據的,也是自然而然的。詩意之妙,也有賴于此。
詩人先從身邊寫起:初春,大地復蘇,竹林已被新葉染成一片嫩綠,更引人注目的是桃樹上也已綻開了三兩枝早開的桃花,色彩鮮明,向人們報告春的信息。接著,詩人的視線由江邊轉到江中,那在岸邊期待了整整一個冬季的鴨群,早已按捺不住,搶著下水嬉戲了。
然后,詩人由江中寫到江岸,更細致地觀察描寫初春景象:由于得到了春江水的滋潤,滿地的蔞蒿長出新枝了,蘆芽兒吐尖了;這一切無不顯示了春天的活力,惹人憐愛。詩人進而聯想到,這正是河豚肥美上市的時節,引人更廣闊地遐想。全詩洋溢著一股濃厚而清新的生活氣息。
作者簡介
蘇軾(1037~1101年),宋代文學家。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嘉祐(宋仁宗年號,1056~1063年)進士。曾上書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詩諷刺新法而下御史獄,貶黃州。宋哲宗時任翰林學士,曾出知杭州、穎州,官至禮部尚書。后又貶謫惠州、儋州。多惠政。卒謚文忠。學識淵博,喜獎勵后進。與父蘇洵、弟蘇轍合稱“三蘇”。其文放縱不羈,雄渾豪邁,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其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夸張比喻,獨具風格,與黃庭堅并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并稱“蘇辛”。 又工書畫。有《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樂府》等。蘇軾在詩、文、詞、書、畫等方面,在才俊輩出的宋代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生平
早年經歷
蘇軾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蘇味道之后。蘇軾的祖父是蘇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蘇軾的父親蘇洵,即《三字經》里提到的“二十七,始發奮”的“蘇老泉”。蘇洵發奮雖晚,但是很用功。蘇軾其名“軾”原意為車前的扶手,取其默默無聞卻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蘇軾生性放達,為人率真,深得道家風范。好交友,好美食,創造許多飲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進京應試
嘉祐元年(1056年),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蘇洵帶著二十一歲的蘇軾,十九歲的蘇轍,自偏僻的西蜀地區,沿江東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進京應試。當時的主考官是文壇領袖歐陽修,小試官是詩壇宿將梅堯臣。策論的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蘇軾在文中寫道:“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歐、梅二公既嘆賞其文,卻不知這幾句話的出處。及蘇軾謁謝,即以此問軾,蘇軾答道:“何必知道出處!”歐陽修聽后,不禁對蘇軾的豪邁、敢于創新極為欣賞,而且預見了蘇軾的將來:“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名動京師
在歐陽修的一再稱贊下,蘇軾一時聲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會傳遍京師。當父子名動京師、正要大展身手時,突然傳來蘇軾蘇轍的母親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隨父回鄉奔喪。嘉祐四年十月守喪期滿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四年后還朝判登聞鼓院。治平二年,蘇洵病逝,蘇軾、蘇轍兄弟扶柩還鄉,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蘇軾還朝,震動朝野的王安石變法開始了。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歐陽修在內,因反對新法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平和世界”。
自請出京
熙寧四年(1071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憤怒,讓御史謝景在皇帝跟前說蘇軾的過失。蘇軾于是請求出京任職:熙寧四年至熙寧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寧七年秋調往密州(山東諸城)任知州、熙寧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豐二年四月調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頗有政績。
烏臺詩案
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四十三歲,調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給皇上寫了一封《湖州謝表》,這本是例行公事,但蘇軾是詩人,筆端常帶感情,即使官樣文章,也忘不了加上點個人色彩,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些話被新黨抓了辮子,說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說他“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諷刺政府,莽撞無禮,對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謂死有余辜了。他們從蘇軾的大量詩作中挑出他們認為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一時間,朝廷內一片倒蘇之聲。這年七月二十八日,蘇軾上任才三個月,就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臺詩案”(烏臺,即御史臺,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臺)。
烏臺詩案這一巨大打擊成為他一生的轉折點。新黨們非要置蘇軾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動也在朝野同時展開,不但與蘇軾政見相同的許多元老紛紛上書,連一些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也勸諫神宗不要殺蘇軾。王安石當時退休金陵,也上書說:“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這場詩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決”,蘇軾得到從輕發落,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受當地官員監視。蘇軾坐牢103天,幾次瀕臨被砍頭的境地。幸虧北宋時期在太祖趙匡胤年間既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蘇軾才算躲過一劫。
被貶黃州
出獄以后,蘇軾被降職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市)團練副使(相當于現代民間的自衛隊副隊長)。這個職位相當低微,并無實權,而此時蘇軾經此一役已變得心灰意冷,蘇軾到任后,心情郁悶,曾多次到黃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覽,寫下了《赤壁賦》、《后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千古名作,以此來寄托他謫居時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帶領家人開墾城東的一塊坡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別號便是他在這時起的。
主要成就
文學成就
詞作
蘇軾在詞的創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種文體自身的發展而言,蘇詞的歷史性貢獻又超過了蘇文和蘇詩。蘇軾繼柳永之后,對詞體進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終突破了詞為“艷科”的傳統格局,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使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轉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
蘇軾對詞的變革,基于他詩詞一體的詞學觀念和“自成一家”的創作主張。
自晚唐五代以來,詞一直被視為“小道”。雖然柳永一生專力寫詞,推進了詞體的發展,但他未能提高詞的文學地位。這個任務有待于蘇軾來完成。蘇軾首先在理論上破除了詩尊詞卑的觀念。他認為詩詞同源,本屬一體,詞“為詩之苗裔”,詩與詞雖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別,但它們的藝術本質和表現功能應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將詩與詞相提并論,由于他從文體觀念上將詞提高到與詩同等的地位,這就為詞向詩風靠攏、實現詞與詩的相互溝通滲透提供了理論依據。
為了使詞的美學品位真正能與詩并駕齊驅,蘇軾還提出了詞須“自是一家”的創作主張。此處的“自是一家”之說,是針對不同于柳永詞的“風味”而提出的,其內涵包括:追求壯美的風格和闊大的意境,詞品應與人品相一致,作詞應像寫詩一樣,抒發自我的真實性情和獨特的人生感受。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其文如其為人”(《答張文潛縣丞書》),在詞的創作上自成一家。蘇軾一向以文章氣節并重,在文學上則反對步人后塵,因而他不滿意秦觀“學柳七作詞”而缺乏“氣格”。
擴大詞的表現功能,開拓詞境,是蘇軾改革詞體的主要方向。他將傳統的表現女性化的柔情之詞為擴展為表現男性化的豪情之詞,將傳統上只表現愛情之詞擴展為表現性情之詞,使詞像詩一樣可以充分表現作者的性情懷抱和人格個性。蘇軾讓充滿進取精神、胸懷遠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詞世界,改變了詞作原有的柔軟情調,開啟了南宋辛派詞人的先河。
與蘇詩一樣,蘇詞中也常常表現對人生的思考。這種對人生命運的理性思考,增強了詞境的哲理意蘊。蘇軾雖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夢,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脫,始終保持著頑強樂觀的信念和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
蘇詞比較完整地表現出作者由積極轉而矛盾苦悶,力求超脫自適而不斷追求的心路歷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個性氣質。繼柳永、歐陽修之后,蘇軾進一步使詞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與創作主體由分離走向同一。
蘇詞既向內心的世界開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詞所表現的生活場景很狹小,主要局限于封閉性的畫樓繡戶、亭臺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開始將詞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關河、葦村山驛等自然空間,張先則向日常官場生活環境靠近。蘇軾不僅在詞中大力描繪了作者日常交際、閑居讀書及躬耕、射獵、游覽等生活場景,而且進一步展現了大自然的壯麗景色。
蘇軾用自己的創作實踐表明:詞是無事不可寫,無意不可入的。詞與詩一樣,具有充分表現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的功能。由于蘇軾擴大了詞的表現功能,豐富了詞的情感內涵,拓展了詞的時空場景,從而提高了詞的藝術品味,把詞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學殿堂,使詞從“小道”上升為一種與詩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體。
“以詩為詞”的手法則是蘇軾變革詞風的主要武器。所謂“以詩為詞”,是將詩的表現手法移植到詞中。蘇詞中較成功的表現有用題序和用典故兩個方面。
有了詞題和詞序,既便于交代詞的寫作時地和創作緣起,也可以豐富和深化詞的審美內涵。在詞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蘇軾。詞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種替代性、濃縮性的敘事方式,也是一種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蘇詞大量運用題序和典故,豐富和發展了詞的表現手法,對后來詞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從本質上說,蘇軾“以詩為詞”是要突破音樂對詞體的制約和束縛,把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蘇軾寫詞,主要是供人閱讀,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雖也遵守詞的音律規范而不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蘇軾作詞時揮灑如意,即使偶爾不協音律規范也在所不顧。也正是如此,蘇詞像蘇詩一樣,表現出豐沛的激情,豐富的想象力和變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語言風格。雖然蘇軾現存的362首詞中,大多數詞的風格仍與傳統的婉約柔美之風比較接近,但已有相當數量的作品體現出奔放豪邁、傾蕩磊落如天風海雨般的新風格,如名作《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在兩宋詞風轉變過程中,蘇軾是關鍵人物。王灼《碧雞漫志》卷二說:“東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強化詞的文學性,弱化詞對音樂的依附性,是蘇軾為后代詞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來的南渡詞人和辛派詞人就是沿著此路而進一步開拓發展的。
詩作
蘇軾對社會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思考都毫無掩飾地表現在其文學作品中,其中又以詩歌最為淋漓酣暢。在二千七百多首蘇詩中,干預社會現實和思考人生的題材十分突出。蘇軾對社會現實中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抱著“一肚皮不入時宜”的態度,始終把批判現實作為詩歌的重要主題。更可貴的是,蘇軾對社會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對封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弊政、陋習進行抨擊,體現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識。
蘇軾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閱歷極為豐富。他善于從人生遭遇中總結經驗,也善于從客觀事物中見出規律。在他眼中,極平常的生活內容和自然景物都蘊含著深刻的道理,如《題西林壁》和《和子由澠池懷舊》兩詩。在這些詩中,自然現象已上升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轉化為理性的反思。尤為難能可貴的是,詩中的哲理是通過生動、鮮明的藝術意象自然而然地表達出來,而不是經過邏輯推導或議論分析所得。這樣的詩歌既優美動人,又饒有趣味,是名副其實的理趣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和“雪泥鴻爪”一問世即流行為成語,說明蘇軾的理趣詩受到普遍喜愛。蘇詩中類似的作品還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飲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夾阻風》等。蘇軾極具靈心慧眼,所以到處都能發現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蘇軾對沉浮榮辱持有冷靜、曠達的態度,這在蘇詩中有充分的體現。蘇軾在逆境中的詩篇當然含有痛苦、憤懣、消沉的一面,但蘇軾更多的詩則表現了對苦難的傲視和對痛苦的超越。
蘇軾學博才高,對詩歌藝術技巧的掌握達到了得心應手的純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范,縱意所如,觸手成春。而且蘇詩的表現能力是驚人的,在蘇軾筆下幾乎沒有不能入詩的題材。
以“元祐”詩壇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詩的鼎盛時期,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人的創作將宋詩藝術推向了高峰。就風格個性的突出、鮮明而言,王、黃、陳三家也許比蘇軾詩更引人注目。然而論創作成就,則蘇軾無疑是北宋詩壇上第一大家。在題材的廣泛、形式的多樣和情思內蘊的深厚這幾個維度上,蘇詩都是出類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蘇軾具有較強的藝術兼容性,他在理論上和創作中都不把某一種風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這樣,蘇軾雖然在創造宋詩生新面貌的過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詩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這兩個主要缺點。所以蘇軾在總體成就上實現了對同時代詩人的超越,成為最受后代廣大讀者歡迎的宋代詩人。
文章
蘇軾的文學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韓愈和歐陽修對古文的貢獻,都是兼從文、道兩方面著眼的。但是蘇軾的文道觀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獨特性。首先,蘇軾認為文章的藝術具有獨立的價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僅僅是載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現功能便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高級形態。其次,蘇軾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規律。所以蘇軾主張文章應像客觀世界一樣,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他提倡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和生動性,反對千篇一律的統一文風,認為那樣會造成文壇“彌望皆黃茅白葦”般的荒蕪。
正是在這種獨特的文學思想指導下,蘇軾的散文呈現出多姿多彩的藝術風貌。他廣泛地從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藝術營養,其中最重要的淵源是孟子和戰國縱橫家的雄放氣勢、莊子的豐富聯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風格。蘇軾確實具有極高的表現力,在他筆下幾乎沒有不能表現的客觀事物或內心情思。蘇文的風格則隨著表現對象的不同而變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樣的自然、暢達。韓愈的古文依靠雄辯和布局、蓄勢等手段來取得氣勢的雄放,而蘇文卻依靠揮灑如意、思緒泉涌的方式達到了同樣的目的。蘇文氣勢雄放,語言卻平易自然,這正是宋文異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蘇軾擅長寫議論文。他早年寫的史論有較濃的縱橫家習氣,有時故作驚人之論而不合義理,如《賈誼論》責備賈誼不知結交大臣以圖見信于朝廷,《范增論》提出范增應為義帝誅殺項羽。但也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如《留侯論》謂圯上老人是秦時的隱君子,折辱張良是為了培育其堅忍之性;《平王論》批評周平王避寇遷都之失策,見解新穎而深刻,富有啟發性。這些史論在寫作上善于隨機生發,翻空出奇,表現出高度的論說技巧,成為當時士子參加科場考試的范文,所以流傳極廣。蘇軾早年的政論文也有類似的風格特點,但隨著閱歷的加深,縱橫家的習氣遂逐漸減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寫的一些奏議,內容上有的放矢,言詞則剴切沉著,接近于賈誼、陸贄的文風。
史論和政論雖然表現出蘇軾非凡的才華,但雜說、書札、序跋等議論文,更能體現蘇軾的文學成就。這些文章同樣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為活潑,議論更為生動,而且往往是夾敘夾議,兼帶抒情。它們以藝術感染力來加強邏輯說服力,所以比史論和政論更加具備美文的性質。
蘇軾的敘事記游之文,敘事、抒情、議論三種功能更是結合得水乳交融。
由于蘇軾作文以“辭達”為準則,所以當行即行,當止就止,很少有蕪詞累句,這在他的筆記小品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如《記承天夜游》,全文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韻味雋永,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蘇軾的辭賦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辭賦繼承了歐陽修的傳統,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蕭散之氣,吸收了詩歌的抒情意味,從而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創作了《赤壁賦》和《后赤壁賦》這樣的名篇。《赤壁賦》沿用賦體主客問答、抑客伸主的傳統格局,抒寫了自己的人生哲學,同時也描寫了長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駢散并用,情景兼備,堪稱優美的散文詩。
蘇軾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樣體現出行云流水的風格,他在翰林院任職時所擬的制誥曲贍高華,渾厚雄大,為臺閣文字中所罕見。他遭受貶謫后寫的表啟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體中難得的性情之作。
蘇軾的散文在宋代與歐陽修、王安石齊名,但如果單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則蘇文無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藝術成就
書法
蘇軾擅長寫行書、楷書,與黃庭堅、米芾、蔡襄并稱為“宋四家”。他曾經遍學晉、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長,再將王僧虔、徐浩、李邕、顏真卿、楊凝式等名家的創作風格融會貫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稱:“我書造意本無法”、“自出新意,不踐古人”。黃庭堅稱他:“早年用筆精到,不及老大漸近自然。”這說明蘇軾一生屢經坎坷,致使他的書法風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賦》、《黃州寒食詩》和《祭黃幾道文》等帖。
繪畫
蘇軾擅長畫墨竹,且繪畫重視神似,主張畫外有情,畫要有寄托,反對形似,反對程序的束縛,提倡“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而且明確地提出了“士人畫”的概念,對以后“文人畫”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圖卷》、《瀟湘竹石圖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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