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園記》原文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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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園記》原文及翻譯

　　《隨園記》寫于1749年(乾隆十四年)。1745年(乾隆十年)，袁枚買下了原江寧織造隋赫德的隋園。加以葺治，改名隨園。下面就由小編為大家帶來《隨園記》原文及翻譯，歡迎閱讀學習!

　　《隨園記》原文

　　金陵自北門橋西行二里，得小倉山，山自清涼【1】胚胎，分兩嶺而下，盡橋而止。蜿蜒狹長，中有清池水田，俗號干河沿。河未干時，清涼山為南唐避暑所，盛可想也。凡稱金陵之勝者，南曰雨花臺【2】，西南曰莫愁湖【3】，北曰鐘山【4】，東曰冶城【5】，東北曰孝陵【6】，曰雞鳴寺【7】。登小倉山，諸景隆然上浮。凡江湖之大，云煙之變，非山之所有者，皆山之所有也。

　　康熙時，織造隋公當山之北巔，構堂皇【8】，繚垣牖，樹之荻【9】千章，桂千畦，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時，號曰隨園。因其姓也。后三十年，余宰江寧，園傾且頹弛，其室為酒肆，輿臺【10】嚾呶，禽鳥厭之不肯嫗伏【11】，百卉蕪謝，春風不能花。余惻然而悲，問其值，曰三百金，購以月俸。茨墻剪園，易檐改途。隨其高，為置江樓;隨其下，為置溪亭;隨其夾澗，為之橋;隨其湍流，為之舟;隨其地之隆中而欹側也，為綴峰岫;隨其蓊郁【12】而曠也，為設宧窔【13】。或扶而起之，或擠而止之，皆隨其豐殺繁瘠，就勢取景，而莫之夭閼【14】者，故仍名曰隨園，同其音，易其義。

　　落成嘆曰：“使吾官于此，則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則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園者也。”遂乞病，率弟香亭【15】、甥湄君移書史居隨園。聞之蘇子【16】曰：“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然則余之仕與不仕，與居茲園之久與不久，亦隨之而已。夫兩物之能相易【17】者，其一物之足以勝之也。余竟以一官易此園，園之奇，可以見矣。

　　己巳【18】三月記。

　　《隨園記》譯文

　　金陵(今南京)從北門橋向西走二里路，有個小倉山，山從清涼山起源，分成兩個山嶺向下延伸，到橋才消失。山嶺蜿蜒狹長，中間有個清池、水田，俗稱干河沿。河沒有干涸的時候，清涼山是南唐皇帝避暑的地方，當時的繁盛可想而知。稱得上金陵名勝的，南邊的有雨花臺，西南有莫愁湖，北邊有鐘山，東邊有冶城，東北有孝陵，叫做雞鳴寺。登上小倉山，這些景物就像漂浮起來一樣。江湖這么大，云煙變幻那么快，不是山擁有的景致，都被山擁有了。

　　康熙年間，織造(官職名)隋大人在山的北麓，建起殿堂，砌上圍墻，種了上千株荻草，上千畦桂花，城里人來游玩的，盛極一時，人們給這座園林起名叫做隋園，是因為主人姓隋。三十年后，我主持江寧政事，園林傾塌而且荒蕪，里面的房屋被改成酒館，樓臺喧囂，禽鳥討厭這個地方不來棲息，百花荒蕪，春天也不開花。我感到悲涼愴然，詢問園林之多少錢，說值三百兩銀子，我拿薪水買下來。修補圍墻修剪花草，更換房檐改變用途。高的地方，建成臨江樓閣;低的地方，修建溪旁亭子;有溪水的地方，修了橋;水深流急的地方，造了舟船;突起險峻的地方，點綴它的氣勢;平坦而且草木旺盛的地方，設置了觀賞設施。有的風景加強，有的風景抑制，都隨它的豐盛蕭殺繁茂貧瘠情況而定，因勢取景，不是他們消失堵塞，仍叫做隨園，和隋圓同音，但意思變了。

　　建成以后感嘆說：“讓我在這里做官，則一個月來一次;讓我居住在這里，則每天都來。兩者不可兼得，所以辭官而要園子。”于是托病辭官，帶著弟弟袁香亭、外甥湄君搬著圖書居住在隨園里。聽蘇軾說過：“君子不一定非要做官，也不一定非不做官。”然而我的坐不做官，和住這個園子的長久與否，是相依賴的。兩個事物能夠交換，肯定其中的一個足以勝過另一個。我竟拿官職換這個園子，這個園子的奇妙，可想而知了。

　　己巳年三月寫此文。

　　注釋

　　(1)清涼：山名，在南京市西。又名石頭山。山上昔建有清涼寺，南唐建有清涼道場。相傳為避暑官。寺已廢。胚胎：此指小倉山為清涼山余脈。

　　(2)雨花臺：在南京市中華門外。相傳南朝梁時期天監年間(502—519)云光法師講經于此，感天雨花，因而得名。

　　(3)莫愁湖：在南京市水西門外，相傳為南齊時莫愁女居處而名。然而莫愁湖之名實始見于宋代。

　　(4)鐘山：在南京市中山門外。又名金陵山、紫金山、蔣山、北山。是南京主要山脈。

　　(5)冶城：故址在南京市水西門內朝天宮附近，相傳吳王夫差冶鐵于此，故名。

　　(6)孝陵：在南京市中山門外鐘山南麓，為明太祖朱元璋陵墓。

　　(7)雞鳴寺：在南京市區北雞鳴山，梁時與此始建同泰寺，后屢毀屢建。明代洪武年間(1368—1398)在其舊址建雞鳴寺。

　　(8)堂皇：廣大的堂廈。

　　(9)荻：即“楸”。落葉喬木，干直樹高。“樹之荻千章”是說楸樹千株，“章”通“橦”，大木林。

　　(10)輿臺：地位低賤的人。嚾呶，叫喊吵鬧。

　　(11)嫗伏：原指鳥孵卵，引申為棲息。

　　(12)蓊(wěng)郁：茂盛濃密貌。

　　(13)宦(yí)窔(yǎo)：房屋的東北角與東南角。古代建房，多在東南角設溷廁，東北角設廚房。此即代指這些設施。

　　(14)夭閼(è)：《莊子·逍遙游》。“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閼者，而后乃今將圖南。”夭謂折，閼為阻塞之意。此指沒有改變山原來的形勢。

　　(15)香亭：袁枚弟袁樹。湄君：袁枚外甥陸建，字湄君，號豫庭。

　　(16)蘇子：宋朝大文學家蘇軾。下面的引文出自蘇軾《靈壁張氏園亭記》。

　　(17)相易：互換。

　　(18)己巳：1749年(乾隆十四年)。

　　作者簡介

　　袁枚（1716年3月25日～1798年1月3日），字子才，號簡齋，晚年自號倉山居士、隨園主人、隨園老人。浙江錢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祖籍浙江慈溪。清朝詩人、散文家、文學批評家和美食家。

　　袁枚少有才名，擅長寫詩文。乾隆四年（1739年），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1742年），外調江蘇，先后于溧水、江寧、江浦、沭陽共任縣令七年，為官政治勤政頗有聲望，但仕途不順，無意吏祿。乾隆十四年（1749年），辭官隱居于南京小倉山隨園，吟詠其中，廣收詩弟子，女弟子尤眾。嘉慶二年（1798年），袁枚去世，享年82歲，去世后葬在南京百步坡，世稱“隨園先生”。

　　袁枚倡導“性靈說”，主張詩文審美創作應該抒寫性靈，要寫出詩人的個性，表現其個人生活遭際中的真情實感，與趙翼、蔣士銓合稱為“乾嘉三大家”（或江右三大家），又與趙翼、張問陶并稱“性靈派三大家”，為“清代駢文八大家”之一。文筆與大學士紀昀齊名，時稱“南袁北紀”。主要著作有《小倉山房文集》《隨園詩話》及《隨園詩話補遺》《隨園食單》《子不語》《續子不語》等。散文代表作《祭妹文》，古文論者將其與唐代韓愈的《祭十二郎文》并提。

　　詩論

　　在清代詩壇上，袁枚曾以其“性靈說”詩論獨樹一幟，對流行于當時詩壇的各種復古主義和形式主義進行了有力的回擊和掃蕩，一改清詩風貌，影響深遠，貢獻斐然。

　　袁枚所標舉的“性靈說”詩論以情為本，主張“詩寫性情”，即從詩歌的創作內容出發，要求詩歌創作主體抒發真情實感，以真情去充盈詩作的內容。這是其詩論的核心部分。在他看來，詩人唯有抒發真情，才能體現出詩歌自身的抒情本質，才能表現出自然清新、生動活潑、風趣別致的藝術魅力。他不僅把抒發真情作為采集和鑒賞詩歌的標準，而且以身作則，在自己的詩歌創作實踐中一以貫之，創作出很多富有真情的詩文作品。袁枚除了要求詩歌創作主體要抒發真實情感之外，還對詩人要具備一定的詩才天分道出了自己的見解。

　　袁枚認識到因為每個人的詩才稟賦各有所異，就會呈現出“筆性靈”和“筆性笨”的情況，于是就生發出稟賦靈性與創作靈感之間的關系，強調了詩才在詩歌創作中的重要作用。他甚至用夸張、過分的語言把天分的作用提升到一個絕對的地位。其實，袁枚在認識到“才”在詩歌創作過程中占據重要地位的同時，并沒有否定學識的重要性。他清晰地認識到每個人的性情各異，所以詩歌創作要情出于己，體現出“著我”的精神，強調“作詩，不可以無我”，激烈反對一切束縛詩歌抒發真情的制約因素，高呼“但須有我在，不可事剽竊”。

　　除此之外，袁枚還認識到時代在變、社會在變，詩歌創作也應隨之發生新變，提倡詩歌無論在思想內容方面，還是藝術形式方面都要有所創新，以新言去寫新意。袁枚的這些詩論觀點都體現出對詩歌創作要彰顯個性和獨創性的強烈追求。

　　袁枚的“性靈說”詩論以情為本，強調詩歌創作要自由自適、暢快淋漓地抒發真情實感。這一詩論主張在理論上是符合詩歌抒情本質的。袁枚能夠在當時復古主義風靡詩壇的背景下，獨樹一幟，標舉性靈，大膽地肯定自我、尊重人的情感。而且，袁枚能夠以情論詩，不以時劃人，不以人廢詩，這不僅肯定了通俗文學的價值，而且擴大了詩歌的表現范圍，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也是具有進步意義的。袁枚還從詩歌創作主體出發，對于詩人應具備一定的詩才稟賦進行了深入的論述。除此之外，袁枚基于對個體意識和個人情感的肯定，要求詩歌創作要情出于我，擺脫前人窠臼，當變則變，勇于推陳出新，力求彰顯自我個性，表現出獨創性。這些合情合理的詩論觀點，對今人從事詩歌創作都具有深遠的影響和一定的借鑒意義。

　　詠史詩

　　詠史題材在袁枚的詩學世界中占有重要而獨特的地位。他一生中寫下二百余首詠史詩，對詠史詩的創作方法也提出了一系列批評意見。通過這些材料，可以管窺其詠史詩批評觀念與風格追求。袁枚對詠史詩創作提出了兩條具體要求：一是“新義”，即思想內容上的高超識見，需要借助學識與想象兩套方法來獲得；二是“雋永”，即在藝術風貌上形成感情深沉悠遠、意味綿長不絕的效果，獲得的途徑有幽默、形象和用典這三種。袁枚自己在創作中基本遵循這兩條標準，但也有不合之處。

　　袁枚的整體詩學觀念中就包含著對“新義”的追求。他曾在《隨園詩話》中引述姜夔的話：“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詩便不俗。”也說過：“余自幼，詩文不喜平熟。”具體而言，他最推崇“翻案”式的寫作，因為既能突出作者的過人天才，又能避免讀者的審美疲勞。

　　袁枚不僅在詩學批評中強調詠史詩要具有議論上的新義，而且他自己在創作中也做出了很好的實踐。例如《謁岳王墓作十五絕句》，就最能體現其創新能力。這組詩是詩人晚年攜子游覽西湖時所作。詩人圍繞岳飛這單一的歷史人物寫了15首詩，卻沒有一首詩的立意是重復的，而是充分發揮才情與智慧，從不同角度下筆。除此之外，袁枚詠史詩中這類具有新義的作品也是數不勝數。

　　山水詩

　　袁枚的山水詩不僅完全擺脫了清初遺民山水詩一那種對政治功利的依附性，亦突破了清初六人家山水詩一般的借景抒情把山水作為感情載體的模式與浙派厲鶚山水詩以清幽之境排遣精神苦悶的慰藉式亦不相同，袁枚的山水詩的開創性在于高揚主體意識，在處理人與自然山水關系時，萬物為我所役，人始終占有據主導的或主動的位置。

　　袁枚山水詩的高揚主體意識，主要表現在把自然山水性靈化，即擬人化、個性化，人與自然主客體相隔離、相對立的界限被打破，自然山水自身被賦予人的個性情感，構成人的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人與山水可以對話”、心靈相通；同時以山水的精神來體現詩人的性靈。自然山水已不再僅僅是供人觀照、寄托的審美對象，它自身就是活的宇宙生命。這類山水詩多為古體、律詩，構思新穎，想象大膽，語言雄俊，生氣盎然；所寫對象基本上是名山勝水。袁枚詠山詩的主體意識頗強，亦表現為很少對山景作純客觀的描寫，而是偏重表露內心的主觀感受，突出人與自然的呼應、交流關系，這在清初以來的山水詩中并不多見，亦是袁枚求新思想的反映。袁枚追求的不是人對自然的主宰，而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及由此產生的自然之趣、閑適之情。他多用擬人手法，賦予自然景物以生命的靈性，尋覓自然中的生氣與生趣。這是袁枚為推動清代山水詩的發展所作出的重要貢獻。

　　袁枚詩中山水多具有性靈，其散文中山水亦常常不是單純的青山綠水，而是具有生命力的人化之自然。山水在他筆下往往被賦予感情、個性，是有靈性之物。一人徜徉于自然中，有賓至如歸”的感受，享受到遠離塵囂的愜意與審美的情趣，于人與自然和諧的關系中，見出天人合一”的境界。

　　袁枚的山水詩古體近體兼備，其中古體詩作尤為令人矚目。袁枚不慣依聲填詞，其中原由從他鐘愛古體詩便可獲知。他認為作詩是為抒發性情，如過分注重形式格律必然會限制性情的自由揮灑，也便失去了作詩的樂趣。袁枚的山水詩中往往融合難得的詼諧幽默，從而使他的山水詩呈現出濃郁的主觀色彩與個性特色。如《晚宿寺中同霞裳步鐵城障，認一線天》：“諸洞空中懸，道是猿猴宅。頗有高人風，呼之不肯出。”將待在山洞中不肯輕易露面的猿猴比作隱居的世外高人，既有畫面感又充滿喜感。詩人進行詩歌創作時，毫不掩飾自己的性情，將心情和心境化為一首首具有諧趣的詩篇，帶有濃厚的個性色彩，洋溢著一種特有的樂生精神，由山水之美，尋獲山水之樂。

　　此外，袁枚性靈山水詩在題材內容與藝術表現上亦有所開拓：描寫對象既有名山勝水，亦有山水小景；體裁既有古體律體，境界壯闊，波瀾開合奇正變幻，亦有絕句小詩，意象空靈，活潑有趣；語言既化用典故傳說，典雅華美，亦多白描，通俗曉暢。詩之活靈風趣得宋人楊萬里詩之真髓，白描手法承查慎行之精神，但又有所發展豐富，如增添了精警之致，減少了議論。

　　論詩詩

　　袁枚的詩歌作品中論詩詩約有100首，是他的批評文體中最多的一種形式，多存于《小倉山房詩集》中。他的論詩詩形式多樣，有論詩組詩也有論詩單篇，有對前人論詩作品的模仿，也有自己的全新創作。

　　《續詩品》就是袁枚以四言詩的形式寫成的一部詩論，主要是對唐朝司空圖《詩品》的一種模仿與創新，意在闡明創作的經營過程以及創作態度、方法等種種內容。《續詩品》體式雖模仿《詩品》，但形式本身也富有特色，它在繼承了此種論詩詩的文體之余，用更為宏闊的筆勢補充《詩品》了中沒有提及的部分，因此篇幅更為龐大。《續詩品》善于運用比興手法，用幾個喻體從不同角度反復設喻去說明一個論點，其語言形象鮮明，其韻律鏗鏘頓挫。

　　《續詩品》共三十二章，其中包括了詩歌創作與詩人自身修養、自身學識的關系，以及繼承與創新的關系，尤其是對創作技巧和創作態度的論述更是不乏真知灼見。袁枚論詩講究學識，主張繼承前人的文化遺產，如在《博習》一篇中，他在贊同吸取前人知識的同時，又反對盲目的推崇前人知識，并且不分優劣的一概而收。袁枚主張在創作的過程中，充分借鑒前人的經驗，汲取前人的精華，但同時又要有去其糟粕的能力，以達到融會貫通的效果。在創作態度上，首先，袁枚認為作詩需嚴謹，在創作中首先要以認真的態度認識到創作的艱巨性，而不能夠將其當做隨意之事。這是司空圖《詩品》中忽略的部分，也是袁枚詩論中不可磨滅的一部分，他從詩作者本身出發，表達了詩與詩人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在創作技巧上，袁枚也提出了一系列精當的見解。關于意蘊和辭藻的關系，袁枚認為應該不能本末倒置，顛倒了意蘊和辭藻之間的輕重緩急。關于《選材》方面，他認為任何時代的題材都有可寫之處，并無好壞之分。此外《擇韻》等篇目說明了關于詩歌格律方面的問題。《續詩品》中也通過部分篇目論述了詩歌風格，《布格》一篇說明詩的風格應與詩歌題材、主題相一致，《安雅》《空行》《振采》《固存》等幾個篇目，闡明了詩歌應具備華美、典雅、空靈和持重等風格。另外關于他的詩歌主張“性靈說”，也貫穿在這部《續詩品》的著作中。不同于《詩品》，以詩歌“品格”為首的創作角度和大量的比喻象征手法，袁枚以較為直接質樸的詩歌語言表明了創作詩歌中被前人所忽略的一系列問題，清人楊復吉對他的這種創新方式也有過高度的評價，由此可見袁枚的《續詩品》對于司空圖《詩品》的沿革和發揚，以及他獨立的文學價值。

　　袁枚的論詩詩，還有其他很多作品散落在《小倉山房詩集》里，雖然都是分散的體系，但同樣是他詩論著作中重要的成就。其中題材上有題序，有應答酬和之作，也有一些閑暇時期寫就的小詩。其形式上也豐富多樣，古近體皆有，七言五言兼備。其中專門論詩的有《改詩》《編得》等詩，袁枚通過獨立的篇目表明了他創作詩歌獨立的主張，如《答曾南村論詩》一首，是詩人與其友人關于詩論的答和之作，作者認為作詩主要是要重視性情，只要注重性情，就不必去分辨宋詩元詩亦或是明詩，因為每個朝代都會產生優秀的詩作。這點反映了他的“性靈說”這一主張。

　　另外還有如《題陳古漁詩卷》《題<碎琴上人集>》《題蔣申吉<蘇州竹枝詞>》等題序類的詩作，是對別人詩作的響應和評價，其體裁有五言、有七言，兼而有古體，可見袁枚在詩歌創作上的不拘一格。

　　哀悼詩

　　袁枚哀悼詩的創作貫穿詩人從青年到晚年的全部創作階段，其真摯的情感和高超的藝術手法充分體現了“性靈說"的詩歌主張。

　　袁枚反對使用生僻的典故“用僻典如，請生客入座，必須問名探姓，令人生厭。”主張用典“無填砌痕”，并力求達到“用典如水中著鹽，但知鹽味，不見鹽質”的效果。如《哭蔣靜存編修》中 “死解玄言王輔嗣，生能經世賈長沙。”《同年沈文愨公挽詞》中“遭際詩人有，如公古未曾。鐘期逢圣主，堯舜作吟朋。”“詩律長城在，群兒莫詆呵。”“王輔嗣”即魏晉玄學理論的奠基人王弼，“賈長沙”即西漢初年的政論家、文學家賈誼，“鐘期”即春秋時的鐘子期，“堯舜”乃上古明君， “長城”指抗敵御邊的南北朝名將檀道濟。以上詩句中皆選取比較著名的歷史名人及文化名人，既具有典型意義又免去了生僻用典而導致的艱深難懂的尷尬，亦能形象地再現出蔣靜存與沈文愨的才華與生平遭際，也更加突出了袁枚對故友的贊賞、惋惜與哀痛之情。典故與詩歌融會貫通，能讓讀者感受到用典帶來的詩意之妙，又能不著痕跡，沒有填砌、生澀之感。

　　袁枚在哀悼詩的創作中十分擅長使用對偶句，且邏輯嚴密、情感表達細膩。詩人以對偶句的形式，將心痛、哀傷、凄冷、孤寂與無奈的情緒表達得淋漓盡致。其創作手法成熟老練，既工整嚴密又不著痕跡，形式與內容達到了完美的統一，提高了詩歌表情達意的張力，使詩歌的審美意境更為開闊，盡顯詩壇盟主之風范。

　　袁枚的哀悼詩還有一種非常重要的藝術手法——— 序的使用。“序”能起到交代創作背景，積淀情緒的作用。能夠對詩歌內容進行鋪墊，補充說明，印證詩中所述事實，于是片段得到連貫，所抒發的情感有了明確的指向。因而一方面擴大詩歌的表現容量，同時又讓詩更單純，保持它本身短小的形式、抒情的性質和意在言外的美學特質。

　　諸多藝術手法的有效運用，形成了袁枚哀悼詩語言精煉、筆墨平實、形象鮮活、情感真摯、哀思綿長這一獨特的藝術風格。且豐富了袁枚的詩歌創作理論，是袁枚詩歌研究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面。

　　散文

　　袁枚不僅是名詩人，亦是出名的古文家，古文中文學性較強的有人物傳記散文、自然山水散文、抒懷散文與尺牘。傳記散文寫人性袼鮮明，記事選材得當；山水散文多將山水性靈化，且重刻畫山水各自的特征；抒情散文表現真情至性，抒情多與敘事相結合一尺牘短小精悍，表現個生靈活自由，袁枚散文的創作成就不可低估。

　　舒位稱“袁枚以詩、古文主東南壇坫，海內爭頌其集”，意謂袁枚不僅以其詩與詩論聞名于東南，其古文創作亦具有廣泛的影響。程晉芳甚至有袁枚“古文第一，駢體第二，詩第三”之評，對其古文創作更予高度贊揚。

　　袁枚古文創作的主張。概括起來，大致有如下：首先，與論詩反對“崇古賤今不同，于古文則主張欲復古者先拒今"，強調取法乎上，從三代、兩漢之書中汲取營養，因為他對宋代以后的古文評價不高，特別是認為明清古文沾染上八股文、考據文的弊病，更不足為法，但并非倡導擬古，故而批評“優孟衣冠，摩秦仿漢”“守八家空套，不自出心裁”為古文之弊。又正面聲稱“概著書立說，最怕雷同，拾人牙慧，賦詩作文，都是自寫胸襟，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可見復古”之旨的落腳點與論詩之倡言獨出性靈是殊途同歸的。其次，于古文的內容，反對“錟心論性，頗似宋人語錄"，宣揚理學，作高頭講章，亦反對“專引載籍，非博不詳，非雜不備”與“程蕺園書亟祉書數典"，“娛以注疏為古文"，賣弄學問，以考據為文，這與論詩譏諷“娛把抄書當作詩"是一致的。

　　袁枚的古文創作基本上實踐了他的這些觀點。袁枚的古文涉及到碑文、墓志銘、行狀、傳、序、記、祭文、書、論、說、表、名、尺牘等等。其內容則囊括論理、記事、寫人、寫景、抒情等多方面。

　　駢文

　　作為清代中葉的駢文大家，袁枚經由《小倉山房外集》所收8卷駢文作品，已經展示出了獨樹一幟的風格特色。袁枚才華橫溢、學識淵博，驅使麗辭古典從容自如，加之個性縱逸灑脫、且好論議，因此所為駢文既有如其所作性靈詩那樣清新流麗、瀟灑奇縱的特點，又有如西漢論辯文那樣氣勢沉渾、辯博暢達的特點。這兩種特點融貫在一起，就形成了袁氏駢文獨有流麗渾脫的藝術風格。流麗系指袁枚之文命意新奇而表述流暢、音聲諧協而辭采清麗，即石韞玉所謂“鯨鏗春麗，怪怪奇奇”，李英所謂“古藻繽紛”，劉麟生所謂“筆致流利”；渾脫則指袁文蘊厚而氣渾、識卓而筆縱，即石韞玉所謂“樹骨訓典”、“取材宏富”，李英所謂“大氣旋轉”，陳寶琛所謂“俶詭雄奇”、“磅礴凌厲”。

　　袁枚駢文并非僅僅取法唐宋，漢魏以降直至宋代的駢文，甚至經史百家、漢魏及唐宋的古文，袁氏都能博宗兼取、一爐冶之。袁枚駢文流麗渾脫之藝術風格的形成，乃是他在規撫以唐宋駢文家為代表的歷代前賢、綜取經史百家各種精粹的基礎上，發揮才情、熔裁學識、涵納個性而刻意創辟的結果。

　　袁枚駢文所取得的藝術成就是多方面的，總體成就可以兩個詞語來概括，即寓奇于偶、神王氣充。乃指袁枚駢文往往以散行之氣運駢儷之文，命意亦奇亦正、句式靈活多變，其或議論、或敘事、或抒情，都能義理、典實、辭采三者兼備，從而達到揮灑自如、神氣并盛的境界。其中句式靈活多變、儷體散趣及議論自鑄偉詞、奇縱融通兩方面，最能體現袁氏駢文的特色與優長。那些儷形散趣、或長或短的宋式聯句，使得袁枚駢文在充分保持駢體文格式特征的前提下，更具備了散體文意脈貫通、抑揚跌宕的特質，頗值關注。此外，這些對句大多拙中見巧，其貌似平平道來，實則經過精心錘煉以至于自然平易，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袁枚天才之卓越于此可見一斑。

　　袁枚的駢文固然不止以句式靈活多變、議論奇縱融通擅長，其在典故運用、音聲錘煉、辭采敷配，在敘事、抒情、寫景等眾多方面，都取得了不凡的藝術成就，但靈活多變的句式是袁式駢文最具個性也最為關鍵的結構要素，奇縱融通的議論則是袁氏駢文最鮮明也最成功的表達方式。它們普遍地滲入在《小倉山房文集》的絕大部分篇章中，而且兩者是相輔相成，一體發力。由此，便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袁枚駢文以意統文、以氣馭文、整散并用、流麗渾脫之特點的形成；而具有這樣特點的駢文，抑揚跌宕、精力貫注，其神王、其氣充，無疑是具有很高藝術成就的佳作。

　　袁枚駢文總體成就卓越，文學史地位崇高，如吳鼒即將袁氏推為清前期駢文八大家之一，就連桐城派巨擘姚鼐在論及袁氏駢文時，也說其“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而劉麟生《中國駢文史》則將袁枚視為清代駢文“博麗派”的一位代表作家，臺灣學者張仁青又將袁枚視為“宋四六派” 的代表作家之一，并贊其駢文“鶴翥龍驚，奇想天外，飛辯騁辭，溢氣坌涌，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為達之，以才運情，使筆如舌，誠詞人中之孑然者”。就文學史影響而言，從清中葉以至民初的近兩百年間，推崇、諷誦、效仿袁文者難以計數，單是《小倉山房外集》的箋釋、校注就有石韞玉、黎光地、魏大縉、王廣業、魏茂林、周紱堂等多家，可見其文學影響力之巨大、深遠。要之，袁枚稱得上是清代駢文史上無可爭議的一位大家，《小倉山房外集》也稱得上是一部獨標高格的經典之作。

　　飲食

　　袁枚有中國古代“食圣”之譽。在中國飲食文化史上，全面系統而深入地探討中國烹飪的技術理論問題，應該是從袁枚開始的。《隨園食單》在中國古代食書著述史上，集經驗、理論大成而又影響卓著，是中國歷史上當之無愧的飲食圣經之譽，代表了中國傳統食學發展的最高水準。《隨園食單》從烹飪技術理論出發，從采辦加工到烹調裝盤以及菜品用器等，都作了詳盡的論述，并對當時國內很多地區的美食進行點評鑒賞，這本書是一本劃時代的烹飪典籍。因此，袁枚不僅是清代著名的文學家，也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美食鑒賞家。

　　林語堂先生曾用英文向西方世界評介袁枚：“偉大的詩人和學者袁枚寫了厚厚的一本書來討論烹飪方法。”袁枚認為：“學問之道，先知而后行，飲食亦然。”袁枚有立食為學的明確目的，并為之孜孜努力，正如他自己所標榜的：“平生品味似評詩，別有酸咸世不知。”

　　袁枚身為清代文壇性靈派主將，強調詩味真實自然、自我適意卻又不乏超然韻致與生趣的文學思想與審美意識。袁枚寫詩作文為人均是推崇性靈，標揚自我，重味中之旨，在袁枚這里，論詩與論味、治味與治詩，在哲學美學精神上也是相通的。袁枚十分留心各種飲食的特點和烹飪技術，為了追求美味，他在每家吃飽了飯，都會派遣家廚去學習菜方，并作集保存，“四十年來，頗集眾美。”《隨園食單》也因此成為飲食烹飪文化史上一部體大慮周的重要著作。

　　《隨園食單》的內容可以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礎理論，包括“須知單”和 “戒單”，這部分內容重點體現了作者的食饌審美思想；第二部分是菜譜，包括海鮮單、江鮮單、特牲單、雜牲單等十二個方面，但沒有一般菜譜的枯燥與流水線化，此部分也也得滋味盎然。第一部分，精要獨到、生動深刻、系統完備地闡述了飲食理論和廚事法則，是中國古代食學理論和飲食思想的歷史性總結。其他諸“單”所記載的三百幾十種精致肴饌、名茶美酒等，均確記原料、制法、品質、由來，時間跨度從元末至清中葉，地域范圍以下江地區為主，至今仍極具參考意義。

　　袁枚自認其學術生涯和成就相當一部分是食學，甚至說自己的食學成就不在詩學成就之下。袁枚認為人生與國家大事莫過于飲食，他視高層次的飲食生活為一種藝術化境界，肴饌的制作也能夠并且應當追求極致化結果，需要他這樣的美食行家與“良廚”的共同努力。袁枚認為“作廚如作醫”，達到藝術化操作境界的肴品制作，不是一般意義的廚師燒菜，而是如治國、治軍一樣的“治菜”。認為世間萬事萬物“知己難，知味尤難”。

　　袁枚的食學成就為他所創造的十個“第一”：公開聲明飲食是大學問；把飲食作為安身立命、益人濟世學術畢生研究并取得了無與倫比成就；把人生食事提高到享樂藝術的高度；為廚師立傳；得到社會承認“味許淄澠辨”的專業美味鑒評家身份；系統提出“戒耳餐”“戒目食” “戒暴殄”“戒縱酒”“戒強讓”“戒落套”等一系列文明進食戒律；提出了廚師規范；倡導科學飲食；公開宣稱自己“好味”，與道統強化的“君子謀道不謀食”圣訓直接違抗；將“鮮味”認定為基本味型 “味欲其鮮，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與論詩”。所有這些，袁枚都是中國歷史上的首倡者。

　　文學評論

　　袁枚的《隨園詩話》可以感受到他對于批評文體所承載的承上啟下之功效，作為對后世影響最為深遠和廣泛的一部著作，《隨園詩話》有著其鮮明的時代特色。《隨園詩話》以袁枚的“性靈說” 詩學主張為根本，其中夾雜時事議論，一方面直接發表議論，宣揚“性靈說”，一方面并大量采錄當代有名或無名詩人的性靈詩作印證他“性靈說”理論，使詩話兼具詩選的因素。此外袁枚事無巨細的寫作方式，讓原本只是闡述詩學觀點的詩話體增添了記事的成分，其在詩論的過程中更多的加入了對當時文人詩壇奇聞異事的描述，增添了更多的文學性，這在歷朝歷代的詩話體創作中堪稱闊斧橫刀式的創舉。

　　袁枚幾乎無一遺漏的繼承了前人所有的文學批評樣式，并融入了自己的別出心裁之舉，其傳承體裁之全面，創新之深入，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堪稱第一人。

　　園林藝術

　　袁枚所處的中國古典園林的成熟后期是一個集大成的終結階段。前代許多優秀的造園理論通過各種園林實體和園林專著得以流傳下來，袁枚博覽山水佳園，其個人園林思想必然受到以往各種園林思想潛移默化的影響，而在隨園建造中，他又能根據實際情況對園林設計作因地制宜的調整，在繼承中有發展，在發展中求創新。

　　袁枚在設計隨園時，力求實現“壺中天地”、“須彌芥子”的最高境界。隨園是文人園林中規模較大者，其所納之景比一般園林更豐富。單《隨園二十四詠》中就涉及24處景觀，兼具自然與人文，兩者相得益彰。不僅如此，袁枚還依照四時、天氣的變化，設計了各具特色的景致，宜四季、宜晴雨，是袁枚為“壺中天地”賦予的新內涵。

　　除了容納天地四時之景外，袁枚還對自己的園林寄托了首丘之思。袁枚在修整園林時有意仿西湖諸景，使 “居家如居湖，居他鄉如故鄉”。不僅成為人工仿造自然景觀的成功案例，也為隨園增添了更深刻的情感內涵，即袁枚對故鄉的思念之情，通過園林思想以園林景觀的形式得以表現，是袁枚對“壺中天地”思想的又一發展。

　　此外，在園林中營造墳塋生壙，也是袁枚園林思想的一大創新。據《隨園六記》載，袁枚于乾隆三十四年在園西建造墳塋安葬其父，同時又在父親的塋旁建造了自己、妻子、妾、仆婢的生壙，目的是使妻隨夫、妾隨妻、仆隨主，各人死生皆有所隨。至此，袁枚“壺中天地”又兼及了宇宙生死這一永恒的命題。袁枚將前代的園林思想作了進一步的開發，使園林的意義與天地、四時、人情、生死都發生了外在與內在的聯系，升華了“壺中天地” 的思想和情感內涵。

　　袁枚的園林藝術思想以順隨自然與君子比德思想相統一為總體指導方針，既有對前代園林理論的辯證繼承，又能結合其園林實踐和治學經驗發展形成具有個人特色的園林藝術思想，表現出與清中葉園林藝術相一致的集大成的時代特征。作為園林設計與鑒賞大家的袁枚，不僅為園林建設提出了許多較為先進的造園理論，而且用文學作品的形式將其保存下來。在中國古典園林史上，袁枚的隨園一直是可供后代園林建造者學習與借鑒的范本。童雋教授就根據袁枚族孫袁起摹繪的《隨園圖》作出了隨園的復原平面圖。隨園及袁枚的園林文學作品在園林建設方面的價值之大和影響之深也許是連袁枚本人也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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