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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漏院記》古文賞析
《待漏院記》講的是宰相知國政懸萬命,當慎于思之以蒼生之富庶。勸誡宰相為政當勤,忠直無私,以保國安民為己任,而不應圖謀私利,誤國誤民,或貪圖祿位,庸碌無為。文章體現了作者開明的政治主張和實現清明吏治的進步要求;采用對比的寫法,刻畫了賢相和奸相的形象。作品中的“漏”指計時器。下面我們一起來閱讀《待漏院記》古文賞析。歡迎大家閱讀!
【原文】
待漏院記
作者: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1]、歲功[2]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圣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3]論道,六卿[4]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5]、夔[6]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爾,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
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7]鑾聲。金門[8]未辟,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9]之;田疇多蕪,何以辟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10]薦[11]至,愿避位以禳[12]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厘[13]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14]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仇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15]告災,上有憂也,構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16],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17]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下死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
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18]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19]進旅退,竊位而茍祿,備員[20]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
棘寺[21]小吏王某為文,請志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選自《四部叢刊》本《小畜集》
【注釋】
[1] 品物:眾物,萬物。亨:通達順利。
[2] 歲功:一年農事的收獲。
[3] 三公:周代三公有兩說,一說是司馬、司徒、司空,一說是太師、太傅、太保。西漢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馬)、御史大夫(大司空)合稱三公。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稱三公。為共同負責軍政的最高長官。唐宋仍沿此稱,惟已無實際職務。
[4] 六卿:《周禮》把執政大臣分為六官,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亦稱六卿。后世往往稱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為六卿。
[5] 咎(gāo):通“皋”,即皋陶(yáo),相傳曾被舜選為掌管刑法的官。
[6] 夔:堯舜時的樂官。
[7] 噦噦(huì):象聲詞,徐緩而有節奏的響聲。
[8] 金門:又稱金馬門,漢代官署門旁有銅馬,故名。
[9] 弭:停止,消除。
[10] 眚(shěng):原義為日食或月食,后引申為災異。
[11] 薦:副詞,表示頻度,相當于“一再”、“屢次”。
[12] 禳:除邪消災的祭祀。
[13] 厘:改變,改正。
[14] 四聰:《尚書·堯典》:“明四目,達四聰。”孔穎達疏:“達四方之聰,使為己遠聽四方也。”
[15] 三時:春、夏、秋三個農忙季節。
[16] 慆慆:紛亂不息的樣子。
[17] 隳(huī):崩毀,毀壞。
[18] 懸:系連,關聯。
[19] 旅:俱,共同。
[20] 備員:湊數,充數。
[21] 棘寺:大理寺(古代掌管刑獄的最高機關)的別稱。
【譯文】
天道不說話,而萬物卻能順利生長,年年有所收成,這是為什么呢?那是由于掌握四時、五行的天官們使風雨調暢的結果。皇帝不說話,而人民和睦相親,四方萬國安寧,這是為什么呢?那是由于三公商討了治國綱要,六卿職責分明,伸張了皇帝的教化的結果。所以我們知道,國君在上清閑安逸,臣子在下勤于王事,這就是效法天道。古代的賢相名臣善于治理國家的,從皋陶、夔到房玄齡、魏征,是屈指可數的。這些人不但有德行,而且都勤勞不懈。早起晚睡為國君效力,連卿大夫都是如此,何況宰相呢!
朝廷從建國初即沿襲前代的制度,在丹鳳門西邊設立宰相待漏院,這是表示崇尚勤于政務。當朝見之所的門樓上映著一線曙光,東方還未大亮時,宰相就動身啟行,儀仗隊的燈籠火把照耀全城。宰相駕到,馬車鈴聲叮,富有節奏。這時宮門未開,玉漏聲殘,侍從撩開車上帷蓋,主人下車到待漏院暫息。在等候朝見之際,宰相大概想得很多吧!
有的在想,萬民尚未安寧,考慮怎樣使他們平安;各方少數民族尚未歸順,考慮怎樣使他們前來歸附。戰事未息,怎樣使它平息;田園荒蕪,怎樣使人們去開墾。德才兼備之人尚未任用,我怎樣推薦他們;奸人在朝,我怎樣貶斥他們。天時不正,災害不斷,我愿意辭去相位,向上天禱告以消災滅害;各種刑罰未能息置,欺詐行為不斷發生,我將請求修養德行以加強治安。懷著深深的憂慮,等待天明入宮。宮門開后,善聽各方意見的天子離得很近。宰相向皇帝奏明了意見,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于是世風清平,百姓因此而富裕。如能這樣,宰相位居百官之上,享受優厚的俸祿,那就不是僥幸而得,而是完全應該的。
有的在想,我有私仇未報,考慮怎樣斥逐仇敵;有舊恩未報,考慮怎樣使恩人榮華富貴。考慮著金錢美女,怎樣到手;車馬玩物,怎樣取得。奸邪之徒依附我的權勢,我便考慮如何提拔他們;正直之臣直言諫諍,我便考慮怎樣貶謫他們。三時各地報告災情,皇上憂慮,我便考慮怎樣用花言巧語取悅皇帝;眾官枉法,國君聽到怨言,我便考慮怎樣奉承獻媚求得皇上的歡心。他為私事思緒紛亂,強自坐著假睡。宮門開了,金殿上龍目四顧,宰相提出建議,皇上被他蒙惑,政權由此而毀壞,皇位也因此而動搖。如果這樣,那么即使宰相被打入死牢,或流放遠地,也不是不幸,而是完全應該的。
因此可以懂得,一國之政,萬人之命,系于宰相一人,難道可以不謹慎以待嗎?還有一種宰相,他們沒有惡名聲,也沒有好名聲,隨波逐流時進時退,竊取高位貪圖利祿,濫竽充數而保全身家性命,也是不足取的。
石理寺小官吏王禹偁撰寫此文,希望能把它記錄在待漏院壁上,用以告誡執政的大臣。
創作背景
此文大約寫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作者當時36歲。此前五年左右的仕宦生涯中,他基本擔任地方州縣官職。端拱元年,太宗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二年,拜左司諫,知制誥,判大理寺,故此文末尾曰“棘寺小吏王某為文”。
在唐宋兩代的政治結構中,宰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宋時文人當政,宰相權力尤重。王禹偁有感于宰相人選在朝政中所起的舉足輕重的作用,寫了這篇很有時代特色的文章。
《待漏院記》講的是宰相職責,也反映了宋儒的政治理想。作者心中理想的政治模式是:君王獨斷而無為于上,百官分職而勤劬于下,而作為其間樞紐的,就是宰相。不過,在現實政治中,奸相多而賢相少,庸相為數尤眾,作者正是深感于此,才寫了頗有規諷之意的《待漏院記》。寫作此文之后不久,他就遭到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貶謫,表面原因是為被妖尼道安誣訟的徐鉉抗疏雪冤,追究深層原因,則是因其直言敢諫、得罪權臣,至“為流俗所不容”(《宋史·王禹偁傳》)。
賞析
《待漏院記》是王禹偁為世人傳誦的政論性篇章之一。從題目類型上,這屬于“廳壁記”,實際卻是一篇充滿政治色彩的“宰相論”,以宰相待漏之時的不同思想狀態,將宰相分為賢相、奸相、庸相三個類型,褒貶之意非常鮮明,反映了他對現實政治的憂慮、批判與幻想。
文章開篇探究天道的運行規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對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書·武成》)的治道原因進行解釋,借以導出宰臣勤于政務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從而自然轉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則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時的整肅莊嚴場面,繼而以“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這個設問作為過渡,圍繞待漏之時宰相們的所思所慮所追求,將這批人分為賢才、奸才和庸才三個類型,勾畫各自的面孔與靈魂。宰相總理全國政治、經濟、軍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務,位高權重,能夠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從而對整個國家造成影響,亦即“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而如何保證相權的正當實施呢?作者把它歸結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為公則賢,“思”為私則奸;賢者“憂心忡忡”于安黎民、撫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薦賢才、斥佞臣、禳災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復私仇、報舊恩、斂財富、陟同黨、斥異己、巧言諂容取悅君王;賢者居高官食厚祿而無愧,奸者不保于自身。這兩種人在思想上針鋒相對,對權力與責任的理解和運用亦截然不同,他們也會最終得到相應的獎懲。作者用對比手法分別刻畫二者的內心世界、表現其對帝王乃至國家政事的不同影響,以及各自的結局,使得賢相與奸相勢同水火的狀態更為鮮明地呈現在讀者眼前。至于庸才,則只以寥寥幾筆為之勾勒臉譜,說他們既無過不必挨罵,又無功不受贊譽,成天隨大流,尸位素餐、濫竽充數、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導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張行文要明白曉暢,自然平易。《待漏院記》不僅在結構上具有對稱美,語言成就更為突出:以四字句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瑯瑯上口;某些段落靈活押韻并自由換韻,充滿節奏美、韻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齊勻稱,又有紆徐之致。五十多年后,慶歷新政中失敗被貶的范仲淹寫下《岳陽樓記》,其中“先憂后樂”的警句固然與此文之中“夙興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構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記》的影子。
作者簡介
王禹偁(chēng),字元之,濟州鋸野人,一生經歷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他于太平興國八年(983)中進士,當過翰林學士,三任知制誥,但三次受排擠而外放,晚年當過黃州地方長官,所以后人稱他“王黃州”。當宋初一方面空洞浮靡的駢文盛行,一方面柳開、穆修等人生澀僻奧的古文崛起之時,王禹偁卻從兩種文風的兩軍對壘中看到了各自的弊端,他打出的旗號“夫文,傳道而明心”,看上去仍是唐代古文運動中“文以載道”的舊調重彈,但他借著“傳道明心”卻強調了表現內在心靈感受的意義。既然要表現內在心靈的感受,就不應該把文章寫得浮靡空洞或生澀僻奧,而應當“使句之易道,義之易曉”,所以他自己的散文總是寫的平易曉暢,既不像駢文那么呆板,又不像宋初古文那么生澀,顯得既有古文的自然流暢又有駢文的內在節奏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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