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教育家張伯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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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教育家張伯苓的故事

　　立志教育救國

愛國教育家張伯苓的故事

　　張伯苓生于1876年4月5日。那時中華民族處于日益寇深禍亟的災難之中，自鴉片戰爭以來，屢戰屢敗，賠銀割地，喪權辱國。1889年，13歲的張伯苓報考北洋水師學堂，希圖強國。在水師學堂，張伯苓不僅學到了近代科學文化知識，而且受到了近代思想解放的先驅者嚴復的思想影響。可是，當張伯苓即將畢業要上艦實習時，北洋水師在中日甲午海戰中幾乎全軍覆沒。后來他到殘存的通濟輪上實習，親睹了“國幟三易”——即1898年日本將威海衛交還中國，降日旗升龍旗，然而轉天清廷又轉交英國，再降龍旗升英旗，致使張伯苓“悲憤填胸，深受刺戟!念國家積弱至此，茍不自強，奚以圖存，而自強之道，端在教育。創辦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將終身從事教育之救國志愿，即肇始于此時”。(張伯苓《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1944年10月17日)

　　自那時起，張伯苓歷經劫難、矢志不渝地將畢生心血傾注于南開教育，義無反顧地踐行教育救國之宏志。從1904年開始，經過30多年的努力，構建起一個包括大、中、小學在內的完整的南開系列學校教育體系：1904年創辦私立中學堂(1912年始稱南開學校)，1919年開辦南開大學，1922年成立南開女中，1928年成立南開小學，1931年建立經濟研究所，1932年建立應用化學研究所，1936年成立南渝中學，1937年接辦蜀光中學。張伯苓以南開系列學校為依托，開創并踐行公能教育，在近代中國教育史上獨樹一幟;周恩來等一大批民族英彥輩出南開，書就了愛國育才的光輝篇章。

　　愛國，是張伯苓為人與辦學最為鮮明且一以貫之的特點。他說，“南開學校系因國難而產生，故其辦學目的旨在痛矯時弊，育才救國。”(同上)張伯苓認為，“教育目的，不能僅在個人。當日多在造成個人為圣為賢，而今教育之最要目的，在謀全社會的進步”。(張伯苓《以社會之進步為教育之目的》1919年2月12日)

　　愛國為公，自強為能

　　愛國，就要立為公之志向。張伯苓非常重視培養學生為公之道德和為公之誠信。他說，“公德心之大者為愛國家，為愛世界”。(張伯苓《南開學校的教育宗旨和方法》1916年1月19日)他問學生及其家長，“將來是為國?抑為私?來賓中或有諸生之家長，必以為供給子弟十數年之費用，今日畢業后，宜略為家庭打算。但試問若無國，何能有家?”“諸生功課已畢業，此后應思如何為國為公，方不愧為南開學生”。(張伯苓《為國為公，傻做實做》1935年6月23日)他又說，“誠之一字，為一切道德事業之本源，吾人前途進取應一以是為標準”，“望諸君明徵學理，細味不誠無物之言”，“既深知之，即力行之”。(張伯苓《作事應以“誠”字為標準》1916年6月28日)張伯苓要培養的是“真誠、無私的領導者，使他們能夠解決中國乃至世界所面臨的巨大的問題”。(張伯苓《為了中國的民主而奮斗》1918年1月14日)張伯苓堅信，“如果公，如果誠，事就能成功”。(張伯苓《南開的目的與南開的精神》1934年9月17日)

　　愛國，就要有“能力”。張伯苓說，“有愛國之心，兼有救國之力，然后始可實現救國之宏愿”。(張伯苓《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1944年10月17日)張伯苓講的能力，包括學習的能力、研究的能力、團結合作與組織能力、寫作說話能力、實干做事能力等等，統括為“為公服務之能力”(同上)。張伯苓特別注重“引導學生之自動力”，(張伯苓《南開學校的教育宗旨和方法》1916年1月19日)他說，“余嘗為汝等計劃，約有二法：一為先生之輔助;二為諸生之自治。夫然后先生之力漸減，學生之力日增，庶幾人人皆有自治之精神而有作事之能力也”。(張伯苓《欲強中國，端賴新少年》1916年8月30日)曾任南開學校大學部主任的黃鈺生先生指出，“在伯苓先生的教育思想中，自動、自覺、自治、自主、自創占有重要地位。而且這‘五自’的每一個‘自’，都是一種能力”。(黃鈺生《張伯苓教育言論選集序》1984年)

　　愛國，就要強健體魄。重視體育是張伯苓教育思想和實踐的重要特點。他說，“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身……南開學校自成立以來，即以重視體育，為國人倡，以期個個學生有堅強之體魄，及健全之精神……但苓提倡運動目的，不僅在學校而在社會，不僅在少數選手，而在全體學生。學生在校，固應有良好運動習慣;學生出校，應能促進社會運動風氣。少數學生之運動技術，固應提高;全體學生之身體鍛煉，尤應注意。最要者學校體育不僅在技術之專長，尤重在體德之兼進”。(張伯苓《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1944年10月17日)張伯苓早在1907年就提出“吾國選手在不久的將來參加奧運會”，(張伯苓《雅典的奧運會》1907年10月)從而成為中國奧林匹克運動之第一人。

　　愛國，知國，救國

　　愛國，就要“知中國、服務中國”。張伯苓在1927年就指出，“以往之大學教育，概皆‘洋貨’。教員則為留學生，教材則來自外洋，討論學術，則恒以歐美之歷史與社會為背景。此類教育，既不合學生之需要，又不合中國之國情;即偶爾相合，亦不過無源之水，一吸即涸，小販經商，行買行賣，中國將長此拾人之余矣。故南開大學之志愿，在謀學術之獨立，在整理事實，以為建設之根據，在用科學方法，以解決中國之問題;簡言之，在‘認識中國’，在‘服務中國’。根據此項原則，故南開注意研究中國國情……以為建設根據，又能培植此建設之人材，則其心愿固已足矣”。(張伯苓《繼續發展之南開學校》1927年)

　　針對日寇覬覦我東北的大陸政策，張伯苓認識到東北是中國的命脈，在南開成立了東北研究會，從1927年到1929年組織了多次大規模的東北實地調查，搜集了大量資料，并在《南開雙周》上開辟“東北研究”專欄，還出版了“日本問題專號”，發表了如《東北金融之現在及其將來》《東北現在的交通》《東北社會情形及教育設施之概況》《日本對中國之侵略政策》《日本之中國研究與中國之日本研究》《日本新舊思想之變遷》《中日俄與東三省》等一大批學術研究成果。調研成果還構成了著名的《東北地理教本》(1931年秋刊行，2015年重印出版)。這本長達六百多頁的教本，以翔實數據揭露了日本侵吞東北的罪惡行徑，警告國人“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表現出強烈的愛國情懷和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

　　愛國，就要團結抗敵。當“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張伯苓與全國人民一起發出了“最后的吼聲”。九一八事變當日，張伯苓即在津發表《吾人之責任與自救之道》的講話，表明愛國態度。1932年，張伯苓參與發起“廢止內戰大同盟”并任常委，又在南開召開天津各界參加全國廢止內戰大同盟籌備會，確定“不與內戰者妥協，不參加內戰，不供給內戰用款”等方針。(1932年7月21日《大公報》)

　　1933年，他與南開師生一起積極支持與援助長城抗戰。在1934年華北運動會上，張伯苓任裁判長，南開學子亮出“忘國恥”，喚醒國人“收復失地”，致日本代表離席而去，而張伯苓先生拒不向日本代表道歉，成一時佳話。在“一二·九”等抗日運動中，南開師生均是中堅力量，他們走出學校、走出天津，南下沿途宣傳抗日，產生了巨大影響。

　　當時的國民參政會是在中共提議下組建的戰時民主機制，是抗日統一戰線的重要機構。1938年6月17日，國民政府公布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名單，“兩園桃李一手栽”(陶行知語，指國共兩黨中多有南開學生)的張伯苓被選為參政員并任副議長。張發表講話稱：“參政會之目的，乃政府在抗戰期間為集思廣益，團結全國力量，爭取最后勝利。”“蓋中國今日之局勢，非全國共同一致奮斗，不足以挽救危亡。”(1938年6月18日《新華日報》)

　　“中國不亡吾輩在”

　　愛國，就要剛毅堅卓。七七事變之后，日軍進攻天津，于七月二十九日悍然轟炸南開大學，三十日又轟炸南開中學和南開女中并繼續轟炸南開大學，轟炸不僅由飛機輪番進行，還動用大炮“向南開大學校舍、圖書館進行猛烈射擊”，之后又派陸軍進入校園放火，致校園全部毀壞。日軍的野蠻轟炸，就是因為“南開大學是一個抗日基地”。(日軍新聞發言人語)對此毀滅性的轟炸，張伯苓校長于7月30日發表談話稱“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1937年7月31日《中央日報》)

　　張校長悲壯地對蔣介石說：“南開已被日軍燒掉了。我幾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國家有辦法，能打下去，我頭一個舉手贊成。”(1937年7月31日，蔣介石發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中午，蔣介石約宴張伯苓、胡適、梅貽琦、陶希圣等人，此為張伯苓在席間談話。)

　　之后，南開大學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合組長沙臨時大學，不久輾轉遷至云南昆明，改稱西南聯合大學，自覺地將“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終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剛毅堅卓地為中華民族的“中興業”育“人杰”。(后來新中國“兩彈一星”的23位元勛中就有8位是聯大校友)其時，西南聯大“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同上)創造了世界戰時教育的奇跡。至今矗立在聯大舊址和北方三校校園的西南聯大紀念碑之碑陰纂列的“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鮮明地表現了聯大人的愛國價值觀。在抗戰中，許多南開人血灑戰場，其中就有張伯苓先生的幼子——張錫祜，他參加空軍為國捐軀，張先生說，“我的這個兒子為國犧牲，他已經盡了他的責任了”。(胡適著，昂若譯：《張伯苓傳》，《(張伯苓)八旬誕辰紀念冊》，1956年)

　　張伯苓先生一生以愛國救國為己任，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力。如張學良晚年在被問及年輕時誰對他的影響最大時，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張伯苓，說就是因為聽了張伯苓的演講，內中一句“中國不亡吾輩在”，對他起到了醍醐灌頂的警醒作用。

　　張伯苓畢生投身于教育事業，但他的社會活動并沒有局限于教育領域，而是涉及政治、軍事、外交、文化、體育、宗教等諸多方面。他交游甚廣，與黎元洪、段祺瑞、馮國璋、徐世昌、蔣介石、馮玉祥、張學良等諸多軍政要人多有交往，與嚴范孫、梁啟超、蔡元培、胡適、蔣夢麟、梅貽琦、陶行知、老舍等社會各界名流更是時相過從。積極的社會活動和交往，使他成為諸多歷史事件的參與者和知情者。雖然，張伯苓作為“康梁時代的人”，(周恩來語)不免有時代的局限性，但他的愛國精神是永恒的。他的人生經歷，在某種意義上堪稱中國近代史的一個縮影。

　　“公能”教育，薪火相傳

　　作為愛國教育家，張伯苓先生最大的歷史貢獻，是他開創的公能教育，從而成為“中國現代教育的一位創造者”。(胡適語)張伯苓積多年愛國教育之實踐，提出“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為南開學校的校訓。這個公字當頭、公能結合、與時俱進的校訓，抓住了立德樹人的教育本質，是張伯苓教育思想的大成。張伯苓先生對這個校訓做了鞭辟入里的闡釋，他說，“教育目標，在‘救國救民’;教育方針，在‘允公允能’。‘公’以化私、化貪、化小;‘能’以去貧、去弱、去愚。希望人人皆是德、智、體、群四育平均發展之國民，人人皆有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犧牲小我，服務社會之美德。為社會而養成能力，獻能力以服務社會，進而改造社會之風氣，轉移政治之風氣，然后救國救民之最高目標，方可美滿實現。四十年來，世局萬變，惟南開之公能訓練方針，始終一貫不變”。(張伯苓《〈中國之命運〉與南開之教育》1944年5月)他又說，“‘日新月異’這四個字是說每個人要接受新事物，而且能成為新事物的創始者，不但趕上新時代，而且還要走在時代前列，這是南開精神”。(張伯苓與重慶南開中學同學談話，載于《四三通訊》第11期1942年4月)

　　張伯苓的公能教育，在理念上，用一個“公”字凸顯了為公育才、育為公之才，用一個“能”字凸顯了重視培養學生之能動的做事成事的能力;在實踐上，針對“愚、弱、貧、散、私”之“五病”，以“公能”為依歸開展五項訓練，即科學、體育、團體、道德和愛國，包含了且又大大超越了書本和課堂的知識教育，是課上與課下、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德智體美并進的全面教育。公能教育之所以成功地為國家培養出一大批棟梁之材，端賴其理念正確先進、其實踐全面徹底。張伯苓的“公能”教育思想有如魯殿靈光，穿越時代，為一代代南開人照亮了人生的航向，這是他留給南開、留給中國教育的寶貴財富。學習和傳承張伯苓的愛國精神，認識和理解公能教育深邃博大的內涵，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創造性地開拓公能教育新局面，是當代南開人的歷史責任。

　　在張伯苓先生140年誕辰、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作為迄今為止搜集張伯苓著述最為完整豐富的《張伯苓全集》付梓出版了。回首歷史的滄桑巨變，瞻望南開學校、中國教育和中華民族振興大業的壯美前途，我們深深懷念張伯苓——這位偉大的愛國先賢。此時，讓人不禁想到1951年張先生辭世時，他的得意門生黃鈺生先生在為老校長所致悼詞中那段感人的話：

　　“我們懷念那個身材魁梧，聲音洪亮，談笑風生，豪爽豁達，性格中充滿了矛盾，而能在工作中統一矛盾的人——這個人，機警而天真，急躁而慈祥，不文而雄辯，倔強而克己;這個人，能從辛苦中得快樂，能從失敗里找成功，嚴肅之中又有風趣，富于理想而又極其現實。我們懷念十五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教訓我們，號召我們團結合作，硬干苦干，指教我們，百煉鋼化為繞指柔，不取巧，不抄近，隨時準備自己忠實地報效國家的那個人;我們懷念十五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每到一處，青年們爭先恐后，滿坑滿谷，去聽他演講，愛護青年而為青年所敬愛的那個人——國士，教育家，新教育的啟蒙者，一代人師，張伯苓先生。”

　　書及此，腦海中又想起伯苓先生在抗戰即將勝利之時寫下的一段滿懷豪情、鼓舞人心的話，敬錄如下，作為本文的結語：“回顧既往奮斗之史跡，展望未來復校之大業，前途遠大，光明滿目。南開之事業無止境，南開之發展無窮期，所望我同人同學，今后更當精誠團結，淬厲奮發，抱百折不回之精神，懷勇往直前之氣概，齊心協力，攜手并進，務使我南開學校，能與英國之牛津、劍橋，美國之哈佛、雅禮并駕齊驅，東西稱盛。是豈我南開一校一人之榮幸，實亦我華夏國家無疆之光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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