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名人故事：凱恩斯
除了《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之外，全球經濟學家中最負盛名的莫過于宏觀經濟學之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下面是小編整理的經濟學家名人故事：凱恩斯，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經濟學家名人故事：凱恩斯
凱恩斯出生于1883年，是1946年，馬克思去世，他也是學二代，他幾乎接受了當時的頂級教育，中學畢業于伊頓公學，大學畢業于劍橋大學國王學院數學系，他父親是劍橋的經濟學教授。凱恩斯在上學的時候和弗吉尼亞·伍爾夫成為了朋友。
1919年凱恩斯參加了凡爾賽和會，他認為對德國的索賠要求過于苛刻，會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勸說無效之后，辭去了他在英國財政部的職位。我在想，他是不是曾經見過顧維鈞。
1929年，大蕭條開始了，凱恩斯持有的股票和期貨合同都變成了廢紙，他遭受了巨額損失，這促使他重新思考宏觀經濟。1936年，他發表了不朽的名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凱恩斯的思想開始改變世界。我再次就不再贅述凱恩斯主義的理論了，時至今日，當我看到各種“鐵公基”一類的財政政策的時候，我又回想起第一次讀到《通論》結尾的那個晚上，“實干家自以為他們不受理論的羈絆，可他們卻常常是某位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目空一切的暴君，其狂妄荒誕的念頭，也往往系從學術界數年前的涂鴉之作中剽竊而來。”
1944年，凱恩斯組織領導了布雷頓森林會議，1946年就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同年夏天因心臟病去世。
凱恩斯是一個同性戀者，如果他繼續活到50年代，不知是否會受到圖靈那樣的迫害。
經濟學家名人故事：凱恩斯
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哈耶克與凱恩斯吵了幾十年，爭論的焦點本質上在于“市場經濟是否存在無效效應”，因為如果市場經濟始終有效，則不需要政府“插手”，而是讓“看不見的手”來治理市場就好；如果市場經濟不能夠高效自治，則需要政府來干預。
而市場是否有效的問題關鍵癥結表現在，高度市場化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的經濟周期現象（高通脹、大蕭條等）是由市場自行平復，還是政府進行“逆周期”調節來干預宏觀經濟？
關于經濟周期的產生原因，其實已有相應結論，但無論怎樣，目前為止全球多數國家的治國之道，大多遵循“凱恩斯主義”。今天我們就對這種全球通用的“凱恩斯現象”進行分析 。
凱恩斯的成名背景
凱恩斯之前的經濟學家，多數為以亞當-斯密為衣缽的“自由市場派”，即大家認為“市場能夠自動形成供需均衡”，但19世紀初英美等國等多個經濟強國發生現實的“通脹和蕭條”后，傳統的“有效市場理論”派經濟學家未能給出相應合理解釋，也沒有提出相應的經濟治理工具，由此凱恩斯認為“自由市場”出了問題，需要進行修正，并在此期間提出了許多重要的觀點，而相關觀點匯總于凱恩斯的名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充分就業、政府投資的乘數效應與逆周期的貨幣政策（包括利率政策與財政赤字等）”是凱恩斯提出的經濟治理工具。當整個世界和多數執政政府惶惶然不所知所措的時候，凱恩斯通過嚴謹的科學論證，給出了經濟治理的“工具”。
后世歸結稱，這種所謂工具，是一種人性的選擇，而非經濟治理的客觀選擇。但這是后世之說。當整個世界的國家領導們都對已經“病入膏肓”的經濟并無良方的時候，不管你給予的是臨時止痛的藥還是能夠長期有效可以治本的藥，政府都會嘗試——起碼有藥。這是當時經濟的現狀，也是全球經濟學界當時面臨的尷尬和困境。
工具論
凱恩斯的盛名，某種程度上是實至名歸，凱恩斯是當時的經濟學界唯一能夠將經濟學理論形成系統的“經濟治理工具”的`經濟學家。
亞當-斯密、李嘉圖等大師雖有“重要理論貢獻”，但其未能將相關理論轉化為工具，而凱恩斯做到了，并成功將相關“工具”推薦給政府。
回顧凱恩斯的學術作品，凱恩斯早期也是“自由市場學派”，但早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之前，凱恩斯就發現了“貨幣流通及利率管理”能夠成為經濟治理的工具，參見其早期著作《論貨幣改革》。而凱恩斯或許最為智慧的地方，在于將其“工具”賦予了“拯救世界”的功能，因此其著作的名稱中，優先提到了“就業”，之后才是“利息和貨幣通論”。
充分就業——對于經濟蕭條時期的民眾來說，這是第一位的事情，沒有就業，沒有收入，無法生存，這是現實的無法忍受的事情；而相對于政府——解決充分就業，則是第一位的政績。
凱恩斯的著作中首先區別于之前的經濟學理論提到“非自愿失業”，因此要通過相應措施來形成最大化的充分就業。
哈耶克在與凱恩斯的爭吵中提到“不存在充分就業一說，任何經濟形態下都不可能出現100%的充分就業，無論是自由市場還是凱恩斯主義”，哈耶克認為造成“非自愿失業是因為現實的市場經濟不可能達到絕對的信息對稱和理性決策，由此必然導致市場經濟只能最大化的現實資源要素的最大化高效配置，而不可能出現完全絕對的完全自動均衡”。
哈耶克提出了凱恩斯主義“就業理論”中存在的問題，但遺憾的是哈耶克只是回答了這樣做不行，沒有回答“怎樣做才行”。由此哈耶克的理論自然而然的被忽略了，因為當時的政府和民眾要的不是“不行的建議”，而是“怎樣做更好的建議”。
由此，凱恩斯主義，因其“工具論”的優勢成為政府和民眾完全吸收采納的經濟治理工具。從這個角度來說，凱恩斯的著作雖然也有理論上的重要價值，但使其走上神壇地位的則是其理論本身的“工具性”。
凱恩斯主義風行全球
凱恩斯主義自提出“充分就業”的神圣口號（神圣是因為無法反對）后，在全球主要國家的經濟政策中登堂入室奉為至寶。
截止2018年末，根據英國《經濟學家》統計，全球主要124個經濟體中，71.7%以上的國家實行的或者變相實行的是“凱恩斯主義政策”（包括歐美國家和社會主義的中國）。
凱恩斯主義的風行全球，是因為其是迄今為止唯一有效的系統化的經濟治理的“工具”嗎？顯然不是。
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治理理念是鼓勵國家通過“相關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包括利率調節、貨幣寬松、財政赤字投資等。上述工具是政府能夠管控的，而且是政府非常愿意做的事情。
貨幣寬松也許危害很大，但民眾對于流通貨幣總量是無法直接感覺的，至少相對于失業，民眾的感知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也是為什么全球很多國家政府都曾經習慣用“貨幣寬松”來刺激經濟增長，因為短期來說，市場上的錢多了，大家手上的錢也多了，雖然很快會出現通貨膨脹，但是擁有大量金錢的一瞬間，民眾會產生“安全感和幸福感”，而同期貨幣寬松對于解決政府的財政赤字是一種隱形的“割羊毛工具”。
民眾不那么疼，政府也能討好民眾，還能解決政府債務，這是皆大歡喜的事情。同期凱恩斯提出的“逆周期調節”的“財政赤字、政府投資乘數效應”等政策工具都正合政府心意。
神圣之名、短期療效、政府喜好這些因素正是凱恩斯主義風行全球的主要原因。常識告訴我們，政府顯然是喜歡控制經濟和控制別人的，也是喜歡多花錢的。
對于全球國家的政府而言，作為一個服務者還是控制者，顯然大家都更喜歡后者。凱恩斯本人也許未曾預料到的另一個更嚴重的危害是，凱恩斯主義為全球多數國家政府壟斷金融業提供了“神圣和科學的借口”。
中國的凱恩斯主義
《鹽鐵論》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關于經濟治理政策辯論的文獻，辯論的核心在于以桑弘羊為首的“政府治理（國有主義）派與自然經濟學派（稱不上市場經濟派，因其主要觀點在于合乎自然規律，而非市場均衡理論）”之間的爭論，應該以誰為主導來治理國家經濟。
最終的決策者是皇帝。鹽鐵會議上，桑弘羊以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為基準觀點來反駁“私利之人”不會行大公之事，因此無法造就國家和民眾的興盛。
鹽鐵會議后，政府降低和取消了諸多行業的民間稅賦，唯獨壟斷“鹽鐵”。史書以此稱道桑弘羊的放利于民、只取其一的經濟政策——而實際情況是，前朝因為稅賦太重，因此被推翻，而今國家初建，民不聊生，無法增加稅賦。
因此桑弘羊面臨的難題是，在一個無法再增加稅賦和國庫空虛的基礎上，如何治理經濟并承擔國家政府龐大花銷的責任。
應該說桑弘羊對當時的政策及當時開放的經濟治理和學術研究環境是有巨大貢獻的，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的政策，將大部份行業的稅賦取消和降低以后，民間農工商業的積極性大幅提高，由此推動國家經濟得到繁榮。
而桑弘羊無法預知的是，其當時提出的壟斷“與全部經濟行業交換的【鹽和鐵】”實際上充當了“全部物資交換中介”的“貨幣”職能，而政府通過控制“鹽和鐵”這兩種“類貨幣”形成了全球最早的“國家金融主義”，即之后的“凱恩斯主義”。
桑弘羊之后，中國幾乎不再出現“國之政策與民相商”的境況，而國家對金融的壟斷和貨幣的控制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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