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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紂平話》 封神演義神話故事的最初起源
宋元時期說話藝術興盛發展，說話人往往喜歡搜集神奇怪誕的傳說聳動聽眾，以此謀生，武王伐紂事因年代久遠，史書中即有神話成分，又自先秦后流傳成不少神話故事，遂成為說話人絕好的講話資料。
《全相平話武王伐紂書》，或稱《呂望興周》，為上、中、下三卷，就是宋代說話人的舊藍本，經元代說話人補充修訂，在至治年間(1321—1323)由建安虞氏刊刻的。
《武王伐紂書》只分上、中、下三卷，無回目，但書中有圖四十二幅，圖上均有題句，也可代替回目，趙景深先生在《〈武王伐紂平話〉與〈封神演義〉》一文、胡士瑩先生在《話本小說概論》下冊中，曾對平話與演義內容做過比較。
平話中四十二幅題句如下：
1.湯王祝網
2.紂王夢玉女授玉帶
3.九尾狐換妲己神魂
4.紂王納妲己
5.寶劍驚妲己
6.文王遇雷震子
7.八伯諸侯修臺閣
8.西伯諫紂王
9.西伯寶劍驚妲己
10.摘星樓推殺姜皇后
11.酒池蠆盆
12.炮烙銅柱
13.太子金盞打妲己
14.胡嵩劫法場救太子
15.殷交夢神賜破紂斧
16.刳剔孕婦
17.紂王斫脛
18.皂雕爪妲己
19.文王囚羑里城
20.賜西伯子肉醬
21.西伯吐子肉成兔子
22.雷震破鼓三將
23.紂王賜黃飛虎妻肉
24.太公捉黃飛虎
25.飛廉費孟追太公
26.比干射九尾狐貍
27.剖比干之心
28.剪箕子發
29.太公棄妻
30.文王夢飛熊
31.文王求太公
32.太公下山
33.武王拜太公為將
34.南宮列殺費達
35.離婁師曠戰高祁二將
36.伯夷叔齊諫武王
37.太公燒荊索谷破烏文畫
38.太公水淹五將
39.太公破紂兵
40.八伯諸侯會孟津
41.烹費仲
42.武王斬紂王妲己
從這些題句可窺知平話內容的大概。
《封神演義》從開頭至第三十回，除去哪吒出世的第十二回至第十四回外，幾乎全是據平話內容加以擴充編寫的。從第三十一回起，才暫拋開平話，專寫“三教僉押封神榜”和“三十六路伐西岐”的神怪故事，由五萬字的平話擴展成七十萬字的演義小說。中間只將烹費仲和伯夷叔齊諫武王事插入。
《封神演義》寫到第八十八回孟津會師時，才又將平話中尚未采用的內容衍入，如刳剔孕婦，囚箕子，除千里眼、順風耳，火燒鄔文化等。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有些學者認為《封神演義》的作者只是一個改作者，不是創作者。這種說法不夠公允，因《封神演義》比平話擴充了約十四倍，而且所采用部分也做了較多變化、發展，這正如《西游記》、《三國演義》與平話之間的關系，它是一種推陳出新的再創作，是全新的作品，決不只是改作者。
《武王伐紂書》因是宋代說話人的藍本，來自民間，故能突破儒家封建倫理觀念的說教，表達了強烈愛憎。如文王姬昌對被紂王囚禁羑里城之仇及其子伯邑考被醢之恨，刻骨銘心難忘，以致“脹于心，因此得疾染患”，臨終前叮囑太子武王“不得忘了無道之君，與伯邑考報仇”，含恨而逝。武王繼位后，忙于治國政，“不念伐紂之事”，太公作“韜書，放在武王御案上”。武王見后“大喜，遂宣文武至殿評議”，決定筑壇拜將，命太公率軍伐紂。于是“太公前進，武王御兵后隨”，兵伐朝歌，生擒了殷紂王。殷郊本是殷紂王的太子，因紂王聽信妲己之言，將太子生母姜皇后推下摘星樓摔死，又欲殺太子，殷郊被胡嵩救出法場，得神人賜破紂斧，所以殷郊請命“一斧斬了紂王”。此中的周文王、周武王以臣叛君、弒君，殷郊以子叛國、弒父，均表現得很果決，很激烈，反映了民間的愛憎觀。但此部平話內容不夠豐富，情節簡單，敘述不夠細致、生動，人物性格不夠鮮明，文字又比較粗陋，做為一部文藝作品，水平不高。
《封神演義》雖然深受《武王伐紂書》影響，但它的敘述方法并非直接承襲這部平話，還另有所本。
據孫楷第、胡士瑩、柳存仁、周貽白 等先生考證，在《封神演義》刊刻之前，明人余邵魚編《列國志傳》(全名作《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國志傳》)中，其第一卷“蘇妲己驛堂被魅至太公滅紂興周”，共有十九則，敘述武王伐紂故事，與平話中內容略同。《列國志傳》八卷，僅第一卷敘述姜太公滅紂興周事，“然無封神之說，其所敷陳之事，雖與《武王伐紂書》大同小異，而神怪色彩卻抹去不少，其敘事多出以簡煉之筆，不逞想象，不涉夸張，比較接近史實。”
《封神演義》作者是以《武王伐紂書》為藍本，又參考了《列國志傳》卷一中內容，而創作出這部長篇小說的。但《封神演義》標明重在斬將封神，所以大量描寫戰爭，侈談神魔，在闡截二教斗勝中又雜入佛教內容，神怪色彩、宗教色彩較濃。
從下面兩個例子，可見三種書的演化與承襲關系。
《武王伐紂書》中終南山白水洞賢人文素獻“寶劍驚妲己”，“劍似一條大蛇走趕”，妲己請紂王將劍“送在太廟內掛了”。
《列國志傳》則演化為“云中子進斬妖劍”，“紂王即將木劍懸于后宮”，妲己“昏臥于榻”，乞紂王下令“出木劍焚于宮外”。
《封神演義》中仍為“云中子進劍除妖”，“掛在分宮樓”，妲己“昏昏慘慘，氣息微茫，懨懨若絕”，紂王急命左右將木劍“用火作速焚毀”。又如殷交事，
《武王伐紂書》中，殷交為殷紂王之子，因母親姜皇后被害，心懷不憤，也險遭殺害，被將士救出。他得神人授破紂斧，投奔武王為將，破殷，親自持斧殺了紂王。
《列國志傳》覺得這做法太過份了，遂演化為“紂王自焚，妲己則由殷交手刃”。
《封神演義》內容前半部分與上述二書近同，但后面則演化為殷郊奉九仙山廣成子之命下山助周滅紂，途中受申公豹游說，違背師命，兵伐西周，在“岐山受犁鋤”。
這種演變，反映了三個不同時代中不同作者的封建倫理觀念，很值得研究。
《封神演義》在創作上受儒家思想影響較重，又因題材所限，陷入種種矛盾。儒家主張君為臣綱，父為子綱，恭守臣節，仁孝治國。但孟子又提出民貴君輕，“民惟邦本”，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代民伐罪的民本思想。董仲舒雖提出“君權神授”，但他又認為：“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董仲舒宣揚的雖是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觀念，但其中又有儆戒當政者勤于政事，重視民間疾苦的一面，即施仁政、順民心，也隱念有民本的思想。
《封神演義》正是從儒家的這些觀念出發從事創作的，因此對《武王伐紂書》、《列國志傳》中有些故事、有些人物加以改造。
如為了粉飾周文王姬昌，寫他雖被紂王囚禁羑里，又殺害了其子伯邑考，但他臨終時一再叮囑武王姬發道：
“我死之后，吾兒年幼，恐妄聽他人之言，肆行征伐。縱天子不德，亦不得造次妄為，以成臣弒君之名。”
“商雖無道，吾乃臣子，必當恪守其職，毋得僭越，遺譏后世。”
并叮囑姜尚道：
“今日請卿入內，孤有一言，切不可負：倘吾死之后，縱君惡貫盈，切不可聽諸侯之唆，以臣伐君。丞相若違背孤言，冥中不好相見。”
最后，文王姬昌感喟自己“蒙紂王不世之恩，臣再不能睹天顏直諫，再不能演八卦羑里化民”，“言罷遂薨”。
在作者筆下的文王沒有一點反抗性，是典型的忠臣。
作者筆下的武王也是如此，當姜尚上出師表時，武王堅決反對，認為“紂王無道，君也，孤若伐之，謂之不忠”，“有辜先王之言，謂之不孝”，他希望：“孤與相父共守臣節，以俟紂王改過遷善，不亦善乎？”后經姜尚、散宜生一再諫言，要“行吊民伐罪之師”，“代天以彰天討，救民于水火。如不順上天，厥罪惟均”，才勉強同意。
當兵過首陽山時，伯夷、叔齊阻兵諫言，“武王聽罷，停驂不語”，心存愧意。當兵圍朝歌時，東伯侯姜文煥鞭傷紂王后，武王竟對眾諸侯道：“今日這場惡戰，大失君臣名分，姜君侯又傷主上一鞭，使孤心下甚是不忍。”當紂王在眾叛親離后以火自焚時，武王見摘星樓火光沖天，“掩面不忍看視，兜馬回營”，并對姜尚嘆道：“你我皆為臣下，曾北面事之，何忍目睹其死，而蒙逼君之罪哉？”
作者通過種種事件、種種細節描寫，美化文王、武王是仁義之君，千古圣賢。
至于說殷紂王之荒淫無道，這是周人的大力宣傳，究竟如何，因歷來留下的都是對勝利者有利的史料，真偽難辨。不過，這是歷史學家研討的問題，與《封神演義》關系不大。
又如殷郊，本奉老師廣成子之命下山助周興紂，殷郊聽申公豹之言，不欲“子助外人而伐父”，遂兵敗岐山受犁鋤。死后殷郊怨心不服，一陣風徑往朝歌城來”，見“紂王正與妲己在鹿臺飲酒”，便立于御前諫言道：“父王，孩兒殷郊為國而受犁鋤之厄。父王可修仁政，不失成湯社稷。當任用賢相，速拜元戎，以任內外大事。不然，姜尚不久便欲東行，那時悔之晚矣！”
作者筆下的殷郊已由平話和《列國志傳》中的叛逆者，大義滅親之士，變為封建社會中忠于社稷的孝子賢孫了。
作者不僅從儒家的三綱五常、君權神授、仁政化民觀念出發，而且在小說中還有一根宿命論的弦在顫抖、哀鳴、低唱，貫于始終，不僅周興殷滅是天命，小說中所有人物的吉兇禍福，生與死，皆由天定，無法改變，所以“三教共議封神，其中有忠臣義士榜者;有不成仙道而成神道者;各有深淺厚薄，彼此緣分，故神有尊卑，死有先后”，“此是天數，非同小可，況有彌封，只至死后方知端的”。殷紂王正因為荒淫無道，逆天行事，才使天人共怒，諸侯叛反，自取滅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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