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

時間：2022-10-14 13:17:09 道家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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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

　　在《論語·憲問》篇里有著這樣的記載：孔子周游列國時，曾遇到許多“避世”的“隱者”。這些隱者嘲笑孔子一心濟世，但都歸于徒然。隱者們大多遠離世俗，遁跡山林，欲潔其身，在遁世之后，還為他們的生活方式歸結了一套道理，而他們所秉承的“避世”思想，便是道家思想的早期雛形。

　　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篇1

　　在《老子》中曾就“道”的多方面理解進行了大量的闡述，而給我留下印象最為深刻的則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自創立以來一直以崇尚自然，主張遵循客觀規律而被人們所熟知，道家主張個人應法天、法地、法自然，即“道法自然”。在我看來“道法自然”不僅揭示了整個宇宙的特性、萬物生生不息的規律，還提出了相對于消極“避世”的積極迎合自然的發展之道——“無為”。《莊子·齊物論》中提到：“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道家的思想認為，天地與個人是一個整體，是同生同滅的，只有遵循自然的發展規律，才能長生長存。人與萬物都根源于“道”，“道”是人與世界的一種本原關系，它是“天地之始”、“萬物之母”、“眾妙之門”，是一切實踐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故而，道家主張做到“無為”。“無為”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待，也許過于消極，但不得不說，道家所提倡的“無為”并不是指無所作為、隨遇而安、不做任何事情，而是反對過多的人為干涉，不要以多為勝，這就與老子的“反者道之動”不謀而合。即“少則得，多則惑”，“無為”相對于“有為”來說，是一個維持自然穩定、平衡的良好狀態。即“無為”之道。

　　道家的“無為”思想伴隨著歷史發展的腳步，走過了漫長的發展道路，并在各個階段中不同程度地發揮著、顯現著其在治世、治國、濟人等方面的獨特作用。從道家思想的發展和歷史時期的劃分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先秦時期：以老子、莊子思想為代表

　　在這一時期，時代的大背景主要以舊制度、舊統治秩序被破壞，新制度、新統治秩序在確立，新的階級力量在壯大為主。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導致了各國的變革運動和封建制度的確立，也出現了思想文化的空前繁榮。社會環境的大變革，促進了一大批思想家的誕生，諸子百家爭鳴，思想之花競相綻放，而老子與莊子也在這一時代背景下為道家思想的傳揚吐芳露蕊。在《老子》第一章里，開頭便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在老子看來，“道”是萬物之本源，是無從命名的，故喚之“無名”。在道家的思想里，最為常見的就是對“有”、“無”的.思辨，也可理解為對“多”、“少”的平衡。而這種使事物變化時保持平衡所要遵循的法則，老子稱其為“常”，即為常理。按照“無為”的“常”來進行活動就必須要順乎自然，這就要求人們在為人處世方面不要矯揉造作，做人做事不能違背常情。而在治國方面，則提倡不要忙于為大眾多做事，而是應當廢除那些本不該做的事;另一方面，當以道為法，自己無為，而讓大眾各盡其能，以達到“無為”之境界。

　　而在莊子看來，“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這是其對“無為”的理解。他認為達到“至樂”的途徑就是“無為”地去超越普通事物、“我與世界”、“我與非我”、主觀與客觀的界限，達到“無”的境界。常人因為“無為”，所以“無己”，可以至樂;神人因為“無為”，所以“無功”，萬物得以順其自然的發展;圣人因為“無為”，與道合一，所以“無名”，世人可以自由自在，充分地發揮其所擁有的才能。故而，“無為”之道實則自然之道。

　　二、漢代時期：道家的興盛與沒落

　　眾所周知，漢朝若要細分，可分為西漢和東漢。在此不作細分，而是以道家的興盛與沒落作為時間的主線來闡述。

　　漢朝建制初期，經過數年反秦戰爭與楚漢相爭之后，原本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的農業人口大量流失，作為新生的國家為了讓流失人口快速回到原來的農業勞作崗位上，并且為了減少多余的政策支出和浪費，從而制定出了與民休息、輕徭薄賦、清靜儉約三大政策方針。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背景下，道家的主張巧妙地迎合了統治者的需要，因此，漢初的統治者在思想上就推崇以“清靜無為”為特征，以“無為而治”為原則的黃老思想，以此來安定社會秩序，很快使社會和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并出現了“文景之治”的繁榮景象，故而把它作為統治的指導思想。自此，道家的思想得到了當權者的重視，其也成了漢初的正統學派。

　　隨著時間的推移，朝代的更迭，漢初所奉行的黃老之術，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使社會矛盾有所緩和，但并未能使矛盾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并且對于封建社會固有的矛盾更是沒有起到遏制的作用。所以，到漢武帝時，又面臨“盜賊群起”，農民以暴力反抗統治階級的危機局面。為了進一步緩解緊張的社會局勢，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統治者借鑒前人經驗，企圖借助鬼神的強大威懾力來加強國家統治，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以“天人感應”為核心思想的儒學家董仲舒橫空出世，很好地穩定了民心，鞏固了統治者的統治與權威。董仲舒以《公羊春秋》為依據，將周代以來的宗教天道觀和陰陽、五行學說結合起來，吸收了法家、道家、陰陽家思想，建立了一個新的思想體系。這樣一套新的思想體系，很快替代了之前的“無為”之治，成了漢代的官方統治哲學。而董仲舒所主張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更是宣告了道家學派的沒落。“無為”的治世思想退出了歷史的舞臺，“有為”的政策從此卷土重來。

　　三、漢朝之后：道家思想與其他學派融合，再起思潮

　　漢朝之后，封建統治逐步加強，統治者更加致力于加強對民眾的統治，“無為”的思想不再適應統治者的政治需要，從而，在其自己的發展空間中緩慢地發展前進著。在這一階段，道家學派的思想出現了異化，吸收了其他學派的思想，并與其他學派的思想相融合來奠定本派思想的位置，因此世人稱其為“新道家”。新道家們注意借鑒歷史經驗，兼容各家之長，其中以《淮南子》為代表的新道家將陰陽說引入宇宙萬物生成論中。在公元三四世紀里，隨著道家的再起，對名家的相關理論也再次進行了鉆研，在“玄學”中提出了“辨名析理”觀念。在這一時期的新道家們對早期的道家思想進行了修訂。即將“道”解釋為“無”，另外就是提出了萬物自生的“獨化”理論。對“無為”也有了新的理解，首先，隨著社會的變革，新的典制和道德自然應運而生。這一時期，順應天、順應自然就要順應新的典制道德，這就是“天”，就是“無為”。反之，反對新的典制道德，極力維護舊的典制道德，這便是“人”，便是有為。一個人，讓他的天賦發揮出來，就是“無為”。反之，就是“有為”。由此可以看出，這一時期道家所遵循的“無為”不僅僅是要主張世人遵循自然、人本身所包含的規律，還將維護社會穩定、典制道德作為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自然規律。

　　隨著時代的發展，道家思想家們逐漸開始將目光從山林，轉向了社會和世人。“無為”作為一種維持事物自然、和諧狀態的思想，被更為廣大的民眾所接受。“無為”由為了自然而“無所作為”，演變為只有“有為”在先，才能實現“無為”的治世理念。然而，作為一名現代人，我們也應恬然淡泊、清靜無為、順其自然、淡然坦然地生活。正如現今所提倡的勤儉節約一樣，“見素抱樸”、“粗茶淡飯”的生活方式，“知足常樂”的生活哲學都將現代的“無為”思想融入其中。老子的理想社會是“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理想的社會是一個無剝削、無壓迫，按照自然規律發展的和諧社會，民眾不受干擾，人與人之間無猜忌、無矛盾、無沖突，自由平等，人民各盡其性、各安其事、各得其所，整個社會安泰和美、其樂融融。中國傳統道家學派的這種渴求萬事萬物都能遵循自然，和諧發展的“無為”思想，不僅能對人們在修身養性方面起到指導與提升的作用，還能對我國當前和諧社會的建設提供直接的理論借鑒。在穩定中建設和諧社會，這不僅是一個理想，也是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需要。

　　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篇2

　　道治企業

　　治大國有若烹小鮮。老子認為治理大國就像煎小魚一樣，不能經常去攪動它。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亦如此，管理者必須依照“規則”來治理企業，這些規則制定必須遵循管理的客觀規律，只有這樣才能使得的企業中有些想故意搗蛋的人無機可乘，無惡可作，各種勢力互不騷擾，各守其靜，企業內就會相安無事，這恰是企業發展的關鍵之一。管理者當然也不能隨時變更規則，使企業分出多門，無法協調。

　　拋磚引玉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與取之，必固與之”，這些可用于人力資源管理方法之中，如果企業想爭取員工盡可能留在企業做貢獻，就必須為員工提供較好生活及工作條件，這樣才能使員工安心企業工作。企業要想解聘只求無過不求有功的不思進取的員工，則可以把這種員工安排在其無法勝任的工作崗位上，借其工作失誤進行解聘等。即所謂：名為退，實乃進；以退為進，以屈求伸。老子進一步又說：“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弗與；善用人者為之下。一個現代人力資源管理者要取得成功，首先要贏得下屬的擁戴和信服，要有相當的威望和號召力，而要擁有這些，就必須舍小利以求大德，示員工以無私，示員工以謙讓，只有這樣，方能得員工之傾服，“不戰而屈人之兵”，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管理三寶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者要以“慈”為懷，真正關心愛護員工，使員工在企業工作時能體會“溫馨管理”。現在不少企業主或經營者對待員工動不動就“克扣工資”、“罰款”甚至有體罰現象，到頭來引起員工訴訟、甚至其他“放火燒公司”等過激行為，最終害已害人。所謂“儉”可作為勤儉節約理解，“儉，故能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要歷行節儉，反對浪費，才能開拓事業。“不敢為天下先”可理解為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一種藝術，希望集團的劉永好先生曾說在中國經營企業應“順潮流而動，略有超前，快半步”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不敢為天下先”這種以退為進的方法，最終反而能使企業走在時代的前列即“故能為成事長”。

　　以柔克剛

　　“天下之至柔，馳騁于天下之至堅”，即天下最柔弱的東西能在天下最堅硬的東西里穿行無阻。西方國家戰后對企業的管理主要可劃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即重點對人財物的管理，第二階段即重點放在企業的戰略管理之上，第三階段即塑造企業文化實行文化管理，企業文化恰恰指的是企業所有者、經營者、員工在經營過程當中所形成的共同持有的價值觀及行為準則，它存在于員工的心靈之中，自動指導員工的行為。文化管理即是柔性管理。所以當前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可以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企業的'發展要求、汲取中外優秀企業文化、根據本企業的特點塑造企業自己獨特風格的文化，實行文化管理，實現以柔克剛的管理境界。

　　報怨以德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意指：用德行回報仇怨。善良的人和不善良的人，我都善待他；講信用的人和不講信用的人，我都信任他，以此大度之心，寬容之懷，使人人向善，人人守信，天下和諧一體。現代企業包含多方面人才，管理就是協調這些人才的個體活動，一起去致力實現企業目標。一個管理者的職責就是充當組織內各成員信息聯系的中心，努力協調他們的協作行為。所以，管理者要能容常人所不容，行眾人所難行

　　不言身教

　　老子認為：“知(智)者弗言，言者弗知(智)。”即指：過多的指手劃腳，只會加速失敗。智者是不亂發言的，指東道西的人自然不是智者。作為一個企業管理者該如何發揮自己的作用呢？老子認為：“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圣人行不言之教”，也就是說：美好的言語，可以換來別人的尊重；美好的行為，可以影響他人，所以圣人行的是“不言之教，”即靠的是以身示范，不言多行。故而，現代企業良好的管理氛圍，不是靠管理者的長篇宏論、眾多指令來營造，而應靠其一舉一行和日常行為表現，靠其在管理過程當中取舍好惡、揚棄歸納所產生的影響力和示范作用。

　　總之，老子對于人的管理進行廣泛深刻的論述，體現以人為本特征，老子的人才管理思想不僅與現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理論和實踐有諸多契合，同時對豐富現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技巧具有重要啟示。

　　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篇3

　　一、蕭規曹隨”——無為而治的由來

　　西漢時期，劉邦和蕭何死了以后，漢惠帝即位，其宰相為曹參。在治理國家的指導思想與個人風格方面，曹參與蕭何大不一樣。史書記載曹參整天在家里飲酒作樂，無所事事。在用人方面，他不喜歡辦事特別認真、嚴格的人，而重用那些比較粗心、和緩，大而化之，不那么苛察的人。為此，周圍的許多官員見狀心理不安也很不滿，認為這個宰相無能、無用，還消極怠工。漢惠帝也很擔心，便直言批評道：現在國家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可是丞相您卻是這么一種態度，希望丞相能夠勤政一些，有所作為。

　　曹參沉思片刻，就問漢惠帝：陛下您覺得您當皇帝，在治理國家方面比漢高祖如何？漢惠帝說自愧不如。我肯定達不到高祖那個程度。曹參接著問：那么

　　陛下您看我與蕭何丞相比又如何呢？漢惠帝說那好像也是不如。然后曹參就說：好！既然我們都不如他們，而他們在去世之前，把各項規章制度都已經給制定下來了，我們后人又不如他們，那我們只有守著他們的制度并照他們既定的方針政策去做就可以了，我們不必要在他們的制度之外再去有什么其他的作為。

　　漢惠帝聽后覺得很有道理，就接受了曹參的意見。這也就是歷史上“蕭規曹隨”的著名典故。而曹參的這種治國理念就叫作“無為而治”。

　　二、無為而治的思想淵源

　　“無為而治”作為一種哲學思想，其思想淵源就是“黃老道家”。

　　“黃老道家”是戰國時期的一個思想流派，它是把老子的“無為”、“順善自然”的思想與當時的社會實際相結合，同時吸收了一些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融合而成的。

　　黃老道家有別于莊子的道家。莊子的道家消極避世，而黃老道家是積極入世。漢初曹參所用的統治思想實際上就是把老子的自然無為的思想，作為一種用世的方法來治世，而不是用來消極避世。

　　老子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道按照道來做，那就是無為，無為才能無所不為。作為統治者，你要守著無為而治的原則，這樣萬物可以自我化育，萬物可以自我運行。

　　老子還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就是說管理國家的人，只要能做到無為，就會使老百姓自我化育，該種地種地，該休息休息，該做什么做什么。自我生產，自我繁殖，自我休養生息；所謂“我好靜”，就是說你不要老是今天想做這個事情，明天想做那個事情，老在老百姓所要求的之外，老百姓的生活之外，老想再附加做一些事情。用不著，你好靜，老百姓自我端正，用不著你去糾正老百姓，你別怕老百姓不端正，用不著你去端正，你只要靜止在那兒，老百姓自己就端正了；所謂“我無事而民自富”，就是說在老百姓的生活之外，你不用再更多地要求做其它的事情，老百姓自己就能夠恢復經濟，自己就能富裕起來：所謂“我無欲而民自樸”，就是說你沒有欲望老百姓就樸實，你欲望越多，那么老百姓就不樸實了，他就越來越耍滑頭。

　　老子還說過這種話說：“圣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意思是，圣人不要在老百姓的想法和人民的意志之外再有什么其它跟他們不一樣的想法，你的想法應該跟廣大民眾，跟社會成員之間的想法應該是一致的。所以說，圣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

　　老子的這些思想被黃老道家承襲下來，而漢初統治者則利用這一思想有效地治理國家。

　　三、實施“無為政治”是有條件的

　　實施“無為而治”是歷史的必然，它適應了當時的歷史發展趨勢和民意。以曹參為代表的統治者之所以選擇這樣的治國方略，這也是由當時特殊的社會背景和條件所決定的。

　　首先是因為戰亂，民心思定，老百姓需要修養生息。漢初社會經濟處于極度貧困狀態，當時漢朝剛建立，之前經歷了長期的春秋戰國時代，戰爭的時間久、規模大，而且非常殘酷。比如“長平之戰”秦國消滅了趙國的主力45萬，白起消滅了韓魏聯軍150多萬。因此整個社會和老百姓為戰爭付出巨大。最后經過戰國后期，秦國統一全國。然而，統一后老百姓沒有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由于秦朝的暴政，大量地調用民力，修筑長城、石道、驪山陵，同時還調兵攻打匈奴，所以統一后老百姓沒得一個喘氣的機會。不僅如此，秦朝的苛捐雜稅加劇，法度苛嚴，讓人們生活在驚恐的氣氛中，精神上感到非常緊張。秦朝的暴政很快激起了人民的反抗，發生了秦末農民大起義。當時有兩大反秦力量，一個是劉邦的力量，一個是項羽的力量，他們把秦朝推翻以后，繼續戰爭，爭奪統治權，這也就是歷史上所謂的楚漢相爭。這場個楚漢相爭又打了五年，結果又使一大批的人流離失所。就這樣，從我春秋戰國，到秦，到秦末，到楚漢相爭，中國始終就沒有安定過。長期的戰爭使剛剛建立后的漢朝社會經濟非常殘破，人民的生活非常貧困，整個社會包括那些貴族、功臣甚至皇帝的生活也都不富裕。大量的土地荒蕪，人口流失。史記當時的皇帝劉邦欲搞登基典禮，因國家貧困，都不敢講排場，只得草草而辦。據說當時的很多將相、將軍、丞相和一些大臣出門都沒有馬車，只得坐牛車。統治者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就更別說了。

　　其次，經濟亟需恢復，解決人民有飯吃、有衣穿的基本生存和生活問題成為當務之急。我國古代是以農業為主的封建社會，勞動力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由于連年戰爭，男人大多被征兵和戰死，這就必然造成家庭的主要勞動力短缺，繼而出現大量的土地荒蕪。史載當時劉邦外出視察路過曲逆，看到那里有約五千戶左右人口，便驚嘆“壯哉，縣！”。說：“吾橫行天下，獨見洛陽與近而”。意思是我打遍天下，走了很多地方了，除了洛陽，沒見過這么多的人口。而這個地方在秦時有三萬余戶。可見當時即便曾是京都的洛陽也不過如此，而其它地方人口流失程度的嚴重。反映了當時社會經濟的一片凋敝。因此，對剛剛建立起政權的漢朝來說，首要必須恢復經濟，解決老百姓吃飯穿衣問題，這是第一要務。否則，國力脆弱，民心渙散，江山不保。

　　三是為了緩和階級矛盾。戰爭結束后，就國內而言，主要矛盾是發展生產和解決人民生活需要，所以階級矛盾、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矛盾就比較緩和。因為當時農民沒有土地問題，而封建社會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沖突最主要是土地問題。漢朝初期是有田無人種。當時的地主也不多，都窮，社會普遍地窮，連統治者也窮，沒什么可剝削的，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的欲望也不那么強烈，國家與人民的思想比較一致。

　　四是民族矛盾得以緩和。從秦開始到漢初，國家穩定的主要隱患是匈奴問題。但由于劉邦和后來的漢惠帝漢文帝漢景帝都對匈奴搞和親政策，因此這種民族矛盾得以緩和。漢初與匈奴之間大多以和平為主，一直沒發生大的戰爭和沖突。這就給當時統治者采取“無為而治”，讓人民修養生息創造了條件與可能。假如民族矛盾突出，國家安全受到威脅，草木皆兵，人心不穩，統治者還敢萬事大吉睡大覺嗎？

　　四、看看漢初究竟是怎樣“無為而治”的

　　應該說，漢初的“無為”是從漢惠帝曹參開始的。然后是漢文帝、漢景帝以及漢武帝統治的前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里，漢朝統治者到底在哪些方面“無為”？他們的“無為政治”體現在哪些具體的'做法中？

　　第一就是輕徭薄賦，減輕人民的負擔。從漢惠帝開始，將對農民的稅率負擔從原來的十分之一降到十五分之一。到了漢文帝時期免除了一切稅賦，而且持續了12年時間。漢景帝時又把稅率減成三十分之一。他們為了讓老百姓能夠更好地發展經濟，在經濟上做了很大的讓步。在徭役上，盡量少使用老百姓，盡量少調發徭役。同時皇帝自己也很儉樸。據說漢文帝穿的都是粗布，沒有什么穿金戴銀。他給自己造陵墓不用任何奢侈物品，都是瓦器陶器，不征用民財，也不動用更多的勞力，生怕加重老百姓的負擔。

　　第二是寬刑輕獄。比如在刑罰上，漢高祖一執掌江山，就廢除了秦朝的許多嚴刑峻法。到了漢文帝時繼續廢除了一些酷刑。當時，藩國齊國有一個太倉令叫淳于公犯法了，按原來的法律懲罰是比較殘酷的。他的小女兒緹縈就給當時皇帝寫了一封信。說我父親平時很廉潔，工作也是很認真的，這次可能是一時糊涂犯了法。犯了法理應受到懲罰，但是如果你給他死罪或使用了酷刑，他將來想改都改不了，想改過自新都沒機會了。她說她甘愿自己到朝廷這兒來當奴隸為父親贖罪。這封信引起了漢文帝的高度重視，他確實感覺到當時的刑罰太嚴苛太殘忍，不利于緩和社會矛盾，因此漢文帝下令立即廢除一些殘酷的刑罰。比如對于有些按原來法律可以判死刑的進行了改判，給人一條生路。特別是取消了“連座”和滅族的刑罰，一個人犯罪一人當，不能株連他的家人，更不能滅他的族。在肉刑這方面，原來應該打五百鞭子的改成三百鞭，三百鞭電腦改成二百鞭，二百鞭的改成一百鞭。同時漢文帝還規定，打板子盡量不要打得致人于死命，讓他有個改過的機會。這種做法對于緩和社會矛盾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第三是實行“仁政”。針對當時一些地方的藩國對朝廷不恭的狀況，漢文帝采取很仁慈寬厚的態度處之。比如那個時候的南越國是秦朝派到南方去的一些北方人建立的，呂后時對它進行打押、排擠和封鎖，因此關系一直比較緊張。以至于后來發展到自行獨立稱帝，按說，這是朝廷不能允許的，必須興兵討伐并用最嚴厲的手段來制裁，但是漢文帝沒有這樣。他實行以德報怨，不但不打你，還給他在北方老家那兒蓋了廟，讓他們家族在那兒可以祭祀，同時對尉佗家族的人都給予照顧。這件事情使得在南越稱帝的尉佗非常感動，覺得自己不該做這樣大逆不道的事情，因此主動取消了帝號，不再另立山頭了。

　　再比如當時地方的藩王吳王劉濞跟朝廷也有很多矛盾，劉濞一直圖謀不軌，也不來朝見皇帝。漢文帝當時對這件事的態度很坦然，你不來朝見沒關系，我就主動派人去找你，賜給劉濞拐杖，就表示您是老者，您既然是老者，您可以不來上朝，表現出對劉濞的尊敬，這樣使得劉濞有點不好意思。因為你不來上朝，你這也是一種大逆不道的行為，你這不尊重朝廷的行為，應該受到懲罰，可是朝廷不但沒懲罰你，反而尊敬你，所以劉濞起碼從面子上他不能跟朝廷對抗，這種做法在一定的程度上緩和了中央和吳國以及劉濞的關系。

　　第四是對匈奴實行議和。長期以來，匈奴是秦漢騷擾不斷，成為當政者的一塊心病。而漢初在對待匈奴的態度上采取了無為而治。無為而治并不是不反抗，而是反擊保持一定的限度，就是說把匈奴打跑就行了，不深入到匈奴的腹地能夠，解除邊患就可以了。當時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漢高祖劉邦死了呂后執政，這時匈奴王寫了封信來羞辱呂后，說我的妻子死了，你也沒了丈夫，我感到很寂寞，你也感到很寂寞。呂后看了勃然大怒，立即召集群臣要出兵討伐。但冷靜一想，不能憑一時的激憤，她知道漢朝的實力弱，沒有實力來跟匈奴對抗，當年漢高祖跟匈奴打了多年，結果是怎么樣？經過大臣們的提醒，呂后只好忍氣吞聲地給匈奴回了封信，信里說，我年老體衰，不值得您垂顧我。他們不得已咽下這口氣了。

　　五、漢初推行“無為而治”政策的結果

　　總的說，漢初“無為而治”的結果是經濟開始復蘇和發展。隨著經濟的發展，整個社會開始有了生機。這個經濟發展由漢朝初期的建立，到后來漢武帝，大概經歷了七十年左右，一直采取無為而治的方式。經濟發展到什么程度呢？據史書里記載：國家的糧食更多了，糧倉全都滿了，有很多地方糧倉里糧食都腐爛了，同時國庫里存了大量的錢，以至于串錢的繩子都爛了。人民生活也基本豐衣足食。老百姓能吃飽飯了，衣服也穿得比較華麗。當時記載，出門有馬騎了。如果有身份的人騎母馬還被人看不起，所以整個社會生活開始發生了變化。可謂國富民強。

　　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篇4

　　戰國中期的莊周與老子一脈相通，世稱老莊。“夫老之有莊，猶孔之有孟也。" ([明]焦竑《莊子翼》序言)莊子法律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法律虛無”主義。

　　(一)主張絕對“無為”，否定法律、道德與人類文明

　　莊子進一步從消極方面發展了老子的思想。從“道”出發，他也認為必須“無為而治”。如說：“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 (《莊子·在宥》)并激烈反對各家的“有為”政治。他批評墨家“兼愛”、“節用”、“節葬”等主張是“亂之上也，治之下也”。他又批評儒、法兩家，認為“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形)名比詳，治之末也”. (《莊子·天道》)在他看來，只有未經人工改造的自然事物才有價值，而社會文明的發展都是對自然的破壞。因此，莊子的理想已不滿足于老子的“小國寡民”，而要求回到人與動物無別的“渾沌時代”，也就是“同與群獸居，族與萬物并”, “無知無欲”, “無人之情”的“至德之世”。莊子主張“絕圣棄智，大盜乃止;?NE74E?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與論議。"(《莊子·胠篋》)他所要取消的包括道德、法律、制度、度量衡等所有規范，以及一切物質和精神文明，實質上就是對整個人類文化的否定。

　　(二)追求絕對的精神自由

　　莊子認為，人對人世間的生死、存亡、窮達、富貴、毀譽等等，自己根本無法掌握，只能“安時而處順”, (《莊子·大宗師》) “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從而陷入了宿命論。但他又極端不滿現實，憤世疾俗，不愿受仁義道德、禮法刑政的羈絆，只好從精神上追求自我解脫。其辦法就是超然物外，把人生看成一場大夢，物我兩忘。他認為這樣就可以與“道”同體，獲得不受任何約束和限制的絕對自由。他把老子的.對立面可以無條件轉化的錯誤，發展為相對主義。完全否定事物的質的規定性和事物之間的差別，也不承認有判斷是非、功過的客觀標準。“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莊子·齊物論》.)既然如此，也就沒有什么可以作為人們言行是非的客觀規范。

　　(三)“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

　　莊子以相對主義為武器，對當時的仁義道德和法律制度進行了揭露。如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法律、道德之類，對于這些竊國者，不但起不了制裁作用反而會成為被他們利用的工具：“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而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 (《莊子·胠篋》)

　　莊子的沒落貴族的悲觀絕望和不與統治者合作的情緒，引起后世不當權的封建士大夫和失意政客的共鳴。他對當時禮法刑政的抨擊雖有助于加深對剝削者法制的認識，但他鼓吹的法律虛無主義，對法律思想的發展卻有消極作用。

　　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篇5

　　【內容摘要】春秋時期，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百家”所爭鳴的實際內容或者社會焦點，不僅涉及政治、經濟、文化領域，還涉及道德、藝術、哲學、邏輯學等，可謂百花齊放。其中儒道兩家的思想就是先秦思想領域的兩朵瑰麗的奇葩。

　　儒家主張尊師重教，政教合一，學而優則仕，施行仁政的思想。道家主張遵循自然，追求自由，無為而治。兩者的思想領域有著明顯的差異，只有取長補短、相互交融、相互作用，才能將其更好地應用到現代化社會建設中。

　　【關鍵詞】儒家、道家、德教、仁政、智育、無為而治、自然。

　　儒家思想：尊師重教是儒家學派的優良傳統。

　　以孔子、孟子、老子、莊子等為代表的先秦教育家們的豐富的教育思想,為中國古代教育思想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中國教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本篇文章中，我將汲取儒、道兩家之精華，談談自己淺顯的看法。

　　1）政教合一：教育為政治服務，政治為教育提供基礎。主要表現在以下特征：富而后教，“孔子‘適衛’，冉有駕車，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路》）”。由此可見孔子“富而后教”的基本教育理念，他認為“庶之”、“富之”、“教之”共同購成立國安邦三要素。三者互為因果，缺一不可。

　　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禮記·學記》）。人是社會的主題，所以要從整體上改變和提升社會風氣，必須從每一個個體的人的教育感化入手，所以儒家提倡“有教無類”的`全民教育思想。孔門私學之中弟子品類不一，就分布地區而言，其弟子來自不同國度，就社會階層而言，其弟子成分復雜，所以孔子本人就是“有教無類”教育思想的堅定實踐者。“有教無類”是儒家“仁者愛人”思想的具體體現，愛之則教之，兼收并蓄，海納百川是儒家的基本教育觀念。“有教無類”是以儒家人性觀念為依據的，儒家認為在現實生活中人所有貴賤、庶鄙、族類之別，但人的本性是相近的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也。”

　　儒家從“習相遠”的觀點出發，認為人所處的整體環境對人的整體性格、道德觀念及能力的形成有重要影響。“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 （《荀子·勸學》），有什么樣的風俗環境，就會使人形成什么樣的習性。基于這種考慮，儒家提出“三慎”主張。所謂“三慎”，即：擇居慎，擇業慎，擇友慎。

　　“學而優則仕”是儒家政教合一教育思想的集中表現。首先，學習是通向做官的途徑，培養政治人才是儒家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其次，并非所有學習的人都可以做官，學習成績優異是做官的必要條件。

　　2）德教優先。以德育為主體，將知識教育與教育過程德行化，將知識教育與道德教育融為一體，是知識教育為道德教育服務，是儒家教育哲學的突出特點。以“四教”——文、行、忠、信為教育的基本內容。孔子所編纂的《詩》、《書》、《禮》、《樂》、《春秋》、《易》，皆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基本教科書，都是施行德育的教材，逐漸形成了儒家“明人倫”重“四德（仁、義、理、智）”的德育體系。由于國家在政治上倡導“為政以德”、施行仁政，所以教育落實到主體的人本身提倡“為己”之學，以追求道德價值的實現。

　　3）重視智育。敏而好學，學習知識主要是一個主體自覺的過程所以儒家主張學者必須端正學習態度，以成就真才實學。“好學近乎仁”，認為人只要勤奮好學，就能夠成就理想人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對儒家知識教育方法論的系統總結。

　　道家思想：思想體系以“道”為核心，但其最基本的精神在于“自然”二字。

　　1）崇尚自然，返璞歸真。其真正旨意在于要求人順應“自然之道”，返璞歸真，以“自然、無為”作為社會、人生的理想狀態。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可見，道家認為“自然”是“道”及一切萬物的根本精神之所在。

　　2）古典人道主義，其精神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表現為對人的個體自由和個性解放的熱烈追求。在莊子看來，人生的第一要義就是自由，而現實社會的仁義道德、世俗價值、功名利祿、政教禮法等等都不過是束縛人、奴役人的樊籬。其謝絕楚王的千金之聘、宰相之位，還把國相的尊位比為“腐鼠”，“終身不仕以快吾志”，充分肯定了個體生命的價值就在于保持自由。

　　3）無為主義。從天道自然到“無違”自然。老子說：“道常無為”，“無為”是道的一種“上德”，天地萬物在其本性上也都是“無為”的。“無為”是一種“君道”。道家無為主義實質上首先是一種安邦治國的策略政策，君王要治理國家，其“上德”就是應該效法和順應自然，達到“無為而治”，只要“君無為”，人民就可以“自化”、“自樸”。

　　4）“無為而無不為”表面上守弱處靜，無所作為，實際上遵循萬物的本性而不違逆，順應自然之道知進知止，就已經是有所作為，也能有所不為。

　　從儒家和道家的主要思想中可以看出二者存在的明顯的甚至是完全相互對立的差異：

　　其一，儒家尊師重教，主張“學而優則仕”，提倡平民通過良好的教育，參與國家政治。“不仕無義，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就是說“學而優”必“仕”，否則就是違背道義。對于道家而言，更注重的是對人的個體自由和個性解放的熱烈追求，其最大的理想就是主張順應自然、返璞歸真，這種自然主義理想，在天就是自生自成的自然；在人就是小國寡民的淳樸社會；在個人就是淳樸自由的真人赤子；在政治就是不是強權也不行仁政的無為而治。道家認為現實社會的世俗價值、功名利祿、政教禮法等等都不過是束縛人、奴役人的樊籬。

　　其二，儒家重視德育，“《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史記·史太公自序》），有力說明了儒家對德育的重視及德育在當時社會中的作用。而在道家當時面對黑暗的社會現實、“禮崩樂壞”的時代，反對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反對采用任何具體的社會改革理論和方案，追求向自然狀態復歸的“無為主義”。

　　其三，叢治國之道方面講，儒家倡導“為政以德”、“以德服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由此可見儒家認為以道德去教育、引導民眾，才是治本，才能真正形成穩固和諧的社會政治秩序。而道家思想主張君王要治理國家，其“上德”就是應該效法和順應自然，遵循萬物的本性而不違逆，達到“無為而治”。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一起，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主流。從中國歷史看來，儒家道德教育體系的建立，影響十分巨大，在中國形成了重視道德修養的優良傳統。“學而優則仕”在中國社會千百年來，起著不可估量的價值導向作用，成為知識分子積極向學的巨大推動力。與此同時，道家自然主義思想的一個內在意蘊是要批判和反省有文明進步所造成的人與自然分離的現象，尋找一種人與自然重新契合的生存方式，教導我們熱愛自然，尊重自然秩序，回歸人與自然融合無間的和諧狀態。因此兩者各有側重、各有短長，只有相互補充、相互滲透，才能長期延綿不絕，匯合成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滔滔大江。

　　參考文獻：

　　1、《先秦哲學》曾仕禮編著云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2、《老子哲學研究》朱曉鵬編著商務印書館出版2009年12月第一版

　　3、《儒家哲學研究》邵文明劉輝王永平編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篇6

　　從領導哲學理論的角度來看，“無為而治”思想，作為一種政治理想，也可理解為一種領導思想和領導哲學。但“無為而治”中的“無為”絕不是不作為，而是另一種方式的“有為”。因此，道家“無為”的領導風格對當代領導者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內涵

　　老子哲學的基本觀點是“無為即是自然”，反映到行為上就是“無為而治”。老子哲學的根基是“道”，從道出發老子認為道的自然本性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常無為而無不為”。這里所說的“自然”，是道的存在狀態，即毫無勉強、不受外在約束的自由自在，自己如此的狀態。“無為”并不是指什么都不做，而是要遵循自然規律和萬物的本性。“有為”指違背人的自然本性（或自然法則）的“妄為”、“強為”。可以看出，道家的無為首先是指人自身沒有私求，對外界不妄加干預的處世態度；其次是指順應自然，不加強制的存在狀態；再次是指自由自在，不受束縛的精神境界。老子認為最高級的領導就是像大自然生息萬物那樣的“無為而治”。“無為而治”的特殊就在于有效而無形，有秩序而沒壓迫，有和諧而不僵固。

　　二、“無為而治”對現代領導哲學思想的意義

　　在老子看來，領導者依其水平高低大致可分為四等：“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兩千多年前老子的領導哲學思想、治國意識仍然能給現代領導者在行政、修身、立言等方面給予啟迪和幫助。

　　1、無為而治與領導者決策。

　　“治大國，若烹小鮮”，我們知道，在烹煮小魚的時候，不能多炒多翻，否則小魚就會被煮爛了。領導也要像烹煮小魚一樣，不能政令繁多，無事生事，更不能朝令夕改，讓人無法適從。“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萬物運動變化都遵循著一定的規律性。領導者應該主動去認識并探求事務發展變化及領導活動的內在規律，在做決策時不能只按自己的意志獨斷專行，必須尊重規律，尊重組織全體成員的意愿，講求民主，在決策時充分考慮到組織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組織成員及服務對象的意愿。

　　2、無為而治與領導者行為。

　　無為，不是不為，而是要領導者有所為，有所不為。老子“為”的'最高原則是“為無為”：即在不該為的時候就不為，在該為的時候就要為。領導者因為有權在手，所以經常利用手中的權力干預組織成員的意志、行為。這種干預是對組織成員的一種壓抑，也是對潛在秩序的一種破壞，它損害了組織成員的積極性與創造性。“無為”需要領導者在工作中有意識地授權、放權。

　　而領導者必須科學的“為”，在工作中要抓主要矛盾、抓中心、抓關鍵，把主要精力放在“掌舵”而不是“劃槳”上。

　　3、無為而治與領導者素養。

　　老子將“無為”的君主稱為圣人，這就要求現代的組織領導者在工作和生活中要不斷加強學習，積極提高自我，達到“圣人無常心，只以百姓之心為心”的最高境界。老子還有一個思想叫“居上謙下”。這里的“上”是指領導者，“下”指被領導者。老子認為，領導者和統治者雖然居于上級的領導地位，但是卻必須謙虛地對待下屬和被領導者，而不能是高高在上，自大自傲。因為“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下位者正是上位者的基礎和根本。“善用人者為之下”，即善于用人的領導者常常自覺地把自己放到與下屬平等的地位，這也是一條實踐證明是正確的領導哲學辯證法。

　　三、“無為而治”在現代組織領導中的實踐

　　1、實現“無為而治”，領導要學會決策。

　　“無為而治”的領導思想要求組織領導者在組織決策上應“有所為，有所不為”，即要求領導者在“小事”上有所不為，在“大事”上有所為。領導者應能認清事物的本質，科學地決策。所謂“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的大將風度和英雄本色首先從此得到體現。“無為而治”作為現代領導者提高領導藝術的指南，究其實質而言，是以最小的領導行為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在實際的領導行為中，它表現出內在的超載性和象征性，作為領導者著眼全局，進行宏觀控制，整體把握，勇于放權，善于任人，用人不疑，使下屬“有為”而己“無為”，從而達到“無為而治”的目的。

　　2、實現“無為而治”，領導要學會放權。

　　作為一個高效率的領導應該把精力集中到少數最重要的工作中去。因此，領導必須善于放權，以騰出時間去做真正應做的工作，領導最主要的任務是去展望未來，而這種事情往往是不能授權給別人的。授權是一種領導藝術，領導者要做到科學授權還應掌握授權的藝術：選好人才，視能授權；授之以權，負之以責，權責統一；既要信任，又不放任。

　　3、實現“無為而治”，領導要加強自身修養。

　　身為領導者本身必須虛懷若谷，胸襟開闊；要有“容人、容事”的氣度和風范；在識賢、求賢上“有所為”，在用賢上“有所不為”。在處理下屬關系時，不要家長作風、意氣用事，要平靜、放心地讓下屬去創造性地開展工作，靠信任來領導，靠指導來進行管理，不親自參與具體事件，以平等的態度去對待下屬，真正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修身為本，容納百川。“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只有先加強自身的修養，才有資格去領導和管理他人。

　　四、結語

　　作為一名領導者，應以“道法自然”為出發點，以“無為而治”為管理方式，不刻意、不妄為、不浮躁、不勉強，遵循自然，和平處事。古為今用，現代領導者應當從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中汲取適應于當代社會的領導之道，尋找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點。

　　[參考文獻]

　　[1]老子.道德經[M].廣西民族出版社,1996

　　[2]周廣宇.道德經品讀[M].朝華出版社,2010

　　[3]胡孚琛，呂錫琛.道學通論[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篇7

　　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是老子第一個以理論思維形式創立了以道為核心的較完整的哲學體系，直到今天，其核心智慧，仍然為國家、為企業、為個人所福澤致極。如果說儒學就是中國文化，那道家思想就是中國精神所在。以下為我的觀點提出進行探討。

　　無為而治，構建和諧社會

　　道家學派有三個講求。第一，講求“為無為，則無不治”。對“無為無不為”的認識，剛開始只能簡單地理解，還談不上意會，后來是聽了曾仕強的《無為才能夠無不為》課，由此對道家哲學才開始學習和認識并感悟，知道了“基層用有，上層用無，上情下達，下情上達，以及無中可以生出很多有”的內容，理解了帝王用行動去感召官員，官員用行動去感召百姓，通過自身的行動來達到安邦治國的目的。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無為即自然”，是老子哲學的基本觀點。同時老子還反對兵家的“以力治國”，反對暴力戰爭，主張“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縱觀世界歷次大大小小的以強兵發動的侵略戰爭，包括一、二次世界大戰、美越戰爭、朝美戰爭、伊科戰爭等等，無不是以侵略者失敗而結束。

　　所以說，治企業、治社會，只有推行無為而治，才能達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為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的理想社會。第二，講求“公平原則”。從孫中山的“博愛” 、“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和“節制資本”的民生主義原則，以及“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的內政外交基本政策，到毛澤東的“大鍋飯”---同工同酬，人人平等，計劃生活社會，再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土地承包、陳云的“綜合平衡思想”，以及江澤民的“西部大開發”---重視不發達地區的建設，最后到現在胡錦濤的“構建和諧社會”，“十一五”規劃中對三農問題的重視、把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定義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無不折射出只有做到了人人平等，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百姓才能安居樂業，社會才能和諧進步，達到老子所說的“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所以政府的職能就是營造一個公平、公正的制度環境。9月10日美國前總統在第五屆西湖論劍網絡峰會上談到歐美、印度、中國的能源轉型時也表達了這樣一個平衡觀點：不是說讓中國人窮些，讓印度人發展慢一點，而是我們發展更加平衡，讓我們能夠“自然和諧共處”。第三，講求“民本思想”。

　　提出“古之善為道者，難以明民，將以愚民”，可以看出道家學派中提出萬事的管理以人為本，治國的對象是治民，民治理好了，國家也就治理好了。與現在國家提倡的“以人為本”的人本管理思想是一致的。現在企業中“以人為本”的口號隨處可見，不管大企業，還是小企業，甚至于學校、醫院、車站都敢打出這些標語，也不看看是否做到了沒有，或者說是否有朝著這個目標去努力，道家學派認為天大、地大、人也大，提出愛民治國，而不要“擾民”。“人為至上”，相信人、尊重人、依靠人，是許多企業成功的經驗，作為企業管理者，應該懂得如何去愛護員工，善于激勵和開發員工的積極性。

　　在老子誕辰2576周年的時候，以弘揚老子文化為主旨的“老子文化國際研究會”于11月10-12日在老子的故里鹿邑縣召開，其主題是“自然。和諧。發展”。在今天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時，我們再來看看老子是怎么說的：“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于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本段說明大國與小國之間的互利轉化關系，大國強國有責任和義務幫助弱小國家，而不是去滅亡這些小國，這是天經地義的。因此，國際社會要想得到長期穩固的發展，不論大國小國都需遵從自然法則，特別是大國更應主動承擔起更多的義務。否則的話，損害的不僅是小國弱國的利益，大國最終也必然會喪失其大國的地位。

　　基業長青，建立百年企業

　　企業的靈魂是人。在企業經營的過程當中，決定企業前途命運的，不在于資本方的錢袋，而在于企業家的素質，在于企業家的智慧和能力。企業之所以為企業，其價值追求固然是盈利，但決定企業百年的因素卻是盈利后的取向。記得有一位企業家大致說過這樣一句話“企業盈利1百萬是企業家個人的財產，企業盈利1千萬是企業員工的財產，企業盈利1個億是國家社會的財產”，這話富有一定的哲理。道家學派提出“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就是說天地的存在不是為了自已而是為了世間萬物，所以它能久存。因此企業的價值觀決定企業在經營過程當中在追求什么，從而來決定企業的行為，必然可以決定企業的未來。最后我們來回顧一下世界上許多知名的企業，當企業做大做強后，無一不是關注社會弱勢群體，捐贈希望工程，以此來回報社會。我們都知道令人尊敬的李嘉誠先生，昨天他在中央電視臺面對面節目中談“富與貴”的哲學時，我聽他講到資助7萬名殘疾人的“新萬里計劃”時，他說“就是要一路熱情不減的去做公益的事業，給人以信心和希望”，這就是他“捐贈文化”的核心。大凡偉大的企業家后面都有另一個頭銜，那就是更偉大的慈善家。企業存于社會，社會為企業的生存發展提供了條件，企業成長，社會才能繁榮昌盛，社會不存，則企業也不會生存，更不用說去盈利了。

　　在企業的管理中，企業家如果一味地追求利潤，勿視企業于社會的責任，其價值觀不是以“生存百年”，“從優秀到卓越”為追求目標，那一定是不會長久的`。正如善惡、美丑、優劣、忠奸這些對立面在道家學派里被認為是相伴而生的，追求短期利益，企業必定不會長久，只為一時，必定只存一時。近期聯想控股向一家著名的外資銀行申請貸款，這家銀行卻要求一份公司在社會公益方面情況的匯報。就象要成為沃爾瑪的供應商，還必須具備一定的社會責任競爭力，否則企業可能就會被排斥在商業游戲之外。所以說企業在成立之初定立的價值觀是企業文化的源泉，轉而為員工之價值觀和動力，企業就能看出變幻的環境，從困難中看到光明，在危機中抓住機遇，企業就能基業長青。

　　以竹為本，樹立德信價值

　　道家思想是中國的精神所在。老子提出圣人的品格為慈、儉，品德要象山谷一樣開闊，要象水一樣利于萬物，卻從不挑剔自已所去的地方，正所謂“上德若谷”，“上善若水”。老子卷第一章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就是《老子》哲學思想的軸心。老子認為“道”衍生宇宙萬物，是一個形而上的實體，這種思想深邃而富魅力。老子卷第十章中“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大自然養良萬物，但不占為已有，幫助它們卻不依賴它們，成就它們卻不支配它們，這就是高尚的品德。如果企業的管理者懂得自然之道，順應人的天性，有大自然的這種“玄德”，如果員工敬業，就先尊敬他們，如果員工忠誠于企業，就讓他們有條件的建立和睦家庭，如果員工加倍努力，只需要提拔優秀員工，并提高不優秀員工的能力。現在很多優秀的企業家以“笨”為榮，“笨”是由竹和本組成的，是大自然的本意，他們在平常人看來都不是聰明人，甚至有些憨態，正是這種“以竹為本”的為人處事的態度，達到了最高境界，在現代競爭激烈的商業社會，老子的這種主張應當說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企業管理中，企業家的人格魅力，以及企業管理者的品格修養，對于企業的運作和維護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老子同時還提出“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這正是現代企業管理中領導者實現影響力所需的品質，所以我始終認為，只有從管理者人格中發出的力量才是最有力的，才是真正的權威，領導人只有通過自已良好的素養，高尚的情操，以及身體力行來建立威信，才能指導員工朝著正確的遠景奮斗。晚清傳奇商人胡雪巖，就熟知中國取勢求利的文化精髓，運用其以誠取信的商業原則，助人濟世的公義精神，從一位錢莊小伙計崛起為富可敵國的江南巨賈。在今天這樣一個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我建議企業家們向胡雪巖學習，學習他博采眾長知已知彼的經營之道，誠信戒欺開拓市場的經營之術，仁義為先立足社會的經營之本，知人善用的用人之道。

　　在一個誠信社會里，德信價值是社會價值取向和人生價值觀的統一，讓我們還是牢記老子的話：“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篇8

　　黃老道家的無為而治與老子的無為而治并不完全雷同，關于黃老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精髓研究。老子的最優選擇是返璞歸真回歸自然的無治，蕭公權形容老子近乎放任主義，可以說是點到了要害。黃老道家則是在堅持政治治理必不可少的前提下，將無為而治作為了一種理想的統治與治理方式。作為治世學說，黃老道家首先肯定了統治與治理的必要性，突出了必要的政治制度建構，這就使得黃老道家要在思想邏輯上容納儒家及法家的制度建構主張，肯定一個君主集權的制度體系。黃老道家的無為而治就是在這個前提下，試圖以道家的自然等概念為基礎，針對強秦迅速崛起和快速滅亡的慘痛教訓，主張簡政放權，提倡輕搖薄賦，力爭清心寡欲。這就為統治及治理者設定了諸多行為邊界，不僅杜絕了統治者的多為、妄為和胡為，而且也防堵了統治者的情欲及志愿等誘發的政治多動癥，從而有利于社會有機體的自然發育。

　　一、清心寡欲：黃老道家無為而治的君心術

　　黃老道家的政治思想本質上也是君王統治的術，這其中就包含著君主個人的心術。君主個人的心術說到底是一個為了政治上的目的而有意地自我修煉。在中國傳統的政治體系中，政治上能否真正簡政放權的關鍵是君主，因此無為而治的理念中就必然包含著對君主統治心理等的要求。黃老道家對君主統治心理的要求歸結起來就是清心寡欲。人的欲望往往隨著政治地位的上升而膨脹，歷史經驗反復驗證統治者的欲望與社會治亂的關系。一般來說，統治者欲望總是給社會帶來較為廣泛的政治干涉或資源汲取，或者帶來社會資源過分集中在統治者手里而導致民窮財盡，或者因民力過度耗費而搞得民怨沸騰，或者因過分的高壓控制而官兵閉著人民反。法家也特別強調君主的心術，但其關注的焦點是防奸與督導，即法家要求君主隱匿自己的積極表現，一方而是防比君主的好惡被奸人利用，另一方而則是為了盡量發揮臣下的積極性，君無為與臣有為兩者的緊密結合，凸顯了法家的心術主要是權謀之術。與法家把君主的心術主要定位成權謀之術不同，黃老道家對君主心術的要求則更徹底地體現了無為而治的理想訴求，它以君的無為來確保整個統治機器的無為。黃老道家也同樣將君主作為決定政治機器如何運作的關鍵因素，試圖從影響君主的心理狀態等來實現它所追求的無為而治。漢初統治策略及方針等的調整充分體現了君主心理狀態由欲望膨脹到清心寡欲的重大轉變。這種轉變既是對秦朝統治教訓的直接汲取，畢竟秦朝君主的膨脹欲望與其快速滅亡之間存在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同時也體現了黃老道家對統治者的有效影響。秦王朝的迅速滅亡，宣告了統治者單純依靠法治思想實行統治的徹底失敗，繼之而起的漢王朝，及時總結秦亡的原因，調整統治策略，確立以黃老思想為主的統治思想，實行約法省禁、休養生息的政沼，這一做法，在漢初延續六十年之久，被稱為黃老政治。可見漢初黃老思想的興盛以及黃老政治的實施，是當時各種因素相互影響的`產物，更是借鑒秦朝滅亡教訓的結果，社會文化論文《關于黃老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精髓研究》。黃老道家將君主的清心寡欲作為實現天下大治的一個必要條件，強調君心浮躁焦躁暴躁貪婪等都只能是亂世的根本，君心沉穩節制寡欲平和等才是治世的保證。

　　二、輕搖薄賦：黃老道家無為而治的取予術

　　黃老道家的無為而治在政策層而的表現就是輕搖薄賦，輕搖薄賦既是君主清心寡欲的政策表現，也是確保整個統治機器都貫徹執行無為而治原則的根本保證。黃老道家特別看重民自定，而民自定的前提則是政治統治貫徹清凈無為的原則，如果政治統治實行頻繁干預的原則，那么民就可能時刻被政治統治的賞罰所牽動，或者被政治統治強行驅使，整日里圍繞著政治統治的意志行動，而無暇按照自身生產、生活的需要而行動，長期以往必將使民身心疲憊、疲于應付，終究難免民窮財盡的困頓民自定要求政治統治必須確保民可以按照自身生產、生活的需要安排自己的行動，并保證民可以將有限的人力財力首先用于自己的生產、生活，政治統治則必須相應地減少對民的人力、財力等的汲取。道家政治思想從老子開始就強調取予的辯證法，以道者反之動作為方法論基礎，突出了欲先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黃老道家則將上述策略直接簡化為輕搖薄賦。輕搖薄賦實際上只是少取，還談不上予，但卻是真正的無為，因為即便是統治者善意的予也可能是對民的自在自然狀態的沖擊和破壞，從而破壞了民自定的治理目標。自戰國初年以來，各諸侯國追求富強的變法莫不追求快速地集中人力、物力與財力，各國積極的變法政策既有鼓勵民富的，但更多的政策在追求國富，而國富的主要措施莫過于鼓勵生產和加強汲取。這種政策的政治結果首先是創造了一個集中統一的大帝國。但當搖役和賦稅的負擔超過了民所能忍受的極限，搖役過多地占有了民的人力，過快地消耗了民的物力，賦稅沉重汲取了民生產、生活的基本物力，龐大的帝國以搖役賦稅造成了民不堪的絕境，民不定，民不堪，巍峨浩大的秦帝國僅僅維持了十五年。多取快取涸澤而漁的汲取政策必定造成破國亡身的政治悲劇，而輕搖薄賦自然就成了追求長治久安的一個替代選項。黃老道家在漢初的流行恰好滿足了懲于秦的教訓而追求長治久安的方法論渴求，清心寡欲，輕搖薄賦，恢復民力，實現長治久安，就是黃老道家提供給統治者的一個治安策，實際上也造成了一個物阜人安的西漢文景盛世。

　　三、治理智慧：黃老道家無為而治的現代意蘊

　　黃老道家的無為而治并不是一種治理的模式，而是一種治理的智慧。作為一種治理的智慧，它在人類社會的復雜治理中就不僅具有普遍的參考性與借鑒性，而且還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在現代的復雜社會治理中，黃老道家的無為而治仍然表現出了豐富的現代意蘊。現代復雜社會中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并行不悖的發展導致了諸多治理額難題與困境，甚至由于權力擴張運行而帶來諸多不便與治理惡果。實際上，現代復雜社會的治理難題有許多就是由于治理產生的，治理不僅是有效解決社會急難險重問題的有效手段，也是造成諸多復雜難解問題的主要原因。現代治理者一如既往地高度評價自己所擁有的理性與善良，而治理對象卻以一再出現的難題向治理者一次又一次地發出了治理挑戰。挑戰的一方而是要求治理者要不斷改善自身的技術、手段與能力等工具理性，及時科學有效地處理治理對象出現的難題與問題;挑戰的另一方而則要求治理者積極改良治理理念，有所為有所不為，知道治理權力的限度與界限等，節制自己的治理行為。一般而言，現代治理者擁有的權力和運行權力的手段都大大地超越了傳統農耕階段，而這方而的需求也容易得到科學技術的及時幫助，因此治理對象對治理者的能技術、手段與能力的挑戰容易得到滿足。但是，在治理觀念的革新方而則相當困難，因為治理對象在挑戰治理者的治理權力限度與界限，而要求治理者改善治理理念時，就實際上己經是在指控治理者對治理權力的過度或不當行使恰恰就是諸多治理困境與難題所以出現的根本原因。現代治理者約束自身權限的治理理念函需從無為而治的思想中吸取營養，在某種程度上，現代復雜社會的治理者只有準確領會了黃老道家無為而治的精神實質，懂得了無為而治的現代意蘊，充分吸收其中的思想養分，才能妥善處理治理與被治理的諸多矛盾，才能妥善處理好目標和手段的矛盾。合理治理，有限治理，有效治理，這樣才可能在解決一般治理問題的同時，不造成新的更棘手的治理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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