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俠客陳冷
現代文壇上曾有一段趣談。錢玄同年輕時曾語出驚人四十歲以上的人都該殺。于是他過四十歲生日時，許多文人好友都給他送來了挽聯，以示調侃。但很少有人知道年過四十者殺的創意，是始于陳冷(陳景韓)的年過五十者殺。陳冷在1904年的俠客小說《刀余生傳》中以極端決絕的姿態譜寫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殺人譜，列出28類可殺的人，年過五十者殺赫然名列第三。
說起陳冷，研究中國近代新聞史與文學史的人都略知一二，他是清末民初報業和文壇上的激進派，是改造國民性、啟蒙民眾的開路先鋒。至少從上個世紀初至20年代末，只要翻開《時報》和《申報》，每天都可以看到一篇他的時評，犀利峻冷、短峭活潑，猛烈抨擊丑惡勢力和國民性痼疾。當時人把他比作倫敦《泰晤士報》的狄雷(John T Delane,18171879)，認為我國讀者不可不讀陳冷的時評，猶如英國讀者不可不看狄雷的評論。
陳冷同時還是頗負盛名的小說家和翻譯家。他率先在日報上刊載微型小說，創作橫截面式小說，是中國做新體短篇小說最早之人。與包天笑合編《小說時報》并編輯《新新小說》時期，他嘗試了多種小說題材和文學體裁的翻譯和創作，是翻譯虛無黨小說和偵探小說最早、用力最勤的作家之一，創作了一系列俠客小說，被視為近代武俠小說的先祖。1904年至1915年，各小說雜志爭相刊登他或譯或著的小說，把刊登他的小說作為雜志營銷的重要手段。
蔣介石一度對陳冷非常仰慕，多次請他登廬山，講解《孫子兵法》。每次到上海，也必定請他分析國際國內形勢。1931年，陳冷從《申報》辭職，國民黨當局曾力邀他擔任國民政府文官長及中央黨部宣傳部長等職,但他不愿成為陳布雷和張季鸞那樣的御用文人和高級幕僚，均謝絕。
陳冷在其生前可算是大名鼎鼎，但隨著時代的巨潮后浪推前浪，關于他的歷史記憶也似乎漸行漸遠漸無聲了。有關他生平的資料寥落零星，他也沒有留下坦情露性的'日記、回憶錄、散文之類，除了包天笑與鄭逸梅兩位過往并不甚密的文字知己外，熟知他的人都沒有留下回憶性的文章。盡管如此，在對他的文字持續近兩年的細致閱讀過程中，這位被湮沒在歷史洪流中的老報人形象還是在筆者眼前逐漸清晰和鮮活起來。
三十功名盡報業，守正不阿顯本色
陳冷(18781965)，1878年11月25日出生于江蘇松江(今屬上海市)，名景韓、景寒，筆名冷、冷血、無名、不冷、華生、新中國之廢物等。父親陳菊生是私塾先生，他從小接受的是儒家文化的熏陶。科舉功名是當時讀書人的普遍選擇，他也理所當然地考慮過這條出路，并中了秀才。但他很快就敏銳地感受到了時代變革的氣息，不愿固守陳規，希望尋找到別樣的實現人生價值的道路。1897年，經好友鈕永建介紹，陳冷進入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的湖北武昌武備學堂，接受新式科學和軍事知識的教育，并初步接受了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洗禮，后來還加入秘密的民間革命會黨，受到張之洞的通緝。經過父親和姐夫雷奮的四處奔走及松江士紳的極力疏通，張之洞這才放過他，只是開除學籍而沒有嚴厲制裁。1899年，他隨姐夫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文學，1901年參加同盟會，1902年回國，進入革命黨人戢翼翚在上海創辦的《大陸》月刊做編輯。
1904年春，羅孝高和狄楚青在上海創辦《時報》，陳冷被聘為主筆。當時《時報》的實際投資者是流亡海外的保皇派康有為和梁啟超。康梁的意思是把《時報》辦成自己黨派的喉舌，但是作為一個職業報人，陳冷強調的是報紙的獨立品格，能公正地代表輿論的良心，不為黨派勢力所左右，所以在實際的辦報過程中，他多次勸說狄楚青摒棄黨見，獨立辦報。
梁啟超對于狄楚青的轉向強烈不滿，對陳冷則尤為憤恨，在1906年寫給康有為的信中說道：楚卿信任陳景韓即署名冷者，而此人實非吾黨，孝高亦袒此人，怪極。故于黨事，種種不肯盡力，言論毫不一致，大損本黨名譽，弟子所深恨者在此。語氣之怨憤儼然已將陳冷視為仇敵。其實，他二人早就結下過梁子。早在1900年7月，陳冷與梁啟超見面并會談，但由于當時的政見不同，陳冷傾向革命，而梁啟超主張立憲與改良，所以倆人并沒有進一步的交往。非但沒有再交往，反而打起筆仗來。1903年2月26日，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對出版未久的《大陸》作了評論，認為敷衍篇幅者居全冊之半，無甚精彩雖鋪張揚厲，其價值自為識者所共見也。《大陸》對此大為惱火，接連刊出5篇反駁文章，不斷地對康、梁進行人身攻擊，極盡丑化詆毀。陳冷是1903年《大陸》報主筆之一，大概脫不了攻擊梁啟超的嫌疑。此外，陳冷提倡的俠客、刺客精神也顯然與梁啟超的言行多變異趣，1905年他寫了六回的《刺客談》，譏諷了康梁空洞的論說和在現實中的畏葸，把他們描繪得如同跳梁小丑，把圣人刻畫成到處招搖撞騙的人物，說其徒弟不過是一班無行文人，敗類子弟。新仇舊恨夾雜在一起，無怪乎梁啟超對陳冷深恨了。
說來有趣，倆人不但政見不同，連文風都有點針鋒相對的意味。清末民初文壇上流行兩種不同的文風，一為梁啟超筆鋒常帶感情的新民體，一是陳冷犀利峭冷的冷血體。不僅文風截然不同，連筆名也有較勁的意味，梁啟超叫中國之新民，而陳冷偏偏要叫新中國之廢物，一熱一冷也反襯出二人迥異的性格和人生態度。但是政見的不同，并不代表辦報理念的不同。對于梁啟超流亡海外后以報紙為利器，批評時政、開啟民智的做法和思路陳冷是贊同的，從實際辦報過程中也可以看出陳冷是梁啟超報業思想的積極且成功的實踐者。或許陳冷對梁啟超的態度正像阮籍對于儒教那樣，心中是認同梁啟超的報業思想的，只是鑒于梁的思想多變，不能完全言行一致，故對于其人采取漠然態度。
事實證明，狄楚青對陳冷的倚重完全是正確的。在陳冷的大膽改革下，《時報》打破了上海報界的許多老習慣，替中國報業開了許多先路：分欄分版塊報道時事，奠定了現代報紙的基本版面形式;首創時評欄目，配合時事抒發議論，被各報紛紛仿效;率先在日報上刊載微型小說，開始了中國人做新體短篇小說最早的一段歷史。《時報》因此很快成為當時知識界的一個寵兒，躋身上海三大報之一。胡適曾飽含深情地回憶過《時報》及陳冷對同時代人的影響。《時報》不僅在國內新聞界獨占鰲頭，在國外也闖出一片天地，與《中外日報》一道成為在歐洲銷售的中文報紙。而《時報》進行營銷的一張重要名片就是陳冷簡潔雋冷，令人意遠的短評與小說。據周作人回憶，魯迅對清末民初文壇的小說，除了林紓的之外，較為關注的就是陳冷的，覺得有趣，在后來的翻譯和寫作上，魯迅顯然受了陳冷文風的影響。
1912年，史量才接辦《申報》，高薪聘請陳冷為主筆。進入《申報》后，陳冷逐漸放棄了文學創作和翻譯，把全部精力獻給了新聞編輯事業。他在上海新聞界工作了28年，先后作為《時報》和《申報》的掌門人，將兩大報分別推到其歷史上的巔峰狀態，為黯淡的近代中國編輯了兩份真正有品質的報紙，對于促進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可謂是功不可沒。同時代的報人曾給予陳冷極高的贊譽。1922年的《申報館五十周年紀念》，1927年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1932年張蘊和的《六十年來之申報》等書、文中都對其贊嘆、感佩不已。1947年出版的《上海時人志》這樣評價他：陳冷先生肅穆寡言，頭腦冷靜，總攬社政，守正不阿，筆苛如劍，尤注意社會黑暗面之揭發。凡大義所在，不為利誘，不為勢屈，均能奮勇以赴。《申報》之超然姿態，獨立風格，殆先生數十年來孕育葆養所致。左右以其資望日隆，力勸從政，而先生唯置一笑，仍堅守其新聞崗位不懈。嘻，如先生者，亦大足風世已!
從當時人們對陳冷的推崇，可以想見他當年在報界的影響力。在中國新聞界還處于墾荒時代，他以鮮明的辦報宗旨、勤懇的耕耘、別出心裁的創意，及對社會獨特深刻的洞察力，當之無愧地成為當時輿論界的權威之一。陳冷于1929年冬辭職《申報》，退隱江湖，到江浙財閥所屬的中興煤礦去任總經理。其年52歲，也算是自動實踐了年過五十者殺的救國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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