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把人生當作藝術
非常榮幸地受到光明講壇的邀請，給大家講講我心目中的文化巨人——蘇軾。
蘇軾所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產生巨人的時代，是文化最發達的時代。公元十一世紀中葉，經歷過晚唐長期的戰亂，宋王朝建立之后就致力于文化復興，經過了將近100年的時代積累，逐漸產生了一大批文化巨人。王國維先生在《宋代之金石學》里面有一段話，“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陳寅恪先生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由此可見，這兩位著名國學大師都不約而同地把宋代看作文化的高峰。
對于蘇軾的文化成就，我們所知道的就是蘇軾在散文、詩和詞各方面都是宋代的大家。文是唐宋八大家，詩是蘇黃并稱作為宋詩的代表，詞有蘇軾和辛棄疾，是豪放派的代表。另外蘇軾是宋代四大書法家之一，而他的繪畫又是文人畫的代表。除此之外，蘇軾在思想上、政治上、哲學上、社會倫理學上、博物學上都有很大的成就。
思想的包容
思想的包容跟蘇軾從小受到的教育分不開。蘇軾出生于四川眉山，歷史上四川出現了很多著名的文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看書不光看儒家之書，其他的諸子百家、小說、雜記等都要博覽，所以這里出現的司馬相如、楊雄、李白等人，都跟中原地區的文人有很大不同。”蘇軾是一個非常具有好奇精神的文人，他的博物學知識很淵博。他和北宋著名的科學家沈括二人在醫學、藥物學上都有很高的造詣，諷刺的是，他們生前敵對，而死后兩人的藥方被后人合編為《蘇沈良方》。這說明文化的意義是可以超越政治派別的，他們對人類文化的貢獻被后人所認可，所以在流傳過程中，文化的力量超越了政治的力量。
蘇軾和韓愈被后人并稱“韓潮蘇海”，韓愈是一個正統的儒家學者，他曾經寫過《原道》，把老莊和佛教都視為異端，他認為要把其他思想都統一到儒家正統思想之下，這難免顯出他思想的狹隘。蘇軾就非常不同。他認為在中華民族的文化積累中，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精華。他曾寫過一篇《祭龍井辯才文》，是蘇軾為僧人龍井辯才做的一篇祭文。辯才大師屬佛教天臺宗，蘇軾既喜歡天臺宗又喜歡禪宗，當時兩宗之間互相有矛盾，所以蘇軾在寫這篇祭文的時候就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于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他反對儒家和佛家之間互相斗爭，也反對佛教內部宗派之間相互攻擊。蘇軾認為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精彩之處，而且他們所提倡的都是人類精神的普遍原則，就像每一條江河都要流到大海，無論是浩瀚的大江還是潺潺的小溪，都有它自己的意義和價值。
宋代兩位文豪蘇軾與王安石在政治上是相互敵對的，但更主要的是，蘇軾不喜歡王安石的文化觀念。蘇軾在寫給張耒的書信里說：“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王氏即王安石，說王安石的文章固然精妙，但最大的缺點就是“好使人同己”，讓大家都要跟他一樣。蘇軾指出“自孔子不能使人同”，說孔子門下每個弟子都有自己的個性和長處。蘇軾還做了一個精彩的比喻，一片肥沃的土地，可以生長各樣的植物。相同之處是它們扎根的土地，不同之處在于這些草木各自不同。但只有一種土地上可長出統一的植物，那就是鹽堿地，即“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這樣一來，文化變得單一，思想受到禁錮。這種禁錮是非常悲哀的，所以王安石本人的藝術成就很高，但是他的學生里卻并沒有幾個真正的文化巨人。這對于我們現在這個社會最大的啟示就是思想的包容。馬克思因為普魯士的書報檢查令而憤怒，他說：“你們贊美大自然令人賞心悅目的千姿百態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并不要求玫瑰花散發出和紫羅蘭一樣的芬芳，但你們為什么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的形式呢?”后來王安石政治上的失敗，也在于他太好使人同己，聽不進批評意見。他的新法成了貪官污吏牟取私利的工具，他的接班人都是禍國殃民的亂臣。這就是“王氏之同”造成的文化和政治的荒漠。反觀蘇軾，他的思想包容性對我們是非常有啟發意義的。
人性的尊嚴
蘇軾愛好玩樂，卻有自己的原則和底線。蘇軾小時候和母親一起讀《后漢書·范滂傳》。范滂因為反對豪強將被殺害，他對母親說：“我不遺憾，只是不能養老了，但弟弟可以伺候母親您。”他母親卻對范滂說：“一方面要有美好的名聲，另一方面又要享受長壽，這不可能，母親支持你。你能夠跟當今名士一同赴難，作母親的感到榮耀。”讀至此處，蘇軾對母親說：“如果我成為范滂，母親能同意嗎?”母親程氏就對蘇軾說：“如果你成為范滂，難道我就不能成為范滂的母親嗎?”這個故事見于蘇軾弟弟蘇轍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和《蘇軾本傳》，少年時就受到這樣的儒家政治品格的熏陶，對蘇軾的影響非常大。蘇軾兼濟天下的原則是他不能屈服于君王個人的權勢，而是尊崇一種道義的原則。蘇軾在幾篇文章中都流露過這樣的思想。比如《張文定公墓志銘》里的最后一段寫道“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漢以來，士賤君肆。區區仆臣，以得為喜。功利之趨，謗毀是逃。我觀其身，夏畦之勞。”就是說，一個士大夫要遵循天下大道。儒家的道就是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道一定是為人民之道。一個士大夫就一定要看重自己的所作所為，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人格是有尊嚴的。在春秋戰國時代的士大夫認為，哪個君王有道我們就為哪個君王服務。而秦漢之后這個情況改變了，從焚書坑儒開始，很多文學家成為了帝王豢養的人。所以蘇軾認為秦漢以來“士賤君肆”，君王的權力沒有得到很好地控制，原因在于士大夫喪失了獨立的人格，“區區仆臣，以得為喜”，皇帝賞賜一個官職就感到非常高興，人格萎縮、失去底線，就會變成“功利之趨，謗毀是逃”。蘇軾認為他作為一個士大夫，哪怕是“謗毀”也要勇于承擔。
歷史上提到蘇軾往往會說他“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他對一切看不慣的東西都敢于說出自己的觀點。在王安石政壇當紅時，蘇軾敢于寫萬言書，對其新法提出批判。后來王安石調他去當開封府推官，想讓雜務把蘇軾羈絆住，但蘇軾仍堅持批評王安石為政不當之處。蘇軾說話得罪了很多人，但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愛，他在《思堂記》里說：“言發于心而沖于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意思是我的語言發自于我的內心，如果吐出來就得罪人，但吞進去就得罪了自己。蘇軾認為，我寧愿得罪人也不要得罪自己，要一吐為快。這是他非常可愛的地方。照理說寫《思堂記》就要寫三思而后行，而他寫《思堂記》的時候卻說就是要“不思”才對。為什么呢?他說“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后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至哉?”作為一個君子，本能的反應就是對善事就喜歡，對惡事就厭惡，這還要思考什么呢?一旦前思后想，你就會想到怎樣去逃避。人一旦有了反復的思考猶豫，私心雜念就會萌生。所以蘇軾就說“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福禍，則吾有命矣”，我從來不思考這個事有利還是有弊，錯誤的我就要反對，像本能一樣根本不需要思考，遇到生死禍福就是命運，我也不會去回避它。
蘇軾的這樣一種精神，可以說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因為很多中國人的處世智慧，就是怎樣變得油滑世故，怎樣見人說三分話，或者人前說人話，人后說鬼話，而蘇軾是心懷坦蕩、光明磊落的君子，他是靠自己直覺的厭惡和喜好來對待自己的人生。所以，他總是那么自信瀟灑，對物質方面沒有什么追求的興趣，而追求內心人格的升華。
下面的這兩句詩雖然是寫給年輕朋友的，但也是蘇軾的自畫像，叫做“粗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所謂的詩書是一個文化的代名詞，文化品位越高，氣質就自然不凡，并不靠外在的化妝、修飾而得來。我們評價一個人，可以說漂亮，但也會說很有氣質，漂亮是外在的，氣質則是內在的。所以中國要建成一個文化大國，就要在內在氣質方面有所開拓。例如國人出境旅游，衣著光鮮闊氣，但做出的許多不雅行為卻暴露出素質問題。這就是太追求外在而放棄了內在的升華。這種內在精神就是人格的尊嚴，自己的人格尊嚴并不是以踐踏他人的人格而獲得的，人格的尊嚴一定是相互的，只有有人格的人才知道尊重他人的人格，所以蘇軾的人格對我們非常有啟發。
超然的審美
蘇軾在《寶繪堂記》里提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雖微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作為一個君子，我們可以把精神寄托在某件東西之上，但是我們不要過于地留意這件東西。這個“物”是對我們人生有好處的“物”。他說如果我們把精神寄托于物上面，雖然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外物我們都可以得到快樂;尤物是非常美的東西，那么它也不足以成為我們的一種病。但是反過來如果是留意于物，如果你把你的心智全部都放在這件東西之上，那么雖然是一個很小的東西，都足以造成你玩物喪志的病。比如年輕人整天沉溺于游戲之中，就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就是最美好的東西你都不會感到快樂，因為你過分注意它了，你想占有它的時候，你心中就有一種怕失去的擔心。因為你得到了尤物后就怕失去它，成了心病，就得不到快樂。蘇軾說“然圣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圣人也喜歡五色、五音和五味以及馳騁田獵，這四者沒有問題，主要是看對待它們的人是什么態度。接著蘇軾又舉了幾個歷史上著名人物的故事。劉備喜歡結髦、魏晉名士嵇康喜歡打鐵，另一個名士阮孚喜歡蠟屐。這些愛好在一般人看來很無聊，但是他們各自卻很喜歡，從中得到了快樂。蘇軾又說“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他說書畫就是最好的藝術，書畫使人感到愉悅，但書畫仍可以使人產生病，為什么呢?我們說對于書畫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欣賞者的態度，書畫可以使我們感到很多審美的愉悅，但另外一種是收藏家的態度，收藏家拍賣坊的態度，平時都把書畫卷起來藏起來，就是作為一種財富，這樣書畫就成了人的負擔，而且不光有負擔，還可能造成災禍。“皆以兒戲害其國，兇其身，此留意之禍也”——這就是留意于物的后果。近年我國反腐取得很大成就，查處的很多貪官就是如此，很多東西并未欣賞，只是埋藏起來或者收藏在家，結果呢?自己“害其國”，也“兇其身”，鋃鐺入獄。一個人一輩子很多財物對你來說沒有價值，最有價值的是快樂，什么可以使你快樂?還是財富，但這個財富是精神的財富，它比物質的財富不知道可貴多少。現在有一些青年人比較追求物質方面的財富，但我還是要勸告大家，腹有詩書氣自華。有時候如果過分留意于物，殊不知人生短暫，那些東西實際上對人生是沒有價值的。當然這不是說一點錢財都不要，基本的生活資料還是需要的。
下面講蘇軾瀟灑的人生。即他超然的審美態度，是如何使他的人生過得非常瀟灑的。
蘇軾著名的《赤壁賦》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審美是一種什么東西?是一種不帶任何欲求的，超越功利的活動，只要帶著欲望和功利心，審美就離開你了。有欲望，就有煩惱和悲苦。蘇軾寫《赤壁賦》的時候是以一個帶罪之身寫的，他所說的“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是我們審美的對象，而不是欲望所要占有的對象。
我們在講他瀟灑人生的時候，一定要想到蘇軾的一生是波瀾起伏的。蘇軾晚年走到金山寺的時候，有給人他畫了一幅畫像，他在畫像上題詩：“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黃州、惠州、儋州是蘇軾人生的滑鐵盧，是他最倒霉失意的三個階段，那怎么成了平生功業?其實，他在政治上的失敗恰恰成就了他文化上的成功，黃州、惠州、儋州是他在文化創造上最豐富的三個時代，也是他對人生看得最透的三個時段。他在黃州留下了前后《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定風波》這樣一些優美的作品，比如《定風波》這首詞，寫自然天氣變化，同時又暗示人生遭遇。人一生有很多風雨，但也有風和日麗的時候，對于一個內心強大的人來說，外在的風雨都不足為道，“一蓑煙雨任平生，也無風雨也無晴。”你自己就是你自己，在任何困難的情況下都要樂觀地堅守道義和人生的立場。
在惠州，蘇軾的政敵很想聽到蘇軾抒寫痛苦失意的詩文傳出，但蘇軾在惠州的日子過得十分愉快。于是政敵就把他貶到更遠的儋州，儋州就是現在的海南。然而，蘇軾從海南島遇赦北歸時，卻寫下了從苦難中超脫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蘇軾把在儋州這幾年看作最奇絕的游覽，這與唐代被貶的韓愈柳宗元相比，人格境界就高出許多。蘇軾在儋州還寫過“年來萬事足，所欠唯一死”的詩句，說自己一生什么都很滿足了，所欠缺的只有死去而已。在時人心目中，說死亡是犯諱，但蘇軾直面死亡，這就是一種精神上的偉大。
智慧的觀照
蘇軾內心的強大除了因為有范滂這樣的儒家典范之外，還來自老莊和佛教的影響，共同形成了蘇軾觀察人生的獨特的智慧。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首耳熟能詳的詩說出了人類認識的困境。之所以不能認識真面目，就是因為當局者迷，我們在此山之中。蘇軾在此提出了這種困境，但是他解決這個困境卻是在另外的地方。解決這個困境的方法就是他提出的“以大觀小”之法，就是站在一個很大的立場，甚至是站在宇宙的立場上，重新來看廬山。我們設想廬山就是一座假山，欣賞假山的時候山前山后都可以看的很清楚，這就是宇宙的立場，一種散點的透視，一種以大觀小的立場。這種以大觀小的立場來自《華嚴經》，《華嚴經》里講站在大千世界的立場來看每一個微塵，每一個微塵里面又可以看到大千世界，小中蘊大，以大觀小，所以蘇軾看廬山的時候可以跳出廬山。
還有一個人生的困境是我們怎樣對待人生短暫的問題。不舍晝夜，這是儒家的看法。而佛家有另外一種看法。《楞嚴經》講波斯匿王62歲時問佛說，現在我已經62歲了，人生過得真快，一下子我的皮膚都皺了。佛反問他，你看過恒河嗎?波斯匿王說，我三歲的時候就看過恒河了。佛問，現在看恒河跟你三歲看恒河有什么不同?波斯匿王回答說，現在的感覺和三歲時看的感覺一樣，恒河還是那個恒河。佛說，對了，雖然你由三歲變成老人，但你看到的恒河是不生不滅的，一點沒有減少，一點沒有增加，還是不變的。可見，對待人生，如果站在佛教的立場來看，人生就是一個永遠不生不滅的狀態。《赤壁賦》就傾訴了人生短暫的悲哀——當年赤壁戰場上的周瑜和曹操都不存在了，何況你我這樣的小人物，完全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但話鋒一轉，蘇軾對客說起了水中的月亮：“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水不斷流淌，月亮不停地陰晴圓缺，天地還沒有一瞬間那么長。如果我們換一個立場來看，從不變的'立場去觀看世界和人生，之前的短暫和消逝就完全不一樣了。
蘇軾這樣的思想是受到了東晉高僧僧肇的論著《肇論》的啟發。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里說，“東坡水月之喻，蓋自《肇論》得之，所謂不遷義也。”《肇論》中說，“不遷，故雖往而常靜”，我們以不遷的態度來看，任何事物在變化的時候都是在靜態的。如果我們以變化的眼光來看，任何一個靜態的東西它都是變化的，哪怕我們現在靜靜地坐在座位上，因為地球在動，我們也在動，就像螞蟻在磨盤上一樣，磨盤在動，螞蟻實際上也在動。所以，僧肇說“旋嵐偃岳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風其實是一種靜態的，江河不斷奔流，但實際上是不流的，塵埃在飄的時候也是不動的，日月每天在天上東升西落，實際上并沒有循回。由此可見，蘇軾的思想是有佛教來源的，這個來源使他的人生充滿了智慧。
蘇軾在寫作時提倡一種自由的寫作態度，所以他有那么豐富的思想，可以滔滔不絕地寫出很多生動的比喻。他曾經評價自己的文章“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對于文人來說，寫作都是由必然王國走向自然王國的過程，必然王國就是藝術的必然規律，自然王國是對這種規律完全的突破或駕馭。蘇軾這一段話就提到了藝術的自由與規則問題。他說自己的文章寫出來就像泉水冒出來一樣。靈感的泉水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冒出來，形成了小溪之后就濤濤汩汩形成江河。這個水冒出來并不是泛濫，像洪水一樣沖毀一切，而是有自己的規則的，即“隨物賦形”。水是液體，它的形態取決于裝它的器皿。水裝在一個圓的罐子里就是圓的，裝在方形的箱子里就是方的，水在江河里就隨著河道而行，所以水是隨物賦形，什么樣的事物承受它，水就變成什么樣。蘇軾的文章也是隨物賦形，沒有特定的規律，怎么寫要看描寫的對象是什么，抒發的感情是什么，論述的道理是什么，他根據這些來選擇自己書寫的方式。所以蘇軾的文章是最自由的，他不僅可以寫政論文，寫那些哲學論文和史論史評，他也寫了很多小品，寫生活中的小事。他說“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就是說該寫的時候就寫，寫完了就停止，如是而已。蘇軾提倡的文風就是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文理自然，姿態橫生，這樣的寫作跟自由的心靈有關系。很難想象一個人的心靈受到桎梏，受到壓抑，還可以寫出這樣自由的東西。所以，蘇軾給我們最震撼的就是自由人格的力量。
會通的藝術
蘇軾在各個方面都是大家，詩詞文書畫無所不通。他具備一種認識藝術，認識人生的共通眼光。我們看蘇軾有三段非常有名的話，這三段有名的話在宋代以及整個中國古代后期(宋以后)的藝術史上都有非常大的影響。
第一段是“論畫以形似，見于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他主張不同藝術形式之間有不同的藝術趣味，共同的藝術規律。他的繪畫是主張寫意的畫，而不是追求形式的畫，如果一個人論畫的時候要看畫的像不像，這個人的見解就跟兒童差不多。一個藝術家要看精神意韻而不是形象本身。“賦詩必此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寫詩都要給一個題目，始終圍繞題目來寫。如果是要從離不離題來判斷一個詩人的詩寫的好不好，這個人就不懂詩。蘇軾就認為一個詩人可以沖破他的題目來寫。蘇軾在詩與畫不同藝術之間找到了共同的規律，就是“天工”，天工就是天然而形成的藝術，而“清新”就是有創新又天真的藝術。
第二段是“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摩詰就是唐代的詩人兼畫家的王維，有兩派學者曾經爭論，有一派說王維的詩哪一句中是詩中有畫，比如“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因此構成了一幅繪畫。另外一派認為詩和畫本來是不同的藝術，詩中不可能有畫。但這些爭論其實都忘記了一個事實，王維自己的詩中有沒有畫不重要，重要的是觀察和欣賞王維作品的人何以能有此看法。不是王維自己的詩畫本身具有那樣的詩中有畫的素質，而是蘇軾從王維的詩中聽出了畫，從王維的畫中看出了詩。我們知道詩與畫是兩種不同的藝術，詩歌是聽覺的意識，因為詩是吟誦的，而畫是視覺的意識。蘇軾打通了眼睛和耳朵的功能，這在佛教來看是“六根互動”，眼耳鼻舌身意，互相打通之后才能從詩中看見畫，畫中看見詩。
第三段是“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干丹青不語詩”，從杜甫的詩中看到畫的因素，從韓干的畫中看到詩的因素，這句話影響很大，后來出現“有聲畫”、“無聲詩”、“無色畫”、“有形詩”等種種說法，超越媒介的界限去欣賞藝術品。
蘇軾還有一句話：“物一理也，通其意則無適而不可。分科而醫，醫之衰也。占色而畫，畫之陋也。和緩之醫，不別老少。曹吳之畫，不擇人物。”對于畫家來說各種繪畫的規律也是相同的，但是后來繪畫分了工筆畫、水墨畫和各種各樣的形式，這個畫就變得很糟糕了，所以蘇軾認為古時的名醫不別老少，而曹、吳之畫，不擇人物。曹不興是三國時的畫家，他的畫是“衣不出水”，衣服裹的很緊。而吳道子的畫是很有力道，即“吳帶當風”。總之，會通各門藝術，在各種藝術中發現共同的規律，是蘇軾的一貫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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