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國學書單的論戰
1923年，清華學校的胡敦元等四名學生，即將赴國外留學，在學習異國文化的同時，他們還想鞏固中國的傳統文化--國學，但因為不得要領，便請胡適為他們開列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以供學習之用，胡適欣然應允，便開了一份《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這份書目分為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及文學史之部三個部分，三部共計184種。胡適開的這份書單，極其詳盡、面面俱到，把古代凡涉及國學的書籍幾乎一網打盡;當然，如果仔細分析一下，就會發現這份書單存在著明顯的不足，在胡適的書單開出不久，就收到了署名“《清華周刊》記者”的來信，對胡適所開列的書單提出了兩個方面的質疑：一是認為胡適所開的書單國學范圍太窄了，有些部分沒開列出來，如民族史、經濟史等;二是思想史與文學史部分談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所以希望胡適能再給出一個最低限度的書目。胡適讀了來信后，進行了一番辯解，但同時也接受建議，重新提出了一個最低限度的書單，縮減到了38種。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胡適剛剛回復完“《清華周刊》記者”的來信不久，梁啟超怒氣沖沖地殺了出來，梁啟超與胡適，雖談不上有什么太深的交情，但同為大學者，互相之間還是極為敬重的。但梁啟超并沒有因為私誼而對胡適手下留情，而是毫不客氣地進行抨擊，這正是那一輩學人身上令人仰望的地方。針對胡適所開列的書目，梁啟超寫了一篇《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開篇即宣布：“胡君這書目，我是不贊成的，因為他文不對題。”梁啟超對胡適的指責，一是認為胡適所開的書單太專業，不利于普通讀者閱讀;二是認為胡適僅憑主觀臆斷為讀者開書目，沒有考慮讀者的具體情況;三是認為胡適“把應讀書和應備書混為一談，結果不是個人讀書最低限度，卻是私人及公共機關小圖書館之最低限度。”最為梁啟超所詬病的是：“我最詫異的：胡君為什么把史部書一概屏絕?一張書目名字叫做‘國學最低限度’，里頭有什么《三俠五義》《九命奇冤》，卻沒有《史記》《漢書》《資治通鑒》，豈非笑話?”梁啟超進而嘲諷道：“若說不讀《三俠五義》《九命奇冤》，便夠不上國學最低限度，不瞞胡君說，區區小子便是沒有讀過這兩部書的人。我雖自知學問淺陋，說我連國學最低限度都沒有，我卻不服”……
在槍挑胡適的同時，梁啟超也開了一個《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以此來與胡適唱對臺戲。梁啟超開列的書目，共分五類：(甲)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系書類，有《論語》《孟子》等39種;(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有《尚書》《逸周書》等21種;(丙)韻文書類，有《詩經》《楚辭》等36種;(丁)小學書類及文法書類，有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等7種;(戊)隨意涉覽書類，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世說新語》等30種。以上5類書共計133種。正文后收附錄三篇，第一篇是《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開出《四書》《易經》《書經》《詩經》等25種書，梁啟超稱此為“真正之最低限度”書目。
時隔近百年的歲月之后，回過頭來再打量兩位大師所開的書單，發現其中有一部分對當代讀書人依然適用，但相對于91年前，則適用的部分越來越小了，這既有時代在進步的原因，也有國學研究的外延和內涵都已經有了發展變化的原因，但總體而言，二人的書單對當代讀書人依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作為當代中國人，不管是何學科背景，都應當具備起碼的.國學基礎，都應當具有最低限度的本國學術文化知識。胡適的書目，給今天的文科研究生閱讀、使用，大致還差不多;推薦給文科的大學生閱讀，顯然不大合適。梁啟超的書目，最大好處是離各科大學生的實際水平和需要較近，他們能用得起來。”當代著名學者劉夢溪對此曾有過中肯的評價：“我們今天來重新檢討胡適開的這個書目，不能不承認《清華周報》記者的置疑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就其實用性和有效性來說，‘梁目’顯得道高一丈。如果我是讀者，要我對‘胡目’和‘梁目’作出選擇，我肯定投梁的票。‘梁目’及其讀法，即使在今天仍有參考價值。不是因為別個，主要就讀中國載籍的多寡而言，胡適之先生不能不把座位讓給梁任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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