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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音樂的教育思想
孔子用“禮樂”來概括周代的典章制度和文化教養活動，認為“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論語·子路》)。儒家強調“樂”以“禮”為本和以“禮”導“樂”，這種“禮樂之教’’的思想在《樂記》、荀子的《樂論》、王安石的《禮樂論》等古典著作中都得到充分的闡述，成為中國道德和藝術思想的重要內容。
《禮記·樂記》比較系統地闡述了和儒家思想一脈相承的音樂思想。
首先，《樂記》從人性論的角度論述了音樂的起源，一是認為音樂是來源于“人心感于物”的各種心理活動。作為人的情感活動，音樂不是孤立的，而是與歌舞、演奏、詩歌等活動密切相連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用現在的話來講，凡是聲音的發出，都是由人的心理活動而產生的，人的心理活動又是由外界的刺激所引起的。不同的聲音相互應和，就會發展變化，這些抑揚高低的聲音變化，就如同五色交錯的文章一樣，使五音俱全而產生歌曲。根據歌曲而進行演奏，加上千戚的武舞和羽旄的文舞，這便是樂。
二是認為音樂感知是與人的天性和人的欲望密切相關的，即“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正因為人有各種不同的欲望，才需要禮樂來節制人的口腹耳目之欲，排解煩惱，帶來愉快，陶冶性情，使人返回人間正道。荀子在《樂論》也提出“夫樂者，樂也，是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即認為音樂能給人帶來快樂，是人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人是不能沒有音樂的。
三是認為音樂的理解和表達都是人類才能具備的高級的心理活動，動物聽到聲音而不明事理，常人知道一般的道理但也不深知音樂擊濁揚清的教化功能，只是懂得禮儀道德的人才真正了解音樂的功能，即“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
四是明確地指出了“禮”與“樂”的關系以及禮樂在教化中發揮功能的中庸之道，“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意思就是說，樂的功能是統和，禮的功能是區分。統和能產生親近感，區分能產生敬意。快樂過度會導致放縱，禮節過度會產生隔膜。古代圣王制定禮樂的目的是為了節制人們的情感，達到“禮節民心，樂和民心，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的綜合治理的王道。此外，《樂記》認為，禮樂不僅是用世之舉，也是修身之術，好的音樂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大樂于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就群體而言，“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就個體而言，“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廣大矣”。通過音樂可以達到“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指德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等多重的效果。當然，《禮記·樂記》還特別指出，只有健康的音樂才值得提倡，可作為教育內容，能起到“樂以治心”、移風易俗的作用。一切不合乎禮義的“邪音”、“奸音”和“靡靡之音”都應受到排斥和抵制。
正如蔣孔陽著的《先秦音樂美學思想論稿》一書中指出的，從哲學的角度來看，以《樂記》為代表的儒家音樂，滲透著“天人感應”學說和陰陽五行思想，音樂是為實現“禮樂之教”的大同社會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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