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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獻的“三通”
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整理的歷史文獻的“三通”，僅供參考，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通典，通志，文獻通考。根據查詢國學網得知，文獻中的三通是指唐朝杜佑的《通典》、宋朝鄭樵的《通志》、元朝馬端臨的《文獻通考》。與續通典、續通志、續文獻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獻通考、清朝續文獻通考合稱為十通。
一般將《通典》、《通志》、《文獻通考》三部政書合稱“三通”、“前三通”。
《通典》
《通典》，唐杜佑撰，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體例完備的政書，“十通”之一。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年)編成，歷時三十馀年。本書記錄上起黃虞時代，下迄唐玄宗天寶末年典章制度之沿革，其中于唐代敘述尤詳。全書200卷，附考證1卷，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等8門。
杜佑著《通典》確立了典制體政書的體例，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專史，對後代政書的編撰影響極大，接下來的“三通”、“續三通”、“清三通”，乃至于“十通”完全仿照了《通典》的體例，而且制度史的另一個寫法——“會要”，也是受了通典的影響。
《通典》的體例仿效正史紀傳體中的志、書，將斷代體改為通史體，專門記載歷代政經等制度沿革變遷的典志體史書。杜佑在篇首加上序言，篇中遇有需要進一步解釋或申明的地方，特標出“說曰”、“議曰”、“評曰”。馬端臨對《通典》評價極高，他認為《通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為也”，“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通典》：“每事以類相從，凡歷代沿革，悉為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為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之可比。”
內容簡介
《通典》是第一部記載古代財經典章制度和財經思想的通史。《通典》成書于唐憲宗貞元十七年（801年），全書共200卷，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法、州郡、邊防九典，子目1500余條，約190萬字，記述了上至遠古黃帝時期下迄唐朝天寶末年的制度沿革，其中對唐代制度的敘述尤為詳細。
作品評價
《通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記述歷代典章制度的典志體史書，是典章制度專史的開創之作，它的問世使典制史成為傳統史學的一個重要門類。《四庫全書總目》評論此書“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原原本本，皆為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
《通志》
《通志》，宋鄭樵撰，高宗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成書。體例仿史記，記錄上起三皇，下迄隋唐各代典章制度的政書，十通之一。全書200卷，附考證3卷，包括本紀、年譜、世家、列傳、載記和二十略，其中以二十略價值最大。
作品介紹
《通志》是記述其上起三皇，下迄隋代的綜合史料通史。鄭樵在《通志》中提出會通思想，主張修通史，強調史事、典章制度相依因的聯系；主張史書應極古今之變。他反對割斷史事聯系寫斷代史。他認為史家應重視實際和學習一些自然方面的知識，并用實際的觀察來核實史書的記載。他主張用治軍那樣嚴整的“類例”方法來治學，認為史家修史要有獨到的見識。《通志》雖在校讎學、音韻學、文字學等方面都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但未能在各方面都達到這樣的水平 。
歷來評價
英國李約瑟《中國科學與文明》：《通志》有“大量的科學內容，應該加以認識”。
章學誠：“鄭氏《通志》，卓見明理，獨見別哉！古人不能任其聲，后代不能出其規范，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辯名飛物，諸子之意寓于史載，終為不朽之業矣！”
《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元馬端臨撰，以杜佑通典為藍本，記載上古至宋寧宗嘉定末年歷代典章制度的政書，十通之一。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成書。全書348卷，附考證3卷，分為24考，以經籍考最有成就。
此書材料較通典翔實，體例較通志嚴謹，于宋代制度尤為詳備，因而是政書中最有價值之作。
作品評價
此書得以流傳。自刊刻以來一直得到好評。元人評價他：“行履端純，詞章雅麗，家傳鼎鼐之譜，幼館閣之儲，知前代之典章，識當世之體要。” “凡于治道有關者，無不彪分匯列，井井有條，治國安民，特舉而措之耳，此可謂濟世之儒，有用之學。”
當代史學家張舜徽先生曾經說：“馬端臨既就杜氏《通典》補充其內容之所未備，分析其門類之所未詳，并且把它向前發展了，可以說，《通典》一書的精華已包含在《文獻通考》中。”
《四庫全書總目》文獻通考條下也說：“其條分縷析，使稽古者可以案類而考。又其所載宋制最詳，多宋史各志所未備。案語亦多能貫穿古今，折衷至當。雖稍遜《通典》之簡嚴，而詳贍實為過之，非鄭樵《通志》所及也。”
創作過程
馬廷鸞對馬端臨的影響是巨大的。馬廷鸞20歲時就在家鄉當“童子師”，考取進士后，先后做過池州教授、史館校勘樞密院編修官、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等一系列文教和編史職位。辭職還鄉后，過了17年隱居生活，始終勤于讀書和著述。先后著有《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楚辭補記》、《洙泗裔編》、《讀莊筆記》等書。這對馬端臨有深刻的潛移默化的作用，也為他展示了一條精神充實而富足的生活方式。使馬端臨立志做一個唾棄功名利祿，專心治學的學者。馬廷鸞的座右銘是： “留有余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余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余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余不盡之富以還子孫。”
馬廷鸞還親自指導馬端臨讀書。在父親的指導下，馬端臨對各種體例的史書，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做出自己的判斷。而且廣泛涉獵，以“通儒”自許。由于馬廷鸞自身就非常好學，而且博學多才，所以家中藏書十分豐富，使馬端臨能夠方便地接觸到很多的書籍和資料，也為他著《文獻通考》提供了有利條件。馬端臨在《通考·自序》里說：“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于文獻蓋庶幾焉。”
在《文獻通考》的編撰過程中，馬端臨也得到了馬廷鸞的悉心指導。從全書的指導思想到編寫體例，以及一些具體問題的處理，都貫穿著馬廷鸞的辛勤勞動與深思熟慮。可以說《文獻通考》凝結了父子兩代的心血。在歷史方面，馬廷鸞也著有《讀史旬編》，這是一本普及性歷史讀物，主要供給孩子教授歷史用。馬廷鸞的許多歷史見解被馬端臨以“先公曰”的形式收錄在《文獻通考》里。
另一位對馬端臨著書產生影響的是他的老師曹涇。曹涇是朱熹的血脈傳人，宗奉朱熹。這使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里很多見解都接近朱熹。但馬端臨對“心學”也有所涉及，《通考》里不少地方就夾雜著“心學”的痕跡。這正是南宋后期理學變化中朱陸門人相互出入的反映。
馬端臨在咸淳九年（1273年）漕試第一，但他決心不做官。隨父親歸隱。在父親死后，他做過慈湖書院、柯山書院的山長，臺州路儒學教授。在《文獻通考》外，馬端臨還有《多識錄》153卷、《義根墨守》3卷、《大學集注》等，可惜都已失傳。《文獻通考》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
馬端臨編撰《通考》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成書于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歷時22年。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年），道官王壽衍訪得此書進呈。
全書記載上古至南宋嘉定間各代典章制度，對《通典》有所補充，發展，尤詳于宋代史事。各類皆有按語，表達作者的獨立見解。自序稱所引古經史為“文”，所參學士名儒議論為“獻”，因以名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