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對于《紅樓夢》的癡迷
林語堂曾寫過一幅融合了自矜與自勉的對聯：“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質之以他畢生的寫作經歷和文學成就，應當承認，這幅對聯并沒有太多的夸飾成分，而是大體上符合實際情況。作為美國哈佛大學的比較文學碩士和德國萊比錫大學的語言學博士，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極為少見的雙語作家，林語堂對西方文化的洞悉和稔熟自不待言;相比之下，由于早年一直就讀教會學校，所以，他接觸中國傳統文化倒是明顯晚了一些，但經過后來在文化和文學實踐中的一番“惡補”與長期浸淫，竟也能擷英咀華。在這方面，我們且不說他圍繞孔、孟、老、莊，以及武則天、蘇東坡所作的持續譯介或生動描述，即使單就其隨意品評古典小說的文字來看，亦每每不乏高妙精彩之論。
譬如，《蘇小妹無其人考》調動多方面的史料，鞭辟入里，去偽存真，說明馮夢龍《今古奇觀》所記蘇小妹“三難新郎”事，純系小說家言，而非歷史真實，便有助于人們懂得怎樣看小說中的歷史和歷史類的小說。《劉鐵云之諷刺》由劉鶚《老殘游記》的楔子說開去，指出其中包含的中國國情與作者幽憤，亦不失啟人心智和發人深思。而一篇《談勞倫斯》，更是憑著對《金瓶梅》和《查太萊夫人的情人》兩性描寫的恰切對比與奇特分析，而在學術界和讀書界廣有影響。
當然，在中國古典小說的界域里，最讓林語堂傾心折服、進而上升為一種濃烈的生命情結和重要的文學資源的，還是一部《紅樓夢》。關于這點，我們讀林語堂的傳記資料以及作家本人的一些作品，不難看到一條清晰的脈絡。1916年，林語堂來到清華園任英文教員。有感于以往教會學校對中文的忽略，他開始認真在中文上下功夫，而這時候，《紅樓夢》就成了理想的教材。用作家在《八十自敘》里的話說就是：“我看《紅樓夢》，藉此學北平話，因為《紅樓夢》上的北平話還是無可比擬的杰作。襲人和晴雯說的語言之美，使多少想寫白話的中國人感到臉上無光。”
從那以后，《紅樓夢》便成了林語堂常讀常新的一部著作。而正是這種持續的讀“紅”，使林語堂不僅獲得了語言和文化的營養，而且豐富了寫作的材料和靈感。后來，他筆下的《中國人的家族理想》《論泥做的男人》《家庭和婚姻》《小說》等一些散文隨筆，均與《紅樓夢》保持著這樣或那樣的聯系。隨著對《紅樓夢》的情感日深，林語堂萌生了將其譯為英文的'想法，然而又擔心巨大的時空差異會影響西方讀者的興趣和理解，所以決定直接用英語創作一部《紅樓夢》式的現代小說，于是，便有了完成于1938至1939年旅美期間的《京華煙云》。
也許是因為寫仿“紅”小說尚不足以表達自己對《紅樓夢》的酷愛和興致，20世紀五六十年代，林語堂干脆直接作起了紅學研究，先是寫出了6萬多言的《平心論高鶚》，發表于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本，然后又有《論晴雯的頭發》《再論晴雯的頭發》《說高鶚手定的〈紅樓夢〉稿》《論大鬧紅樓》等一系列文章披露于“中央社”特約專欄。1967年到臺灣定居后，林語堂對《紅樓夢》的興趣有增無減，他發表演講、接受采訪，《紅樓夢》常常都是重要內容。這種對紅學的迷醉似乎一直延續到林語堂的晚年，從其次女林太乙提供的資料看，在林語堂逝世的1976年，臺灣的華岡書店仍然有林氏的中文著作《〈紅樓夢〉人名索引》出版。
《京華煙云》是林語堂自覺借鑒甚至是直接參照《紅樓夢》寫成的長篇小說。這部洋洋灑灑70萬言的作品，剪裁自義和團運動到抗戰爆發這段歷史作為背景，著重描寫了古都北京三個富貴之家幾代人的悲歡離合與風流云散。其中“重要人物約八九十，丫頭亦十來個，大約以《紅樓》人物擬之，木蘭似湘云……莫愁似寶釵，紅玉似黛玉，桂姐似鳳姐而無鳳姐之貪辣，迪人似薛蟠，珊瑚似李紈……”(林語堂《給郁達夫的信》)應當看到，《京華煙云》作為林語堂初試小說創作的結晶，是達到了較高的審美層次的。
不過，倘若我們換一個角度，即把《京華煙云》同它全力趨鶩的《紅樓夢》相比，在整體上遠不具備那種“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的風度與氣魄，尚缺乏《紅樓夢》那樣淵贍博大的渾一性和興味無窮的感染力。當然，出現這樣的問題，譯文質量的不盡理想，也是個重要因素。我曾想，在現代作家里中英文水準均屬一流的郁達夫，當年如果能夠兌現對林語堂的承諾，完成《京華煙云》的譯事，那么，如今流行世間的該書，很可能會有更好的傳播效果。
林語堂的紅學研究，走的是以考證為主的路子，而且把重心放在了《紅樓夢》后四十回的作者及其成書情形和文本評價上。坦率地說，林語堂做這樣的學術選擇，多少有一些興趣至上的意思。因為圍繞《紅樓夢》后四十回的著作權及其藝術成敗問題，自清代至今天的紅學界，一向見仁見智，各有所持，而事實上，如果沒有新的堅實的第一手材料做支撐，已有的種種說法充其量不過是既無法證實，亦難以證偽的一種推論和揣測，其學術價值不會太高。林氏的紅學研究大抵可作如是觀。他在《平心論高鶚》等文中所強調的：《紅樓夢》后四十回不可能是高鶚所續，而是他在曹雪芹殘稿的基礎上修補而成;高鶚的功勞和成就不在曹雪芹之下，而在他之上云云，固然可以開闊人們的思路，但是想作為學術定論，無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倒是在以上過程中，林語堂表現出的小說家特有的對藝術感覺和創作經驗的注重，以及企圖將這一切融入文學考證，用于解決作者問題的努力，似乎有著方法論的啟示。這才是林氏對紅學的真正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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