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和諧社會觀
2314年前,一位哲人懷著對和諧社會的無限憧憬離開了人世。他一生以繼承孔子學說為職志,游說諸國客卿于齊,卻始終沒有一個君王愿“發政施仁”來實現他心中所暢想的圣王之治。最終,他,孟軻,這位戰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只得退而著書立說,懷著滿腔遺憾給后人留下了被奉為經典的《孟子》一書。但他不會想到,2310年后,在他長眠的這塊神州大地上,勤勞智慧的華夏兒女正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以“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心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目標,建設著自他而下歷代仁人志士夙夜追求的和諧社會。在今天這一歷史性的時期,當人們在為他數千年前的偉大理想拍手叫好的同時,也不禁要發問:孟子暢想的和諧社會為什么只能成為千古悲劇無人問津無法實現?它又與我們今天努力創建的和諧社會有何不同?懷著層層疑竇,我翻開那洋洋三萬字的《孟子》,穿越千年去品味孟子心中的那片圣土。
孟子的和諧社會中同樣有著“安定有序”的藍圖。他痛斥過“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這貧富懸殊社會無序的事實,他怒呵過“涂有餓莩而不知發”這百姓饑苦官府不為的情況,他聲討過“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這黎民流離無居無食的慘象。他不止一次地懇求“無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來建設惠及眾人的新型農村;他苦口婆心地建議“徑界不正,井地不鈞,谷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心慢其徑界。徑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來推行有序清晰的井田制度;他忠心耿耿地勸說“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關,譏而不征;耕者,助而不稅;廛,無夫里之布。”來促進各行各業的安定和諧發展。可悲的是,這宏偉藍圖在那硝煙彌漫的年代終究不過是黃粱一夢。
孟子的和諧社會中同樣有著“誠心友愛”的藍圖。這便是他眼中的“仁義”。“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講仁義便是要能夠奉獻自己的愛心并明辨是非舉止適宜,通過“仁之于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孟子告訴我們待人接物為子為臣要講仁義,而治國安邦構建和諧更是“亦有仁義而己矣”,相反地,若是“上下交征利”,那么“國危矣”。不過雖然孟子認為仁義之心是“我固有之也”,但是一旦“不能盡其才”那么仁義之種便不可能在每個人身上生根發芽,社會的和諧也就是一紙空談了。所以為了實現他的抱負,孟子不止一次地強調興辦教育的重要性。只有“謹癢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才能讓仁義之種在人們心中破土而出,才能繼而通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傳承推廣的`陽光,讓仁義之花在更多人心中含苞待放,才能最終實現“頒自者不負戴于道路,七十者衣帛食用,黎民不饑不寒”那種仁義之花遍地怒放,友愛和諧社會終成現實的盛世景象。現在我們走科教興國之路可以在某一層面上說是對此的一種傳承。可惜,這宏偉藍圖在那禮崩樂壞的年代終究是空中樓閣。
孟子的和諧社會中同樣有著“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藍圖。他向往著執行“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來保衛家園而不是殺戮動物使人與生靈各自為安,他憧憬著開展“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這可持續發展的規劃來創建和諧景象。遺憾的是,這宏偉藍圖在那紛爭不斷的年代終究不過是過眼云煙。
但是,孟子的和諧社會中缺乏“民主法治”,這也就注定了他的圣土中少有“公平正義”與“充滿活力”,注重民主法制那恰恰是其失敗對今天我們建設和諧社會的重大啟示。因為一切的一切都是君主說了算,那么公平正義便難以普及,而“充滿活力”在人民的主觀能動性被壓抑的時候也難以顯現。最最重要的“民主法治”的缺乏,恰恰就是孟子和諧社會的核心。在他的理想中,和諧社會的前提基礎是封建專制的體制,而后才是一位賢明的君主施行“仁政”,正所謂“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同時,這位君主更要扮演著道德楷模的角色,這就是孟子認為的“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天下定矣。”于是,孟子的和諧社會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人治的烙印。人治的這一核心,注定了他的和諧社會是以君主的意志為一切主宰,注定了上級擁有權利不必盡義務而下級只有義務沒有權利,注定了不會有人民思想與意志的任何地位,也就不會有“公平正義”。缺乏民主法治只能讓私欲橫流,就不可能調動全國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建設和諧社會,就不能將任命群眾的智慧集中起來新城正確的決策真正構建和諧社會,這也不是真正的和諧社會。
孟子是生不逢時的。一方面他高瞻遠矚地描繪了部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和諧社會的藍圖,另一方面他的學說不可避免地具有人治這一致命缺陷。作為儒家思想的繼承者,他不可能拋開君臣、父子的倫理之道,他的和諧必須貫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要求,作為封建社會的一員,他不可能拋開森嚴的等級制度去強調社會各方面的平等,也必然會讓君主凌駕于法律之上。作為現代人,我們一眼就可看出真正的和諧社會必須以民主為基點,社會平等為基礎,通過建章立制、依法治國而非人治來實現。
但孟子的宏偉藍圖仍值得我們充分肯定,他的缺陷不是他個人的愚笨,而是被時代所束縛。他不可能擺脫他生活的年代去重塑他的人生觀世界觀,不可能去突破時代與歷史的局限性來完成這人類孜孜以求的夙愿。他雖然注意到了人民的重要性,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希望君王“與民同樂”,但這不過是為了緩和當時社會的階級矛盾,維護“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的舊的統治秩序,他骨子里向往的還是國君主宰的世界。不過,他以人治為核心的和諧社會構想也終究沒有被任何君主所接受,他們忍受不了在當時彼為先進的“民本”思想,就算是孟子屢屢拋出“可以王”的誘惑,他們也不會甘愿“與民同樂”,不會甘愿做出一點犧牲來“施政發仁”。作為那個時代的先驅,孟子帶先進成份的人治創和諧思想不可能得到那個完全人治時代的青昧,就在這種冷落中他懷著遺憾離開了人世。
自他以后,泱泱中華又有多少仁人志士為和諧社會而嘔心瀝血,但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俱已往矣,美好的和諧盛世似乎總遙不可及。究其原因,不是封建王朝的執政者始終無法擺脫“人治”的思想,將統治者的個人意志超乎社會之上來處理國家事務和管理社會生活,就是建立的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法律無法在根本上落實廣大人民的民主與公平。前人的失敗與教訓再次告訴了民主的必要,法制的重要,這對于我們今天建設和諧社會無疑具有著重要意義。好在新中國成立后,黨領導人民建立起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的政體,共產黨領到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及區域自治制度等,為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奠定了基礎。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治確定為一條堅定不移的方針,終于在1999年3月在九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了憲法。不過,在建設民主法制的道路上我們仍要不斷前進,將“民主法治”定為建設和諧社會的首要目標既是一個挑戰,更表明了我們對此的巨大信心與執著。我想, 孟子的心愿必將不再會遙不可及,因為現在我們不僅傳承著他的思想努力建設著“誠信友誼、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更把“民主法治”與“公平正義”放在了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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