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是最不幸的人
表面上中國皇帝權力巨大，榮耀無比，實際上他們是中國歷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
表面上中國皇帝權力巨大，榮耀無比，實際上他們是中國歷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有以下事實為證：
第一，在中國社會中，皇帝的平均壽命最短，健康狀態最差。有人做過一個統計，歷代皇帝有確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二百零九人。這二百零九人，平均壽命僅為三十九歲多。
有人指出，中國古代人口的平均壽命不過三十五歲，因此，皇帝的平均壽命并不低。可是，三十五歲的平均壽命中包括大量的夭折人口，事實上，古代人均壽命之低主要是由于極高的出生兒死亡率造成的。如果除掉這個因素，人口學家推算，中國古代人口的平均壽命可達五十七歲。眾所周知，生下來就死掉的人不可能成為皇帝。因此，五十七減去三十九，中國皇帝的平均壽命比普通人要低十八歲。
除去非正常死亡因素，皇帝的健康水平低是造成皇帝整體壽命低下的重要原因。宋明兩代政治秩序較好，皇帝大都是善終，然而平均壽命仍低于社會平均水平。兩宋十八位皇帝，平均壽命四十四歲多。明代十六位皇帝，平均年齡四十二歲多。在明代十六帝中，只有五個皇帝壽命高過均齡，其余十一帝皆低于均齡：從宣德帝到正德帝這祖孫五代竟然都在而立之年左右撒手人間，其中的成化帝也僅僅是剛過了四十歲。其中明光宗登上皇位僅一個月，因為多幸了幾個女人，就撒手人寰，其身體的虛弱可知。
第二，皇帝群體中非正常死亡比率高。中國歷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統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六百一十一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三百三十九人;不得善終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二百七十二人。非正常死亡率為百分之四十四，遠高于其他社會群體。
第三，皇帝這個群體的整體生命質量較差，生存壓力巨大，因此出現人格異常、心理變態甚至精神分裂的幾率較常人高許多。翻開二十四史的本紀部分，那些一開始使我們驚愕、惡心，后來使我們麻木、厭煩的發瘋變態行為實在是書不勝書。有近四分之一的帝王傳記中，記錄有人格異常、心理變態甚至精神分裂的表現：
南北朝時期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前廢帝劉子業，極為荒淫殘暴。他討厭功臣劉義恭，就砍掉劉義恭肢體，剖開他的肚子，挑取他的眼睛，用蜜腌漬，謂之“鬼目粽”。他創辦了獨家的皇宮妓院，招集眾多王妃、公主，令左右幸臣與她們當場開性party。這些女子都是他的長輩或姐妹，稍有不從者，立即殺掉，毫不手軟。這個游戲玩膩了，他又叫宮女們與猴、羊、馬交配，他在一旁觀察。他把叔父湘東王劉彧裸體養于坑中，要他從木槽取食，并稱呼他為“豬王”：“嘗以木槽盛飯，并雜食攪之，掘地為坑，實以泥水，裸彧內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以歡矣。”(《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
前廢帝如此，后廢帝有過之而無不及。后廢帝劉昱兇暴異常，外出游玩，遇到擋路者，無論是人是畜，都命侍從格殺勿論，這使得都城建康，白天戶戶都大門緊閉，道路絕跡。他命令身邊侍衛隨時手執針、錘、鑿、鋸等刑具，臣下稍有違逆，就施以擊腦袋、錘陰囊、剖腹心等酷刑，每天受刑者常有幾十人，他以此為樂，一天不見有人流血，就悶悶不樂。
這些行為無疑不能用“紈绔”定義，這兩個人所患是精神分裂癥。
北魏道武帝拓跋患的是躁郁癥：“或者數日不食，或達旦不寐，追計平生成敗得失，獨語不止。疑群臣左右皆不可信，每百官奏事至前，追記其舊惡，輒殺之;其余或顏色變動，或鼻息不調，或步趨失節，或言辭差繆，皆以為懷惡在心，發形于外，往往以手擊殺之，死者皆陳天安殿前。”(《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五)意思是或者數日不食，或者數夜不睡，精神憂悶不安，有時一晚上自言自語，好像對身旁別人看不見的鬼物說話。他上朝時喜怒無常，追思朝臣舊惡前怨，大加殺害。見到大臣臉色有異，或呼吸不調，或言辭失措，就大叫而起，親自毆打擊死在大殿之上，尸體都一字排開擺放于天安殿前。
還有人食欲異常。前面提到的“豬王”劉彧，后來僥幸活了下來并當了皇帝，史稱宋明帝。此人習慣用暴飲暴食來緩解精神緊張。他非常能吃用蜂蜜腌漬的鱁鮧，一次可以吃幾升。吃烤豬肉，一次能吃二百塊。
北齊文宣帝高洋的病狀則是病理性激情。他懷疑其寵妃薛氏與大臣私通，親自砍下薛氏的頭，將之藏在懷中赴宴。酒席中，他拿出薛氏的頭放在盤子里，在座眾人大驚失色。他叫人取來薛氏的遺體，當眾肢解，取出薛氏的髀骨，制成一把琵琶，邊彈奏，邊飲酒，邊哭泣，嘆息“佳人難再得”，傷痛不已。最后，他披頭散發，哭著將薛氏下葬，用的是隆重的嬪妃之禮。
……
與這些變態行為相比，北齊后主高緯愛當乞丐，齊廢帝東昏侯蕭寶卷捕老鼠、睡懶覺、驅百姓，明代萬歷皇帝的二十年不上朝，洪武皇帝的濫殺功臣，嘉靖皇帝的偏執，天啟皇帝的沉溺于木匠活兒，都算不上駭人聽聞了。
第四，歷代皇帝中，事業成功者，也就是說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的只占一小部分，基本符合儒家道德規范的“圣君”更是鳳毛麟角。為后世所紀念和景仰的歷代成功帝王加起來不過十數名，而庸主、昏君、暴君則比比皆是，占到百分之九十還多。由于皇帝這個職業挑戰性過大，這個階層中的人，在工作中要體會成功感最難，體會到的挫折感卻最多。大部分皇帝是在這個職位上“混”過一生的，因為他們的才能、精力、學識不足以統治如此復雜而遼闊的帝國。
中國皇帝不幸的根源
權力過于巨大，是造成中國皇帝們不幸的根本原因。皇帝是天下最自由的人，因為他的權力沒有任何限制。皇帝又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同樣因為他的權力沒有邊界。
皇帝十分清楚他的一切都是來源于自己的權力。為了保持自己的至高尊榮，皇帝必須牢牢把握住權力，一絲一毫也不能放手。利益的焦點必然是力量的焦點。普天之下有多少精英人物在日夜垂涎、掂量、窺測、謀劃著大位。為了讓天下人成為自己的奴隸，皇帝自己成了權力的奴隸。他必須像愛護眼睛一樣地愛護自己的權力，一分一秒也不能松懈。被剝奪權力的恐懼使皇帝們神經常年高度緊張，甚至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呈現某種精神病態。朱元璋在寫給自己繼承人的《皇明祖訓》中，就鮮明地表現了這種過度戒備心理。他說，凡帝王居安之時，應該常懷警備之心，日夜時刻不可松懈，這樣才不至于被人所窺測，國必不失……每天都要當成是在戰場上一樣，白天注意觀察周圍人的言語舉動，晚上要嚴密巡查，搞好宮內安全保障。即使是朝夕相見的心腹之人，也要提高警惕，所謂有備無患也。如果有機密之事要與親信商量，需要屏退旁人，那么也不能令護衛們退得過遠。最多十丈，不可再遠!……兵器、甲胄，不離左右，更要選擇數匹良馬，置于宮門及各處城門，鞍韉俱全，以防意外……
為了保證自己的意志絕對暢通，為了保證自己對權力的獨占，皇帝們一再地粉碎對皇權的任何威脅和挑戰，同時也不得不把自己變成牛馬，擔負起沉重的工作負荷。在皇帝體制下，“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那些雄才大略的皇帝，每一個都不得不成為工作狂。秦始皇每天規定自己必須看完一百二十斤的竹簡文件，才能休息。朱元璋說自己“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冰，茍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明太祖御制全集》)。據史書記載，洪武十八年九月的八天之內，他閱讀奏折一千六百六十件，處理國事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閱讀奏折二百多件，處理國事四百多件!雍正皇帝在位期間，自詡“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獵，日理政事，終年不息。在位十三年，寫出了一千多萬字的朱批。
康熙皇帝對歷代帝王短壽有自己的解釋，他在遺詔中曾深有感觸地說：“自古帝王多享年不永，書生們每每因此多有譏評。他們怎么知道，皇帝面對的政務之煩，使人不勝其勞。做大臣的，想做官就做官，不想做就不做，回家抱抱孫子，優游度日。皇帝們就沒有這樣幸福。皇帝的重任不可以托付給旁人，所以舜帝直到死在蒼梧時，禹帝直到死于會稽那一天，都沒有享受過安寧的生活。當了皇帝，就沒有退路，怎么敢奢想安逸!”
除了勞累之外，皇帝的生活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刻板。
本來，世俗權力的巨大，已經令皇帝們精疲力竭，可是傳統文化對皇帝的要求還不止于此。中國是一個禮治社會，既然皇帝是天生圣人，是萬民的老師，那么一舉一動更應該體察天道，遵守禮儀，有章有法，完美無瑕，以為天下眾人之表率，以達到“一人正而天下正”的大好局面。因此，歷代相積，建立了一套建立在“禮法”之上的完整的帝王守則，使帝王的生活，每一分鐘無不處于被規定之中。
我們以清代為例，觀察一下皇帝是生活在一個什么樣的套子當中。清代祖制，每天早上五點左右，皇帝就必須起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是著衣。皇帝穿衣戴帽是不能由著自己喜好來的，在不同的季節，不同的月份，不同的`日子，甚至同一天的不同時辰，皮、棉、夾、單、紗的各種質地以及式樣、顏色、規格、文飾都有嚴格的規定。
梳洗已畢，首先要做的事是“讀《實錄》一卷”，也就是說要學習祖先的光輝事跡，背誦祖先的教導。
然后是處理政務。即御門聽政，皇帝端坐于乾清門。整個聽政過程有著嚴格的禮儀規范要求：文武百官從景運門入，在門下廣場排班。奏事開始，大臣從東階上門，列跪，尚書居前，侍郎位其后，陪奏的官屬又在其后。尚書一人手捧折匣折旋而進，至本案前墊上北面跪，將疏折匣恭放于本案上，然后起立，趨至東楹，入班首跪，口奏某事幾件。每奏一事，皇帝即降旨，宣布處理意見，大學士、學士承旨。事畢，大學士、學士起立，從東階下，記注官從西階下，皇帝起駕還宮。
每天上午11點到下午2點30分，是皇帝休息、吃晚飯時間，根據《國朝宮室》記載，每天下午皇帝一般在一兩點時吃晚飯，然后批閱各部和地方大員的奏章，接著就開始學習。
在下午2點30分到5點這段時間里面，皇帝除了辦公以外，還要看書學習。
晚上7點到9點皇帝要祀拜神靈，到各殿神佛前拈香，然后上床睡覺。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幾乎天天如此。
因此，中國的皇帝，說容易，任何昏庸白癡都可以憑血統登上帝位;要說難，則傳統文化中對帝王的要求至難至險。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對于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之類精力過人、意志超群的超級皇帝來說，權力都令他們不堪重負，更何況那些遠不如他們堅強的后代。那些精明巧詐的定制之君沒有想到，他們制定的帝王標準，給自己那些平庸的后代帶來多少痛苦和折磨。
在傳統中國，人們往往把物質享受作為衡量幸福的唯一標準，把無條件地順從、寵愛、諂媚作為對待皇子的不變態度。一生下來，皇子們就處于太監奴仆的包圍之下，眾星捧月之中，在這種特殊環境下成長起來的皇位繼承人很容易出現種種心理和性格問題，最常見的是意志軟弱、自制力差。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滿足，缺乏等待延后滿足的能力。
這極容易導致皇子人格的不成熟。與此同時，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國家對皇子們的期望值很高，要求很嚴。一出自己的后宮，即處于種種森嚴的規矩包圍之下。這就很容易造成皇子們的人格分裂，形成種種心理隱患。許多天賦不凡的孩子，都被這種特殊的成長環境所毀壞，比如那個因為“日表英奇、天姿粹美”而二歲時就被康熙立為太子的胤礽，他本來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孩子，智力超群，儀表不凡。可是，由于長期處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使他的性格嚴重畸形，在皇帝面前，他表現得舉止大方，處事有法。皇帝一轉身，他就露出完全不同的另一副面孔：他賦性奢侈，大手大腳，索求無度;他驕橫暴虐，為所欲為，甚至任意毆打郡王、貝勒、公爵;他膽大包天又缺乏自制力，竟然派人攔截外藩進貢的使臣，奪取進貢給皇帝的馬匹，終于使康熙忍無可忍，不得不將其廢掉。
一方面是不成熟的人格，另一方面是挑戰性極強的政治重任。兩者相遇，必然是一場悲劇。權力這副鎧甲本來是為了保障皇帝們的享受，可是在大多數時候，皇帝們使出全力，也擔負不住這具厚厚的鎧甲，他們的生存因此就變成了權力重壓下的掙扎，顯得十分可憐。
在閱讀中國歷史的時候，一個令人不解的現象是為什么沉溺于酒色的皇帝那么多。人生的樂趣那么多，特別是皇帝富有四海，可以做的事那么多，可以經歷的人生那么豐富，為什么那么多皇帝都像乍富的大款一樣不開眼，一門心思賴在酒桌和床上?
這兩樣事物確實很好玩，但也不至于好玩到讓人喪命的程度。道理其實很簡單，這是一種逃避。權力的沉重和規矩的森嚴使他們無力承受，而祖先的期望、臣民的指責、自己體內的超我使他們荒嬉政務、盡求享樂時，不能不產生深深的負罪感、無能感、自卑感。酒和色不過是他們的逃身之所罷了。準確地說，那么沉溺于酒色的昏君實際上都是“酒精”或者“性”的依賴癥患者。
相比之下，西方國王們的政務則相當輕松。因為面積小，事務少，更重要的是，權力的范圍和深度遠不能和中國相比，所以英國的政府機構十分簡單，一直到13世紀，才形成了三個部門：一個是財務署，負責收稅;一個是最高法院;另一個是內務部，負責處理日常行政事務。由于國家主要是在法律的約束之下運轉，國王對國事用不著事必親躬。
亨利二世在位期間三十四年，有二十一年生活在法國，但英國的社會秩序卻相當良好。在西方，國王們每天只用很少的時間就可以處理完自己分內的工作，剩下大把時間，可以用來舉辦宴會和舞會，理直氣壯地玩。法蘭西國王路易十四每周至少打獵兩次，“寢宮之夜”娛樂晚會則每周舉行三次。“寢宮之夜”自晚7時到10時進行，“娛樂項目多種多樣：賭博、臺球、跳舞，有時還有演出。
各種酒菜臺子都擺了起來。各種糕點、冰淇淋等隨時可用，各種飲料隨時可取”，“路易十四顯得和藹可親。在走到牌桌時他不讓別人起身相迎，他彬彬有禮地同每個人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