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宋詩歌風格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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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宋詩歌風格比較

　　初唐文學是唐代文學發展的伊始，對于后代文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下面是小編整理的沈宋詩歌風格比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沈宋詩歌風格比較

　　沈宋詩歌風格比較

　　宋之問與沈佺期都是初唐時期的著名詩人。沈佺期，兩《唐書》本傳均稱其為相州內黃(今屬河南)人。宋之問，《舊唐書·宋之問傳》稱其為“虢州弘農(今河南靈寶縣南虢略鎮)人”，《新唐書·宋之問傳》稱其為“汾州(今山西汾陽)人”。之問自稱“西河宋某”。據傅璇琮先生考證，實籍為虢州弘農，祖籍郡望為西河(今山西汾陽)。

　　他們主要活動在武周和中宗兩朝。由于詩歌創作上相近的風格、成就及其對后世的影響，文學史上被并稱為“沈宋”。二人不特年齒相當、閱歷相仿，仕宦沉浮、人生遭際也有許多相近甚或相同之處。

　　一

　　首先是他倆生年相同，都生于唐高宗顯慶元年(公元656年)。關于這個生年，史籍并無確載。聞一多先生《唐詩大系》據二人弱冠(年二十)登進士第的有關記載逆推定為本年生。今人多從其說。

　　其次，二人于高宗上元二年(675)同登進士第。就二人登科年份問題，兩《唐書》沈佺期本傳都只言及沈佺期登進士第事，卻未嘗記其年份。而宋之問，兩《唐書》本傳壓根兒就沒提登第之事。然而，元人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一《沈佺期傳》載：“上元二年鄭益榜進士”。同書同卷《宋之問傳》載：“上元二年進士”。徐松《登科記考》卷二即據《唐才子傳》系沈佺期為上元二年進士。并稱同科登第的還有宋之問、劉希夷、張鷟。

　　復次，二人同為珠英學士。《唐會要》卷三六《修撰》記武后朝修《三教珠英》事：“初，圣歷中，上以《御覽》及《文思博要》等書，聚事多未周備，遂令張昌宗召李嶠……沈佺期……宋之問……等二十六人同撰。于舊書之外，更加佛道二教及親屬、姓名、方域等。”圣歷中即公元699年。“上”即指武則天。“三教”指儒、道、釋。編書客觀上是件好事情。但武則天是別有所圖的。修書的“領班”就是武后的男寵張易之、張昌宗兄弟。武后為張氏兄弟特設供奉皇帝而沒有實際職司的奉宸府。《資治通鑒》卷二0六久視元年(700)載：“六月，改控鶴為奉宸府，以張易之為奉宸令。太后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及弟秘書監昌宗飲博嘲謔。太后欲掩其跡，乃命易之、昌宗與文學之士李嶠等修《三教珠英》于殿內。”可見，編書也是為武后這些內寵遮擋門面的。而沈、宋二人自始至終與聞其事，直至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一千三百《三教珠英》告成。(見《唐會要》卷六三)

　　其四，二人都諂附武則天的面首張易之、張昌宗兄弟，且都為此受牽連被貶嶺南。《新唐書·宋之問傳》：“于時張易之等烝昵寵甚，之問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舊唐書》卷七八《張行成傳》附《張易之昌宗傳》：“神龍元年(705)正月，則天病甚。是月二十日，宰臣崔玄煒、張柬之等起羽林兵，迎太子至玄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昌宗于迎仙院，并梟首于天津橋南，則天遜居上陽宮。------朝官房融、崔神慶、李嶠、宋之問、杜審言、沈全期、閻朝隱等皆坐二張竄逐，凡數十人。”(同上)當年春，之問被逐出朝廷，貶為瀧州(今廣東羅定南)參軍。沈佺期則被貶到遙遠的驩州(今越南榮市)。

　　其五，然而，不久，又都遇赦北歸，授予新職。《冊府元龜》卷八四《帝王部·赦宥》三載：神龍元年(705)“十一月壬午，(中宗)親謁太廟，告謝受尊號之意，禮畢，大赦天下：前后流人非反逆緣坐者并放還，緣張易之徒黨本犯配流者，量輕重與遠官。”(《舊唐書·中宗紀》亦有“大赦天下”的記載。)沈、宋顯然屬于“非反逆緣坐者”，不過，也并不都能就此返歸長安、洛陽二京，只能做“遠官”。所以，沈佺期有《赦到不得歸題江上石》詩。據佺期《哭蘇眉州崔司業二公并序》有云：“神龍三年秋八月，佺期承恩北歸。”《新唐書·沈佺期傳》：“稍遷臺州錄事參軍。入計，得召見，拜起居郎，兼修文館直學士。”可知佺期赦歸當在神龍三年(707)秋。先后授臺州司馬，起居郎，修文館直學士。關于宋之問，新、舊《唐書》都說宋之問貶瀧州后“未幾，逃還”。但之問有《初承恩旨言放歸舟》詩云：“一朝承恩澤，萬里別荒陬。去國云南滯，還鄉水北流。淚迎今日喜，夢換昨宵愁。自向歸魂說，炎荒不可留。”。可證之問亦為赦歸。按之問后來再貶越州(今紹興)，復流欽州(今屬廣西)，最后賜死桂州(今桂林)。當無“放歸”之說。放歸當是第一次貶瀧州后的神龍二年(706)秋或稍前。而之問赦還后似乎并未作“遠官”，兩《唐書》都說之問做了京官鴻臚主薄。據《資治通鑒》卷二0八云：“之問、之遜、曇、悛、祖雍并除京官，加朝散大夫。”。

　　其六，二人又都做了中宗朝的修文館學士。據《新唐書·李適傳》載：“中宗景龍二年(708)，始于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沈佺期、宋之問都為學士。學士何為?“凡天子饗會游豫，惟宰相與學士得從……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可見都是中宗朝的文學侍臣、宮廷詩人。

　　其七，二人先后都曾以考工員外郎知貢舉。長安元年(701)沈佺期即任考功員外郎。《舊唐書·沈佺期傳》：“長安中，累遷通事舍人，預修《三教珠英》。……再轉考功員外郎。”。恐怕此處所記失實，任考功員外郎要早些。《全唐文》卷三四三載有顏真卿《朝議大夫贈梁州都督上柱國徐府君(秀)神道碑銘》，有云：“年十五，為崇文生應舉，考功員外郎沈佺期再試《東堂壁畫賦》。公援翰立成，沈公駭異之，遂擢高第。”同書卷四四0有徐浩《唐尚書右丞相中書令張公(九齡)神道碑》：“弱冠鄉試進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揚，一舉高第。”。《郡齋讀書志》卷一七七：張九齡“長安二年進士。”。長安二年即公元702年，知本年春佺期已在考功員外郎任。又據《唐會要》卷三六《修撰》條：“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麟臺閣張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大足元年為公元701年。“據史傳，修書(按即《三教珠英》)諸臣因而有遷官者……則佺期當于大足元年(701)冬(是年十月已改為長安元年)由通事舍人遷為考功員外郎。長安二年(702)春，佺期即由考功員外郎知貢舉。”(見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沈佺期》)。

　　稍晚，在景龍二年(708)宋之問自戶部員外郎遷考功員外郎。《新唐書·宋之問傳》：“景龍中(708)遷考功員外郎，諂事太平公主，故見用。”之問似乎是因諂事太平公主，才擢為考功員外郎的。又，之問《祭杜學士審言文》云：“維大唐景龍二年歲次戊申月日，考功員外郎宋之問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修文館學士杜君之靈。”文中有云：“孟冬十月兮共歸君。”知本年十月之問已在考功員外郎任。約景龍三年(709)知貢舉。《舊唐書·宋之問傳》：“景龍中，再轉考功員外郎。……及典舉，引拔后進，多知名者。”。據傅璇琮先生考證云：“則其授考功或在景龍二年秋冬，而典貢舉當在景龍三年。”(《唐才子傳校箋·宋之問》)。

　　二

　　由于大體相近的人生閱歷，訴諸詩歌創作，也便形成一些在題材內容乃至藝術成就方面的相通之處。這主要表現在應制詩、遷謫詩的創作及其對近體詩的卓越貢獻上。

　　唐初，武后末、中宗朝應制唱和活動十分盛行。沈、宋生逢其時，且都是受寵的文學侍臣。奉命作詩，弄點“遵命文學”勢所難免。據統計，宋之問今存應制詩二十七首，約占全部詩作的七分之一。沈佺期有三十五首，約占全部詩作的五分之一。這些詩由于要附和皇帝旨意，自然難免有無關性靈、輕薄邀寵之作。《新唐書·李適傳》有云：“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不過，“當時屬辭者，大抵雖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觀。”(《新唐書·上官婉兒傳》)沈、宋更是技壓群芳、迥出流輩。尤其在形式技巧、韻味格調方面造詣甚高。“他們的應制詩代表著初唐同類詩歌的最高成就，頗多可讀之作。即使是歌功頌德，也歌頌的很高明，很技巧，有著流動的氣勢和較大的魅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唐王朝的恢宏氣象。”(陶敏易淑瓊《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前言》)清人翁方綱曾說：“沈、宋應制諸作，精麗不待言，而尤在運以流宕之氣，此元自六朝風度變來，所以非后來試帖能幾及也。”(《石洲詩話》卷一)

　　應制詩之外，二人還都寫了相當數量的遷謫詩。據統計，沈佺期入獄流放期間寫有三十二首詩，占其現存全部詩作的五分之一強。宋之問貶謫嶺南、越州期間的詩作多達七十二首。占其現存全部詩作的五分之二。這些詩由于詩人身世、境遇的突轉，體悟、感受的深切。故能脫盡鉛華，一改浮靡。書寫大都真切動人而富于歷史滄桑感。試想，一個曾是“三春給事省，五載尚書郎”(沈佺期),一個曾是“三入文史林，兩拜神仙府。”(宋之問)。而在殘酷的政治紛爭中，遽然由“榮耀的頂峰跌入屈辱的深谷”，焉能不激起情感上的波瀾。故爾，在這些作品中，旅途的艱危，內心的苦悶，舊雨故知的追思，異俗殊方的觀感，寫的在在動人。一如柳長白所云，真個是“曲盡遷客逐臣景況”。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他們在律體詩的詩藝探索方面苦心孤詣、孜孜矻矻，最終取得近乎完美的成果，其詩成為律體詩的龜鑒，其人成為近體詩的拓荒者，在中國文學乃至文化史上厥功至偉。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獨孤及《唐故左補闕安定皇甫公集序》：“歷千余歲，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皎然《詩式》：“洎有唐以來，宋員外之問，沈給事佺期，蓋有律詩之龜鑒也。”宋祁《新唐書·宋之問傳》：“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會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沈宋體”的主要貢獻就在于使唐律詩的體制定型，沈宋在南齊沈約、謝朓等創制的永明體上，從原來的講求四聲發展到只辨平仄，從消極的“八病”之說中參悟出積極平仄粘對，從而形成在平仄上有嚴密規則的完整的律詩。他們詩作屬對精密，平仄諧調，使律詩各體制都達到了成熟定型的地步，明確劃開了古體詩和近體詩的界限。使后輩人得以循轍運斤，佳作迭現。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有承前啟后，繼往開來之功。

　　聶永華先生在《初唐宮廷詩風流變考論》中認為“沈宋”為“近體詩定型的標志”。并具體從三個方面加以論證(大意)。其一，作為近體律詩成熟定型關鍵的“粘”即“拈二”規則，可能就是由沈宋明確提出的。五言律詩的第二字是律式構成的關鍵。沈宋不僅在長期寫作中有所體悟。而且，因為唐以詩賦取士，而沈宋都做過考功員外郎，他們在知貢舉時，為了統一“評分標準”，不能不在格式、聲韻方面制定一套嚴格的衡量尺度。“拈二”即粘對規則當是其中之一。其二、沈宋在詩壇地位的確立主要在于他們律詩創作上的出色表現。該文引用何偉棠先生的統計，沈宋五言詩共235首，有203首粘對合律，站87%。高于當時對律詩定型做出貢獻的“文章四友”(崔融、蘇味道、杜審言、李嶠)。而且，沈宋長律尤為引人矚目。在二人的203首粘對律詩中，有57首長律。占28%，遠遠高出“文章四友”。沈宋不僅在五言八句的短章中充分的運用了“換頭”、“拈二”術，而且在四韻以上的長詩中亦“律法”嚴謹，表現了對律詩體式的完全性的掌握與運用。清人王夫之云：“沈宋之得名家者，大要又以五言長篇居勝。”(《唐詩評選》卷三)。其三、沈宋二人除七言排律一體外，品類齊全，兼備各體。沈宋二人不僅五言律詩成就卓著，還成功的將“換頭”“拈二”規則引入七言之中，落實于創作實踐，沈宋現存的23首七律(沈17首，宋6首。)，篇篇合律。幾乎是唐以來全部七言律詩的總和。沈宋的成功實踐，標志著律詩已最終成熟定型。在沈宋知貢舉銓選的神龍以前，未見“律詩”之稱。宋人張表臣《珊瑚鉤詩話》：“蘇、李而上，高潔古淡，謂之古；沈、宋而下，謂之律。”。其后律詩、古詩與今體、往體之別則屢見載籍。清人錢良擇《唐音審體》云：“唐人自沈宋而后，應制皆律詩也。”。可以推知，“律詩”的名稱就是由沈宋給定的。鄭振鐸先生說：“他們(按，即沈宋)的倡始號召之功，似較他們的創作為更重要。”(《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320頁)

　　三

　　沈佺期、宋之問同歲同朝，他們不僅人生際遇，仕宦旅程相仿佛，而且詩歌取向，文學成就亦相匹敵。然而，當他們走到生命盡頭的時候，一個得以壽終正寢，一個卻死于非命，其結局大相徑庭。何以至此呢?究其原因，就不能不說到他們的同中之異了。這“異”就主要體現在他們生命后期對現實的感悟程度和安身立命的態度上。在殘酷的政治角逐中，開始他們都可謂熱中人。然而，自嶺南貶所北歸后，沈佺期對現實政治的斗爭有所憬悟，從而接受教訓，淡泊名利。遠離拉幫結派、勾心斗角的政治漩渦。然而，宋之問卻執迷不悟、依然故我。總希望在名利場的盛宴上分一杯羹。于是，他很快就卷入了一場更為激烈的政治的斗爭。在武韋集團與李唐宗室的斗爭中，投靠武韋集團。結果，李唐宗室得勢后，之問便大觸霉頭。“使他落了個首貶越州，再流欽州，終被賜死桂州的悲慘下場。”(《陶敏、易淑瓊《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

　　此外，還應指出，就詩歌創作的體裁樣式及其成就方面也并不盡一致。馬茂元先生說：

　　‘沈、宋并稱，其詩往往互相混淆，有不易辨識者，以二人身世略同，而風格又相近也。然其間亦未嘗不可以區分。蓋之問思致縝密，清麗居宗，五言是其擅場。其《昆明池》應制之作，固已壓倒佺期。沈則氣度較宏，七言獨辟勝境。其《獨不見》一章，“高振唐音，遠包古調”(姚鼐《今體詩鈔》卷一)，亦非之問所能企及。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云“沈詹事七律，高華勝宋員外。”《舊書》(按即《舊唐書》)謂佺期“尤長七言之作”；而于之問，則稱其“尤善五言詩，當時無出其右者。”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文分舉而義互見也。又沈、宋并工五言排律，之問所作猶不過百余言；而佺期《代魑魅答家人》，長達四十八韻。其排比鋪陳，盡情刻劃處，已開盛唐風氣之漸矣。’(《晚照樓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4月版)

　　由此，不難見出沈、宋詩作的所長所短了。

　　沈詩歌風格：

　　工于音律：沈佺期的詩歌在音韻和格律上極為考究，他是唐代近體詩成熟期的關鍵人物之一，作品注重平仄、對仗，體現了律詩的嚴謹性。

　　情感含蓄：他的詩作往往情感表達內斂而不失深沉，善于借景抒情，用詞精煉，意境幽遠。

　　題材多樣：沈佺期的詩歌內容豐富，既有應制頌圣之作，也有抒發個人情感的詩篇，以及描寫自然景物的佳作。

　　宋的詩歌風格：

　　律詩成就：與沈佺期齊名，宋之問同樣在律詩的規范化上作出了顯著貢獻。他的詩歌結構嚴謹，對仗工整，展現了高超的技巧。

　　辭藻華麗：宋之問的詩風較為鋪張華麗，善于運用豐富的詞匯和絢爛的意象，營造出宏大壯麗的藝術效果。

　　情感表達直接：相比沈佺期，宋之問的某些作品在情感表達上更加直接熱烈，尤其在抒發個人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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