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體對唐詩的影響
導語：“上官體”代表著初唐時期，以上官儀為代表的一種詩風，以典雅為主要特點。下面是語文迷小編收集整理的上官體的介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上官體”，是唐代詩歌史上第一個以個人命名的詩歌風格稱號。指唐高宗龍朔年間以上官儀為代表的宮廷詩風。題材以奉和、應制、詠物為主，內容空泛，重視詩的形式技巧、追求詩的聲辭之美。對于“上官體”的詩歌史價值，古今學者持不同評價，但其在詩歌史上的地位及深遠影響卻是不容置疑的。本文就“上官體”生成及特點進行了探討。?
一、 “上官體”生成
關于“上官體”的生成，《舊唐書-上官儀傳》就作了如下的描述：
高宗即位，遷秘書少監。龍朔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西臺待郎、同東西臺三品，兼弘文館學士如故。本以詞彩自達，工于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為本。儀即貴顯，故當時多有效其體者，時人謂為上官體。
顯然，其認為“上官體”的生成與詩人的“貴顯”有直接關系。然而，筆者以為，以之指上官儀之官運不無道理，而用來描述一種詩歌風格的形成卻難以令人信服。“上官體”成為一個頗具理論形態的文學主張，除了因為政治地位的“貴顯”以外，更重要的還是當時特殊的政治背景及其自身詩學理論的成熟。所以本文擬從廣闊的文化背景和上官儀的詩學理論兩方面來系統論述“上官體”的生成。
1、 “上官體”生成的文化詮釋
要闡述“上官體”的生成，首先就得從廣闊的社會背景以及由此影響下的詩人心態出發首先，考察政局的變動與文士政治地位的上升對詩人心態變化的影響。
貞觀后期及高宗朝前期，興起了一大批庶族寒士，他們大多通過科舉進身，具有較深厚的社會基礎。這些通過科舉入仕的朝士, 到高宗朝越來越多, 勢力越來越大, 對政治地位、經濟利益乃至文化地位的要求越來越迫切, 對當朝勛貴及士族重臣也越來越不滿。到龍朔元年高宗政歸武后, 朝廷上已經形成了一個由新進寒微文士組成的核心領導層, 加上他們又不斷援引寒俊入朝, 庶族寒士的政治勢力第一次超過舊勛貴和士族。正如陳寅恪先生所指出的, 高宗朝是中古社會開始新的變革的時代, “開啟了后數百年以至一千年之后界局” [1]。而上官儀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登上政治舞臺的。
但與太宗朝貴族文士相比, 龍朔文士群體具有了一些新的文化特征。首先他們多由科舉入仕, 且在貞觀中都曾受到關隴貴族的壓制和排擠。但是隨著科舉制度的發展和由科舉進身人數的增加, 到永徽年間新進文士也逐漸成為朝廷上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
他們不僅在政治上不斷打擊對手, 而且要在文化上也壓制對手。重修《姓氏錄》就集中體現了他們的這種心理。顯慶四年(659年)六月, 許敬宗希武后旨, 編《姓氏錄》, “以后族為第一等, 其余
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 凡九等”(《資治通鑒》卷200)。在文學創作上, 他們于詩歌聲色的探討非常深入, 目的就是以整飭華美的宮廷詩來媚獻皇上(或武后), 所以他們雖然擅于文辭, 但多薄德無行。
總之, 由于先天的文化素質的限制, 特定的社會政治情勢和思想文化背景的影響, 龍朔文士群體普遍具有尚文輕儒、急于干進、利欲熏心、阿諛獻媚, 無儒雅之態、無骨鯁之氣的人格特征。而上官儀也不例外, 其人格特征和文化素質直接影響了其藝術審美觀和詩歌創作思想, 使其有意識地對貞觀詩風進行“變體”。但其柔媚無骨的人格缺陷直接鑄就了其“骨氣都盡, 剛健不聞”(楊炯《王勃集序》)和“綺錯婉媚”的美學風格和詩歌形式。
所以我們可以說“上官體”的生成及其流行決不是一個人的力量能決定的, 他是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和政治背景的, 是政治的'演進成就了文學形式的變革, 而且也是這種政治演進導致其一代士人的獨特心態和文化素質, 因此直接引發了上官儀的“龍朔變體”。
2、 上官儀的詩學理論與“上官體”生成
上官體能夠生成并且能夠盛行于世,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上官儀”詩學思想的影響和作用, 其“對屬理論”以及其總結的作詩法則, 使新體詩的初學者有法可循, 易于仿效, 這就使得在其“貴顯”之后能夠馬上產生“龍朔變體”。
我們知道初唐人對南朝文學(包括詩歌)的批評, 主要集中在文詞的過分妍麗, 感情的不健康積極, 以至內容的淺薄, 骨格卑靡;至于對沈約以來的聲病理論, 倒無非議。如魏徵指責自梁代中葉以后的南朝文字“意淺而繁, 文匿而彩, 詞尚輕險, 情多哀思”。(《隋書·文學傳序》)姚思廉批評陳后主“不崇教義之本, 偏向淫麗之文, 徒長澆偽之風, 無救亂亡之禍”。(《陳書·后主本紀》)初唐人并不反對聲律, 應該是律調理論和“上官體”能夠生成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們再從上官儀的詩學主張來透視其真正的理論價值和歷史地位。從《舊唐書·上官儀傳》中，我們可以看出，其之所以為唐太宗賞識，正是因為善屬文、工于五言詩。而從上官儀的崇拜者——元兢動輒在<詩髓腦)中 說“此種病犯近代詞人上官儀尤如何如何”等語，也可以反推出，上官儀新體詩的聲律水平應該是相當高的。
首先，上官儀對沈約以來的聲病說加以總結、發展，凝定為“八病”說[2]。八病之說是陳、隋時人在前人四 病之說基礎上發展而成的。日僧遍照金剛在<文鏡秘府論序)說 ：“沈侯、劉善之后，王、皎、崔、元之前，盛談四 聲，爭吐病犯，黃卷溢匣，緗軼滿車。”從現存資料看，“八病”其名稱始見于上官儀之詩學著述《筆札華梁》，而且 在貞觀中后期及高宗前期，又數上官儀的“八病”說最為時人首肯和接受，故元兢之<詩髓腦)及中唐時日僧所編之<文鏡秘府論)每每引之為據。
其次，上官儀“六對”、“八對”理論 的提出，也是新體詩律化進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環。如果說病犯理論還是以消極的調聲方法求得新體詩聲律的和諧，那么對屬之說則已經開始由消極走向積極了。因為各種“對”不僅在詞義上兩兩相對，在調聲上也多清濁相對、緩急相異，如果在五言新體詩中恰當使用這些“對”不但能使一，句之中音韻盡殊，一聯之內也會平仄相對，聲律和諧。所以，上官儀“六對”、“八對”理論的提 出 對推廣、普及新體詩聲律、提高當時新體詩聲律水平影響較大。
“上官體”是一種以上官儀為代表的創作傾向, 在藝術特征上“綺錯婉媚”、緣情密附, 基本順應了初唐詩歌“性情”和“聲色”漸融漸合的發展走向[3];而上官儀詩學理論的廣泛傳播, 使得新體詩的初學者有法可循,易于仿效;同時由于貞觀后期以及高宗時政治的演進, 使得龍朔文士群體普遍具有尚文輕儒、急于干進、利欲熏心、阿諛獻媚, 無儒雅之態、無骨鯁之氣的人格特征, 上官儀也不例外, 其人格特征和文化素質直接影響了其藝術審美觀和詩歌創作思想, 使其有意識地對貞觀詩風進行“變體”。這些可以大致概括出“上官體”得以生成的真正原因。
二、 “上官體”的特點
第一綺錯婉媚，具有重視詩的形式技巧、追求詩的聲辭之美的傾向，主要就是構思的纖細回曲和詩風的清艷柔美。《入朝洛堤步月》就是其代表作。 脈脈廣川流，驅馬入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 這首詩是寫他在東都洛陽皇城外等候入宮朝見時的情景。“廣川”指洛水，“長洲”指洛堤。脈脈一般都是寫男女情懷的，這里用好行有君王賞識自己的意思，然后這個歷就充分體現他在馬上那種怡然的樣子。后兩句借景抒情，曙光已見，鵲飛報喜，表現出天下太平景象，又流露著自己執政治世的氣魄。用寒蟬的意象，寒蟬一般都是指那些失意的寒士，在這里上官儀表示了自己的對這些人的關心。很明顯，這首詩反映了詩人身居高位雍容華貴的心態，身居宰相之位，帶領百官去上朝，這心情肯定就是不一樣。它對仗工整，遣詞清麗婉轉，對偶在那時候算是新的嘗試了，在初唐時期這樣寫景的詩作還是不多見的味。有人認為它缺乏深意，過于雕藻，上官儀的詩歌，的確大部分都是這種類型的。他的詩作，多數有著奉命應制的呆板。但他避開了一般人言辭空洞、一味堆砌的毛病，注重細節描寫，善于借景抒情。
第二精切，從剛才這首詩的對仗就能看得出來。上官儀歸納了六朝以后詩歌的對偶方法，提出“六對”、“八對”之說，《詞苑類格》一書中記載了上官儀自己所陳述的觀點，用對稱的效果來區分詩句形式。可能在他眼里，華麗就是工整，就是對仗，雖然把精力放在辭藻上會是內容很空洞。他代表了當時宮廷詩人的形式主義傾向，對律詩的定型有促進作用。他也為詩歌的趨于格律化提供了新的范式，對后來沈宋體的形成、律詩的發展和成熟，上官儀是有貢獻的。
第三歌功頌德。在上官儀留下的作品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關于歌功頌德、粉飾升平的。好像這他不受歡迎的原因。有個叫李德裕的文人說過，“上官儀詞多浮艷，時人稱為‘上官體’，實為正人所病”，就是上官儀的詩文，膚淺，堆砌，正人君子們厭惡的。我們講的文學，都是在藝術范圍里的，比如說我們的課程就是鑒賞課，我之前看到過，一個文人說的，“文學有自己的規律和創作方法，一旦被政治所左右，自然就失去了其藝術能力。”
三、 “六對”、“八對”之說
上官儀有“六對”、“八對”之說影響顯著。宋人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七引上官儀的“八對”之說為：的名對，異類對，雙聲對，疊韻對，聯綿對，雙擬對，回文對，隔句對。從《文鏡秘府論》所引的《筆札華粱》看，上官儀已經將對偶分為了十 大類，從字音、詞義、句法三方面都進行了探討。張伯偉先生《全唐五代詩格考>修訂了有關文獻，整理了《筆札華粱》的大貌，其文有八陪、六志屬 對、七種言句例、文病、筆四病、論對屬等六個部分。齊末梁初，劉勰寫成《文心雕龍》，總結出了 “言對”、“事對”、“反對”、“正對”四種對偶方式。而上官儀已經總結出了“六對”、“八對”之說。從字音方面，上官儀歸納出了雙聲對，疊韻對。連珠對，聯綿對;詞義對偶則有正名對，同類對，異類 對，雙擬對;回文對和隔句對這兩種對偶則為句法 方面。對于每一種對偶，上官儀都做了比較精確 的解釋。比如“異類對”，他舉出“乾坤，君臣。質文，升降，并反義而同句陳之，‘乾坤’與‘君臣’對， ‘質文’與‘升降’對，是異體屬對也”。 [4]這些較之以劉勰的“四對”，無論從分類標準上，還是從概念 表達上都有了很大進步。上官儀以后，歷元兢、崔 融，詩人們對詩歌對偶的探索進一步加深和完善。對偶的分類越來越精細，運用越來越寬泛和靈活， 到沈宋律詩定形時，對偶的各種類型都已具備。上官儀不僅是在屬對理論上作出了自己的探索，更重要的是他在創作實踐中的自覺運用。比 如那首寫得相當清新流暢的《詠畫障》：芳晨麗日桃花浦，珠簾翠帳鳳凰樓。蔡女菱 歌移錦纜，燕姬春望上瓊鉤。新妝漏影浮輕扇，冶袖飄香人淺流。未減行雨荊臺下，自比凌波洛浦游。
句句屬對工整，“芳晨”對“珠簾”，“麗日”對“翠帳”，“桃花浦”對“鳳凰樓”，“移”對“上”，“錦 纜”對“瓊鉤”，“新妝”對“冶袖”，“漏影”對“飄香”， “浮輕扇”對“人淺流”，尤其是“新妝漏影浮輕扇，冶袖飄香人淺流”一句，相當精巧。這首詩基本上 都是異類對。
在上官儀僅存的20首詩作中，屬對工整的句 子俯拾即是：如隔句對：“奕奕九成臺，窈窕絕塵埃。蒼蒼萬年樹，玲瓏下冥霧。”(《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回文對：“情新因意勝，意勝逐 情新”(《對床夜語》) [5] 。同類對：“琴悲桂條上笛怨柳花前。”(《王昭君》)。還有很多寫得精巧、屬對整工的句子如“霧掩臨妝月，風驚人鬢蟬。” (《王昭君》)“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入朝洛堤步月》)“遠氣猶標劍，浮云尚寫冠。”(《故北平公挽歌》)“翠梧臨鳳邸，滋蘭帶鶴舟。”(《奉和過舊宅應制》)“花輕蝶亂仙人杏，葉密鶯啼帝女桑。”(《春日》)等等。 可以說，20首詩作，每一首都可以看出上官 儀對文字的有意雕飾、錘煉，對屬對理論的自覺的嘗試與用運，從而也形成了“上官體”又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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