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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四杰的主要貢獻
導語:初唐四杰對于唐朝文學的發展起著奠基作用。下面是語文迷小編收集整理的關于初唐文學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初唐四杰是指共同活躍于7世紀下半期文壇上的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他們在思想性格、生活遭遇、文學主張,以至創作實踐上都有許多共同傾向,故合稱初唐“四杰”。四杰中當以王勃、駱賓王成就更高。他們身上也體現著沿襲與變革六朝文風的兩種傾向,但與宮廷詩人不同的是,他們力求創新的精神與成就顯然更強更大。正像王世貞《藝苑卮盲》所評:“詞旨華靡,固沿陳隋之遺,骨氣翩翩,意象老境,超然勝之。”簡言之,在聲調、章法、藻飾方面雖不脫齊梁遺風,但在內容、氣骨、興象方面已大大超出齊梁。
王勃(649~676),字子安,王績侄孫,六歲能文,青年時代“迫乎家貧,道未成而受祿”。出仕后又兩次廢官,于是,“雅厭城闕,酷嗜江海”,“著撰之志,自此居多”。二十七歲時去交趾探望父親,溺海而死。楊炯(650~693?),陜西華陰人,官至盈川令。盧照鄰(637~6897),字升之,河北范陽(今北京附近)人,一生只作過幾任小官,晚年又得惡疾,長期臥病,不堪忍受,自溺而死。駱賓王(640?~684?),婺州義烏(今浙江省義烏縣)人,極具浪漫氣質,曾想以布衣直取卿相,但仕途很不順利,主要作些主簿、縣丞一類的小官,并因事下獄。“天生一副俠骨”(聞一多語),年青時以詩劍自娛,自謂“少年重英俠,弱歲賤衣冠”(《疇昔篇》)。曾兩入戎幕,有長期的邊塞生活經歷。后來參加了徐敬業討伐武則天的軍事行動,兵敗后不知所終。由此看來“四杰”都年壽不高,官位不顯,仕途多舛,在生活經歷上已和宮廷詩人截然不同。但他們都才華橫溢,慷慨有志,對功名事業充滿幻想。王勃曾云:“仆生二十紀,有志十數年。”(《述懷擬古詩》)楊炯曾云:“丈夫皆有志,會是主功勛。”(《出塞》)盧照鄰曾云:“誰能借風便,一舉凌蒼蒼。”(《贈益府群官》)駱賓王曾云:“投筆懷班業,臨戎想顧勛。”(《宿溫城望軍營》)但他們都失敗了。“才高而位下”,“志遠而心屈”(王勃《澗底寒松賦》)的遭遇,使他們的創作更接近現實,更多一層憤懣之情、牢騷之氣。
四杰在文學主張上都竭力反對華而不實的綺靡文風,提倡抒發真情實感,為此,對齊梁文風的批判尤顯自覺。如王勃《山亭思友人序》云:“文章可以經緯天地,器局可以畜泄江河。……思飛情逸,風云坐宅于筆端;興洽神清,日月自安于調下云爾。”駱賓王《傷祝阿王明府詩序》亦云:“事感則萬緒興端,情應則百憂交軫。”對齊梁詩“爭馳新巧,啟其淫放”,“莫能正本”多有批判。楊炯的《王勃集序》,不但可視為楊炯的主張、也可視為王勃的見解:“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為雕琢。揉之以金玉龍鳳,亂之以朱紫青黃,影帶以狥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業。”那么,他們追求的是一種什么文風呢?楊炯的《王勃集序》概括道:“壯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按而彌堅”。這顯然是自覺地有別于齊梁文風。當然,他們有時過于絕對,把文章看成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能事”(王勃《平臺秘論·藝文》),而把“緣情體物”視為“雕蟲小技”,甚至只推崇《詩經》,連屈、宋和建安詩歌都一律排斥,如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啟》云:“屈宋導澆源于前,枚馬張淫風于后。”楊炯《王勃集序》云:“賈馬蔚興,已虧于雅頌,曹王杰起,更失于風騷。”
四杰詩文,內容上有較大開拓,正像聞一多所評,是由宮廷走向市井,從臺閣移至江山與塞漠。其中最有意義的是以下幾類,而這幾類又都可以歸為傳統的言志抒情。
一、邊塞詩。初唐詩人多喜寫邊塞詩,四杰的成就更高。他們的邊塞詩集中抒發了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很能代表初唐詩人在國力走向繁榮時那種特有的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如楊炯《從軍行》云:“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這后兩句正是初唐詩人急于建功立業心態的典型寫照。有歷參西北、西南戎幕生涯的駱賓王在這方面成就尤高,如《從軍行》云:
平生一顧重,意氣溢三軍。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劍文。弓弦抱漢月,馬足踐胡塵。不求生入塞,唯當死報君。
寫景抒情相得益彰,格調蒼老,筆力遒勁,決非僅憑想象為辭者所能比。
二、送別詩。贈別詩在當時可謂充斥詩壇,但四杰的送別詩因打上生活的烙印,增加對生活的獨特理解,因而不同于一般的作品,如駱賓王的《于易水送人》曰:“此地別燕丹,壯士發沖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只寫懷古之情,但分別時的悲涼之感溢于筆端。這方面成就最高的是王勃,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傳誦的名篇: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游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岐路,兒女共沾巾。
苦澀之中見開朗,開朗之中含苦澀,感情十分深沉。
三、寫景詠物詩。這類詩在當時雖是最常見的題材之一,但大多寫得纖巧尖新,四杰的某些作品卻能有所突破,如王勃的《山中》:
長江悲已滯,萬里念將歸。況屬高風晚,山山黃葉飛。
意境蒼涼而開闊又如《滕王閣詩》: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云,珠簾暮卷西山雨。閑云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安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此詩雖為宴集頌德而作,但“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充滿了對宇宙自然及社會人生的感慨。又如駱賓王在任侍御史被誣入獄后所作的《在獄詠蟬》: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
以蟬自比,成為托物寓志的名篇。
四、諷刺詩。四杰也有某些看似歌功頌德之作,如描寫京城的繁榮,權貴的豪縱等,但其中卻暗含著諷刺之情。這類詩當以盧照鄰的《長安古意》、《行路難》和駱賓王的《帝京篇》為代表。如前者先極力鋪陳權貴的奢華生活:“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娼家日暮紫羅裙,清歌一囀口氛氳。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云。……自言歌舞長千載,自謂驕奢凌五公。”然后筆鋒一轉,諷刺他們想永享富貴只不過是黃粱一夢:
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唯見青松在。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
在傳統的悠揚宮體情調中增加了冷峻的人生哲理的思考,不愧為宮體詩的杰出改造者。而駱賓王的《帝京篇》和《長安古意》異曲同工,全詩以京城上層社會生活為題材,通過繁華景象的描寫和奢華生活的渲染,揭露了統治階級的腐朽本質。
四杰詩的風格雖在語言形式等方面“不脫齊梁之體”,“猶沿六朝遺派”,但在氣骨興象方面已顯然不同于六朝。他們的詩帶有強烈的熱情與幻想,憤懣與牢騷,表現了不甘心憔悴于圣代的兀傲之氣,不僅反映了齊梁所沒有的大唐盛世氣象,而且氣勢雄壯,意境宏博、節奏有力,語官瀏亮,富于個性。楊炯評王勃“壯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按而彌堅”,在某種意義上正可視為四杰的總風格。
就個人風格而言,四人各有特色。陸時雍《詩鏡總論》評為“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鄰清藻,賓王坦易。”此語大致不差。只是王勃在高華中帶有沉摯,賓王在坦易中帶有兀傲。就體裁形式而言,盧、駱更擅長七言歌行,王、楊更專工五言律詩,他們同沈宋等人一起逐漸使律詩走向定型,盧、駱的律體大多合律,王楊則幾乎全部合律。他們的古體歌行詩,往往詞采豐贍而氣勢宏博,破奇為偶,參用賦法,“四語一轉,蟬聯而下,特初唐人一法,所謂‘王楊盧駱當時體’也。”(沈德潛《說詩晬語》上)
四杰的文章與其詩歌有相似的特點與貢獻。四杰的文章多是賦體駢文,與六朝辭賦相比,不再是一味寫氣圖貌,屬采附聲,而是增加了抒發個性、關切現實的內容,詞采雖豐贍典麗,屬對雖精工嚴整,但氣勢充沛,境界開闊,警句迭出。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和駱賓王的《代李敬業討武氏檄》是代表名篇,前者寫登臨滕王閣所見之景曰:
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側,川澤紆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舳。云銷雨霽,彩徹區明。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
意境開闊,聲色兼俱,“落霞”一聯尤受時人稱贊,其后的名句“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更道出了士大夫的堅強信心。后者號召各路諸侯曰:
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協周親,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顧命于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倘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勛,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后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極富鼓動性的“一抔之土”二句,就連武則天讀后也稱贊不已。
總之,四杰為結束齊梁文風,開啟盛唐之音作出功不可沒的貢獻,正像胡應麟《補唐書駱侍御傳》所評:“先是唐起梁陳衰運后,詩文纖弱萎靡,體日益下。賓王首與勃等一振之,雖未能驟革六朝余習,而詩律精嚴,文辭雄放,滔滔混混,橫絕無前,唐三百年風雅之盛,以四人者為之前導也。”杜甫在《戲為六絕句》中亦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蔑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對“四杰”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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