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樂府民歌
導語：民歌發源于古代，是勞動人民創作的歌謠。下面是語文迷小編收集整理的漢樂府民歌介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樂府初設于秦，是當時“少府”下轄的一個專門管理樂舞演唱教習的機構。漢初，樂府并沒有保留下來。到了漢武帝時，在定郊祭禮樂時重建樂府，它的職責是采集民間歌謠或文人的詩來配樂，以備朝廷祭祀或宴會時演奏之用。它搜集整理的詩歌，后世就叫“樂府詩”，或簡稱“樂府”。它是繼《詩經》《楚辭》而起的一種新詩體。后來有不入樂的也被稱為樂府或擬樂府。
樂府是自秦代以來設立的配置樂曲、訓練樂工和采集民歌的專門官署，漢樂府指由漢時樂府機關所采制的詩歌。這些詩，原本在民間流傳，經由樂府保存下來，漢人叫做“歌詩”，魏晉時始稱“樂府”或“漢樂府”。后世文人仿此形式所作的詩，亦稱“樂府詩”。
“樂府”是漢武帝時設立的一個官署。它的職責是采集民間歌謠或文人的詩來配樂，以備朝廷祭祀或宴會時演奏之用。它搜集整理的詩歌，后世就叫“樂府詩”，或簡稱“樂府”。它是繼《詩經》《楚辭》而起的一種新詩體。
漢樂府是繼《詩經》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匯集，不同于《詩經》的是，它開創了詩歌現實主義的新風。漢樂府民歌中女性題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語言構造貼近生活的作品，由雜言漸趨向五言，采用敘事寫法，刻畫人物細致入微，創造人物性格鮮明，故事情節較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內涵著重描繪典型細節，開拓敘事詩發展成熟的新階段，是中國詩史五言詩體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漢樂府在文學史上有極高的地位，其與詩經、楚辭可鼎足而立。
《陌上桑》和《孔雀東南飛》都是漢樂府民歌，后者是我國古代最長的敘事詩，《孔雀東南飛》與《木蘭詩》合稱“樂府雙璧”。漢代《孔雀東南飛》、北朝《木蘭詩》和唐代韋莊《秦婦吟》并稱“樂府三絕”。此外，《長歌行》中的“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也是千古流傳的名句。
西漢樂府的擴充和發展是在武帝時期，《漢書·禮樂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 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樂府的職能在武 帝時進一步強化，它除了組織文人創作朝廷所用的歌詩外，還廣泛搜集各地歌謠。許多民間歌謠在樂府演唱，得以流傳下來。文人所創作的樂府歌詩也不再像《安世房中歌》那樣僅限于享宴所用，還在祭天時演唱，樂府詩的地位明顯提高。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武帝時，樂府令下設三丞。又據《漢書·禮樂志》 所言，至成帝末年，樂府人員多達八百余人，成為一個規模龐大的音樂機構。武帝到成帝期間的一百多年，是樂府的昌盛期。哀帝登基，下詔罷樂府官，大量裁減樂府人員，所留部分劃歸太樂令統轄，從此以后，漢代再沒有樂府建制。
東漢管理音樂的機關也分屬兩個系統，一個是太予樂署，行政長官是太予令，相當于西漢的太樂令，隸屬于太常卿。一個是黃門鼓吹署，由承華令掌管， 隸屬于少府。黃門鼓吹之名西漢就已有之，它和樂府的關系非常密切。至東漢， 由承華令掌管的黃門鼓吹署為天子享宴群臣提供歌詩，實際上發揮著西漢樂府的作用，東漢的樂府詩歌主要是由黃門鼓吹署搜集、演唱，因此得以保存。漢樂府分為：
1、郊廟歌辭：主要是貴族文人為祭祀而作的樂歌，華麗典雅，沒有什么思想內容。如《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楚音)、《郊祀歌》十九章等。音樂主要采用秦國音樂和楚國音樂。
2、鼓吹曲辭：又叫短簫鐃歌，是漢初從北方民族傳入的北狄樂。歌辭是后來補寫的，內容龐雜。主要是民間創作。
3、相和歌辭：音樂是各地采來的俗樂，歌辭也多是“街陌謠謳”。其中有許多優秀作品，是漢樂府中的精華。
4、雜曲歌辭：其中樂調多不知所起。因無可歸類，就自成一類。里面有一部分優秀民歌。
《漢書·藝文志》在敘述西漢樂府歌詩時寫道：“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 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兩漢樂府詩都是創 作主體有感而發，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激發樂府詩作者創作熱情和靈感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具體事件，樂府詩所表現的也多是人們普遍關心的敏感問題，道出了那個時代的苦與樂、愛與恨，以及對于生與死的人生態度。
兩漢樂府詩的作者來自不同階層，詩人的筆觸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 因此，社會成員之間的貧富懸殊、苦樂不均在詩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相和歌辭中的《東門行》、《婦病行》、《孤兒行》表現的都是平民百姓的疾苦，是來自社會最底層的呻吟呼號。有的家里“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逼得男主 人公不得不拔劍而起，走上反抗道路。(《東門行》)有的是婦病連年累歲，垂危之際把孩子托付給丈夫;病婦死后，丈夫不得不沿街乞討，遺孤在家里呼喊著母親痛哭。(《婦病行》)還有的寫孤兒受到兄嫂虐待，嘗盡人間辛酸。(《孤兒行》)這些作品用白描的筆法揭示平民百姓經濟上的貧窮，勞作的艱難，并且還通過人物的對話、行動、內心獨白，表現他們心靈的痛苦，感情上遭受的煎熬。 《東門行》的男主人公在作出最終抉擇之后，不得不割舍夫妻之愛、兒女之情， 夫婦二人的對話是生離死別的場面。《婦病行》中的病婦臨終遺囑傷心刺骨，而丈夫無力贍養遺孤的愧疚、悲哀，也滲透于字里行間。至于《孤兒行》中的孤兒， 因不堪忍受非人的待遇，竟然有生不如死的想法，小小年紀便對命運已經完全喪 失信心。兩漢樂府詩在表現平民百姓疾苦時，兼顧到表現對象物質生活的饑寒交迫和精神、情感世界的嚴重創傷。尤其可貴的是，詩的作者對于這些在死亡線上掙扎的貧民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是以惻隱之心申訴下層貧民的`不幸遭遇。
同是收錄在相和歌辭中的《雞鳴》、《相逢行》、《長安有狹斜行》三詩， 與《東門行》等三篇作品迥然有別，它們展示的是與苦難世界完全不同的景象， 把人帶進另一個天地。這三首詩基本內容相同，都是以富貴之家為表現對象;三首詩的字句也多有重復，最初當是出自同一母體。《相逢行》的作者猶如一位導游人員，兩度把人引入侍郎府。第一次見到的是黃金為門，白玉為堂，堂上置灑， 作使名倡，中庭桂樹，華鐙煌煌。第二次見到的是鴛鴛成行，鶴鳴噰噰，兩婦織綿，小婦調瑟。這首詩在渲染主人富有的同時，還點出了他的尊貴身份：“ 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這是一個既富且貴的家庭，而且寶貴程度非同尋常。 黃金為門，白玉為堂，是富埒王侯的標志，不是一般的富，而是巨富。侍郎是皇 宮的禁衛官或天子左右侍從，是皇帝信任的近臣，其特殊地位不是普通朝廷官員所能相比。《雞鳴》和《長安有狹斜行》把表現對象的顯赫地位渲染得更加充分， 或云：“兄弟四五人，皆為侍中郎”或云：“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無官職，衣冠仕洛陽。”詩中的富貴之家不只是一人居官，而是兄弟幾人同時宦達; 所任官職也不限于俸祿為四百石的侍郎，而是秩達二千石的高官顯宦。《相逢行》 和《長安有狹斜行》二詩，作者是用欣賞的筆調渲染富貴之家，《雞鳴》一詩則警告豪門蕩子不要胡作非為，以免觸犯刑律，帶有勸諫和批判的成分。上述三詩對富貴之家氣象的展現，對中國古代文學創作具有示范性，后來許多同類作品都是以此作為藍本。黃金為門，白玉為堂，到《紅樓夢》中演變成賈府的“白玉為堂金作馬”。至于三婦織綿鼓瑟的段落，則被單獨劃分出去，名為“三婦艷”，在古代樂府詩中頻繁重復出現，成為富貴之家的象征，積淀成一種具有特定含義 的符號。[1]
表現平民疾苦和反映富貴之家奢華的樂府詩同被收錄在相和歌辭中，這就形成對比鮮明、反差極大的兩幅畫面。一邊是饑寒交迫，在死亡線上掙扎;一邊是奢侈豪華，不知人間還有憂愁事。一邊是連自己的妻兒都無法養活，一邊是妻妾成群，錦衣玉食，而且還豢養大群水鳥。這兩組樂府詩最初編排在一起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它們的客觀效果是引導讀者遍歷天堂地獄，領略到人間貧富懸殊、苦樂不均的兩極世界。
漢代樂府詩還對男女兩性之間的愛與恨作了直接的坦露和表白。愛情婚姻題材作品在兩漢樂府詩中占有較大比重，這些詩篇多是來自民間，或是出自下層文人之手，因此，在表達婚戀方面的愛與恨時，都顯得大膽潑辣、毫不掩飾。鼓吹曲辭收錄的《上邪》系鐃歌18篇之一，是女子自誓之詞：“上邪！我欲與君相 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這首詩用語奇警，別開生面。先是指天為誓，表示要與自己的意中人結為終身伴侶。接著便連舉五種千載不遇、極其反常的自然現象，用以表白自己對愛情的矢志不移，其中每一種自然現象在正常情況下都是不會出現的，至于五種同時出現， 則更不可能了。作品由此極大地增強了抒情的力度，內心的情感如火山爆發、如江河奔騰，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遏止。兩漢樂府詩中的女子對于自己的意中人愛得真摯、熱烈，可是，一旦發現對方移情別戀，中途變心，就會變愛為恨，果斷地與他分手，而絕不猶豫徘徊。另一篇鐃歌《有所思》反映的就是未婚女子這種由愛到恨的變化及其表現。女主人公思念的情人遠在大海南，她準備了珍貴的“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想要送給對方。聽到對方有二心，她就毅然決然地毀掉這份禮物，“拉雜摧燒之”，并且“當風揚其灰”，果斷地表示：“從今以往，勿復相思。”她愛得熱烈，恨得痛切，她的選擇是痛苦的，同時又斬釘截鐵，義無反顧。
《孔雀東南飛》所寫的是另一種類型的愛與恨。詩的男女主角焦仲卿和劉蘭芝是一對恩愛夫妻，他們之間只有愛，沒有恨。他們的婚姻是被外力活活拆散的， 焦母不喜歡蘭芝，她不得不回到娘家。劉兄逼她改嫁，太守家又強迫成婚。劉蘭芝和焦仲卿分手之后進一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他們之間的愛愈加熾熱，最后雙雙自殺，用以反抗包辦婚姻，同時也表白他們生死不渝的愛戀之情。《孔雀東南飛》的作者在敘述這一婚姻悲劇時，愛男女主人公之所愛，恨他們之所恨，傾向是非常鮮明的。
兩漢樂府詩還有像《陌上桑》和《羽林郎》這樣的詩。在這兩篇作品中，男女雙方根本沒有任何感情基礎，是素不相識的陌生人，男方企圖依靠權勢將自己的意愿強加于女方。于是，出現了秦羅敷巧對使君、胡姬誓死回絕羽林郎的場面。這兩首詩的作者也是愛憎分明，對秦羅敷和胡姬給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贊揚，嘲笑了好色無行的使君和金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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