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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節選欣賞
導語:《文心雕龍》中國第一部美學和文學理論巨著,也是一部文學批評著作,完書于中國南北朝時期。下面是語文迷小編節選的《文心雕龍》及其翻譯,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原文及翻譯
《情采》 節選
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郁陶,茍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后之作者,采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泛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為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征?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褧衣”,惡文太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設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結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于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贊曰: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既形,英華乃贍。吳錦好渝,舜英徒艷。繁采寡情,味之必厭。
翻譯
從前《詩經》的作者寫的詩歌,是為了抒發感情而創作作品;后來的辭賦家寫作辭賦,是為了創作而故意造作感情。憑什么知道他們是這樣的呢?因為《詩經》的產生,是由于詩人心中蓄積了憤懣不平之氣,因而吟唱出來,用以諷勸那些在上位的人,這就是為了抒發感情才創作文藝作品。后代辭賦家之流,胸中本來就沒有感情郁結,卻隨意施展夸張文飾的手法,借此沽名釣譽,這就是為了創作才造作感情。所以為了抒發感情而寫的作品,語言簡練而真實;為作文而造作感情的作品,文辭繁雜且空泛失真。可是后來的作者卻采用浮泛的語言,忽視真情實感,拋棄了古代《詩經》的傳統,效法近世辭賦的弊病,因此表現真實感情的作品日漸稀少,片面追求詞藻華麗的篇章卻越來越多。所以有人熱衷于高官厚祿,卻空泛地吟詠田園的隱居生活;心里老是牽掛著繁忙庸俗的政務,卻空洞地描述塵吐之外的情趣。真情實感沒有一點,寫的跟想的恰好相反。桃李從不自夸,人們自然會在樹下踩出一條條小路,那是由于枝頭有果實存在。相傳男子種出的蘭花不能發出幽香,那是由于他們沒有細膩的感情。像草木那樣微小的事物,尚且要依賴感情依靠果實,何況文章,以抒情述志為本。寫的作品與自己的心志完全相反,這樣的作品難道值得效法?
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唯人參之,性靈所鐘,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于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锽。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
圖書《文心雕龍》
圖書《文心雕龍》
夫以無識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
原道第一
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人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于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锽: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無文歟?
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 《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鏤之實,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自鳥跡代繩,文字始炳。炎皞遺事,紀在《三墳》,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始盛。元首載歌,既發吟詠之志;益稷陳謨,亦垂敷奏之風。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序惟歌,勛德彌縟。
逮及商周,文勝其質, 《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患憂,繇辭炳曜,符采復隱,精義堅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剬詩緝頌,斧藻群言。至夫子繼圣,獨秀前哲。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起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
爰自風姓,暨于孔氏,玄圣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輝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贊曰: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龍圖獻體,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效。[1]
【大意】[1]
這是《文心雕龍》的第一篇,是全書的理論基礎。首先,作者指出文章與天地同時產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并從天地萬物都有文采的角度,論證作文也要講文采,提出文質并重的主張。接著,又敘述文章的發展歷史,認為圣人是為了闡明“道”而創制文籍的,因而寫出了文質并重的典范作品。
最后,作者總結了“道”、圣人、文章三者的關系:“道”是圣人要闡明的對象,文章是圣人用來闡明“道”的工具,圣人是溝通“道”與文章的橋梁。文中“道”的含義與實質,歷來頗有爭議,迄今尚無定論。
征圣第二
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聞, 則圣人之情,見乎文辭矣。
先王圣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于格言。是以遠稱唐世,則煥乎為 盛;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征也。鄭伯入陳,以文辭為功; 宋置折俎,以多文舉禮。此事跡貴文之征也。褒美子產,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俗巧”。此修身貴文之征也。然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
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邠詩》聯章以積句,《儒行》縟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斷決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離,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征之周孔,則文有師矣。
是以子政論文,必征于圣;稚圭勸學,必宗于經。《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辯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以為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訾圣,弗可得已。然而圣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天道難聞,猶或鉆仰;文章可見,胡寧勿思。若征圣立言,則文其庶矣。
贊曰: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為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
【大意】
征圣就是征驗于圣人,即向圣人學習。作者認為,圣人在品德、文章兩方面都是后人學習的榜樣。“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是圣人文章的特點,應奉為寫作的金科玉律。從圣人的著作看,寫文章有繁、簡、顯、隱等四種手法,其適用場合和文學效果各不一樣。要靈活掌握這四種手法,就得學習周公、孔子的文章。向圣人學習,主要要做到兩條:一是明辨事物,做出正確的判斷;二是文辭以體實為要,不可專好詭異。總之,是要做到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
宗經第三
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
皇世《三墳》,帝代《五黃》,重以《八索》,申以《九丘》,歲歷綿暖,條流紛糅。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咸耀。于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
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于文理,故能開學養正,照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圣謨卓絕,墻宇重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鐘,無錚錚之細響矣。
夫《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系》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絕,固哲人之驪淵也。《書》實記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嘆《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
《禮》以立體,據事剬范,章條纖曲,執而后顯,采掇生言,莫非寶也。《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鹢,以詳略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后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邃矣。《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圣人之殊致,表里之異體者也。
至根柢槃深,枝葉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往者雖舊,余味日新,后進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可謂太山遍雨,河潤千里者也。
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并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若稟經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也。
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揚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含文也。
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勵德樹聲,莫不師圣;而建言修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艷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 贊曰:三極彝道,訓深稽古。致化歸一,分教斯五。性靈熔匠,文章奧 府。淵哉鑠乎,群言之祖。
【大意】
宗經就是宗法經書,即寫文章以圣人的經書為準繩。劉勰認為,經書是圣人之“道”的文字表現,也是文章的典范,在文學創作中具有重大的意義和作用。五經各有分工,其體制和表現手法也各有特點,實際上代表了五種不同的寫作方法。這些寫作方法分別適用于不同的內容和場合,形成了不同的文體,所以經書又是后世各種文體的淵源和學習的榜樣。宗法經書,對寫作有六種好處,即能使文章做到情深、風清、事信、義直、體約、文麗(即“六義”)。
正緯第四
夫神道闡幽,天命微顯,馬龍出而大《易》興,神龜見而《洪范》耀。故《系辭》稱:“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斯之謂也。但世敻文隱, 好生矯誕,真雖存矣,偽亦憑焉。
夫六經彪炳,而緯候稠疊;《孝》《論》昭晰,而鉤讖葳蕤。按經驗緯,其偽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乃成。今經正緯奇,倍摘千里,其偽一矣。經顯,圣訓也;緯隱,神教也。圣訓誼廣,神教宜約。
而今緯多于經,神理更繁,其偽二矣。有命自天,乃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托于孔子,則是堯造《綠圖》,昌制《丹書》,其偽三矣。商周以前,圖箓頻見;春秋之末,群經方備。先緯后經,體乖織綜,其偽四矣。偽既倍摘,則義異自明,經足訓矣,緯何豫焉?
原夫圖箓之見,乃昊天休命,事以瑞圣,義非配經。故河不出圖,夫子有嘆,如或可造,無勞喟然。昔康王《河圖》,陳于東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仲尼所撰,序錄而已。于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討核,謂起哀平。東序秘寶,朱紫亂矣。
至于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讖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偽,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
若乃羲、農、軒、皞之源,山瀆鐘律之要,白魚赤烏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來辭人,采摭英華。
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絕;仲豫惜其雜真,未許煨燔。前代配經,故詳論焉。
贊曰:榮河溫洛,是孕圖緯。神寶藏用,理隱文貴。世歷二漢,朱紫騰沸。芟夷譎詭,糅其雕蔚。
【大意】
本篇論述如何對待緯書的問題,分為四部分。一、緯書有真偽之別:經書所載的圖緯之說是真的,是圣人的遺說;號稱配經、解經的緯書是假的,是后人偽造的。二、以經書為依據,可以發現緯書有四種作偽的痕跡。三、緯書決非孔子所作,桓譚等前賢的駁論是有根據的。四、緯書雖然無益于解經,卻有助于作文,其題材和詞藻能豐富作家的想象力,增加文章的文采。
辨騷第五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郁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后,奮飛辭家之前。豈去圣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
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昆侖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翳,則時乘六龍;昆侖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
及漢宣嗟嘆,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
將核其論,必征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嘆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
至于托云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 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
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 《楚辭》者,體慢于三代,而風雅于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杰也。
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游》《天問》,瑰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并能矣。
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郁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
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咳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于長卿,假寵于子淵矣。
贊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艷溢錙毫。
【大意】
本篇分五部分。一、《楚辭》是繼《詩經》之后興起的一種新文體。二、前人對《楚辭》的評價,或揚之過高,或貶之過低,都是因鑒賞不精和標準不一所致。三、《楚辭》與《詩經》有相同之處,也有相異之點。所以,從宗經的角度看,《楚辭》不夠純正;從文學的觀點看,《楚辭》則是辭賦中的杰作。四、屈原、宋玉的作品在文學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五、后人寫作時應以經書的雅正為標準,吸取《楚辭》的藝術成就,做到奇正、華實相結合。
明詩第六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圣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黃帝《云門》,理不空綺。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
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
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為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為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余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后代也。
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辭。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
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并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
晉世群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縟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
江左篇制,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以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為俊矣。
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
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納領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干。然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為易,其難也方來。至于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明于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聯句共韻,則柏梁余制。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囿,故不繁云。
贊曰:民生而志,詠歌所含。興發皇世,風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參。英華彌縟,萬代永耽。
【大意】
這是《文心雕龍》文體論的第一篇。詩是一種重要的文學體裁,在中國文學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劉勰將它列為文體論之首。篇中對詩的定義、作用、發展歷史、寫作要求等問題,都做了簡要的論述。作者通過品評歷代詩人及其作品、分析各種詩體的特點,提出了自己的詩歌創作主張。即詩歌創作要注意思想的雅正及順美匡惡的諷諫作用;作品要質樸、深峻,避免浮淺、纖巧;詩人要本著各自的情性和才能創作,建立起自己的風格。
樂府第七
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闋,爰乃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于涂山歌于候人,始為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為北聲;夏甲嘆于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概矣。
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采言,樂盲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于盛衰,季札鑒微于興廢,精之至也。
夫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自雅聲浸微,溺音騰沸。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于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于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闃其不還。
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制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雁》群篇,靡而非典;河間薦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于《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邇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后郊廟,惟雜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
至于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眾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于淫蕩,辭不離于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
逮于晉世,則傅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亦充庭萬。然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荀勖改懸,聲節哀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后人驗其銅尺,和樂精妙,固表里而相資矣。
故知詩為樂心,聲為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
若夫艷歌婉孌,急志詄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
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閑于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嘆“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至于斬伎鼓吹,漢世鐃挽,雖戎喪殊事,而并總入樂府。繆襲所致,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
贊曰:八音摛文,樹辭為體。謳吟坰野,金石云陛。韶響難追,鄭聲易啟。豈唯觀樂,于焉識禮。
【大意】
樂府本是漢代設立的一種音樂機構,其任務是搜集各地的民歌,配上音樂,以備皇家祭祀或宴會之用。后來,樂府中所藏的配樂歌辭也稱做“樂府”,樂府遂演變成了一種詩歌體裁。本篇即討論這種文體的一些問題,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詩歌、音樂的特征和作用;二、詩歌、音樂的起源和發展;三、詩歌和音樂的關系。其主旨是提倡雅正,反對靡靡之音。
詮賦第八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途,實相枝干。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
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蔿之賦《狐裘》,結言?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也。于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
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揚騁其勢,皋、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于宣時,校閱于成世,進御之賦,千有余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
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并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歸余于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閔馬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并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
至于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機要也。
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枚乘《菟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賈誼《鵩鳥》,致辨于情理;子淵《洞簫》,窮變于聲貌;孟堅 《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云《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并辭賦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遒;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沖、安仁策勛于鴻規,士衡、子安底績于流制;景純綺巧,縟理有余;彥伯梗概,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
原夫登高之旨,蓋睹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辭必巧麗。麗辭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之所以追悔于雕蟲,貽誚于霧縠者也。
贊曰:賦自《詩》出,分歧異派。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滯必揚,言庸無隘。風歸麗則,辭剪荑稗。
【大意】
詮賦,就是解說賦這種文體。一、賦源于“詩六義”之賦,其特點是鋪陳文采,體察物象,抒寫情志。二、賦淵源于《詩經》,擴充于《楚辭》,到荀子、宋玉時獨立成一種文體,以后不斷發展,出現了大賦、小賦等類。三、從荀子以來的18位作家,才情有異,風格各具,是辭賦作家中的英杰。四、寫賦的要求主要有兩條:一是內容必須鮮明雅正,二是文辭必須精巧華麗。
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1;流連萬象之際2,沈吟視聽之區3。寫氣圖貌4,既隨物以宛轉5;屬采附聲6,亦與心而徘徊7。故“灼灼”狀桃花之鮮8,“依依”盡楊柳之貌9,“杲杲”為出日之容10,“瀌瀌”擬雨雪之狀11,“喈喈”逐黃鳥之聲12,“喓喓”學草蟲之韻13。“皎日”“嘒星”14,一言窮理15;“參差”“沃若”16,兩字窮形17:并以少總多18,情貌無遺矣19。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20,及《離騷》代興21,觸類而長22。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23;于是嵯峨之類聚24,葳蕤之群積矣25。及長卿之徒26,詭勢瑰聲27,模山范水28,字必魚貫29;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30,辭人麗淫而繁句也31。至如《雅》詠棠華32,“或黃或白”33;《騷》述秋蘭34,“綠葉”“紫莖”35。凡摛表五色36,貴在時見37;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
〔譯文〕
所以,當詩人受到客觀事物的感染時,他可以聯想到各種各樣類似的事物;他依戀徘徊于宇宙萬物之間,而對他所見所聞進行深思默想。描寫景物的神貌,既是隨著景物而變化;辭采音節的安排,又必須結合自己的思想情感來細心琢磨。因此,《詩經》里邊用“灼灼”二字來形容桃花顏色的鮮美,用“依依”二字來表現楊柳枝條的輕柔,用“杲杲”二字來描繪太陽出來時的光明,用“瀌瀌”二字來說明大雪紛飛的形狀,用“喈喈”二字來形容黃鳥的鳴聲,用“喓喓”二字來表現蟲鳴的聲音。還有用“皎”字來描繪太陽的明亮,用“嘒”字來說明星星的微小,這都是用一個字就道盡物理;有的用“參差”來形容荇菜的長短不齊,用“沃若”來表現桑葉的鮮美茂盛,這都是用兩個字就完全描繪出事物的形貌。這類例子都是以少量的文字,表達出豐富的內容,并把事物的神情形貌,纖毫無遺地表現出來了。即使再反復考慮它千百年,能有更恰當的字來替換么?及至《楚辭》繼《詩經》而起,所寫事物觸類旁通而有所發展。物體的形貌是多種多樣的,不易完全描繪,因而詞匯便復雜繁富起來;如描摹山川險峻的“嵯峨”和草木茂盛的“葳蕤”等,便大量出現。后來司馬相如等人,于文章的氣勢力求奇特,于文章的音節力求動聽,往往要用一系列的形容詞藻,來描寫山水景物。這就真如揚雄說的:《詩經》作者寫的東西雖華麗,但恰如其分,而且文字也比較簡約;辭賦家寫的東西,就過于華麗,辭句也過于繁多。至于像《詩經·小雅·裳裳者華》中說到盛開的花朵:“有黃色的,有白色的。”《楚辭·九歌·少司命》中說到秋天的蘭花:“綠色的葉子,紫色的莖。”可見凡是描繪各種色彩的字,適當應用,方覺可貴;如果青的、黃的層見迭出,那就過于繁雜,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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