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建安風骨與隱逸詩人
導語：文學史教材上，建安風骨的內涵是“慷慨”，愛國是他們的情懷，而同時有存在一批喜歡隱逸的田園詩人，這些人真的存在嗎?
建安七子。
建安風骨，作為中國古典詩學的重要范疇之一，不僅指代漢魏之際雄健深沉、慷慨悲涼的文學風格，也一直是南朝以訖宋明批評家品評文學的主要標準。千年以來，這枚鮮活而真實的文化種子，歷經流變，由狹入廣，自道德而審美，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族群認同與生活想象，成為了解我們文化特性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符號，折射出時代遷移與詩學理念的復雜關系。
自漢末延至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漫長的陣痛時期。社會的動蕩和分裂，政權的瓦解和崩潰，以及儒學衰微和玄風熾盛，共同構成了士人人格裂變與心靈超越的主要原因。人才選拔的標準在悄然發生變化，德不再是唯一的尺度，而才或與才華相伴的身體性靈之美得到重視。這顯然就是風骨脫穎而出的時代背景。
對此，劉義慶《世說新語》與沈約《宋書》中多有記載。風，指風姿、風韻和風神，用于品鑒人物的姿態和氣質;骨，指骨相，用于贊賞人物的體格和形象。而這種視角與標準一旦形成，迅速影響到魏晉時代的審美自覺，并對繪畫、書法以及文學的鑒賞與創作產生深遠影響。比如，吟誦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步出夏門行其二》)的曹操，期待使名掛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求自試表》)的曹植，以及其同時代的`建安七子和女詩人蔡琰等，這個所謂俊才云蒸的曹魏集團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藝術形象中的曹操、曹丕、曹植。
而對建安風骨進行理論總結并提煉其美學精神的，首推南朝齊梁時代文學理論家劉勰。眾所周知，《文心雕龍》的基本立場是從儒學古文派的視角審視文學的起源與創作。由此出發，劉勰首先將風骨概念從帶有玄學色彩的人物品藻功能拓展至明道宗經的文學批評尺度。
其次，他繼承曹丕所揭橥的文以氣為主(《典論論文》)的理念，一方面強調作家的生命體悟對創作的關鍵作用，另一方面又鮮明地突出文學與時代的內在關系：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亂積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文心雕龍時序》)在這里，他糅合先秦以來的詩言志說和陸機緣情說，將一種深沉的時代意識與精神關懷結合起來，既重視古直質樸的作家作品，也并未貶低魏晉時代在辭采和聲律方面的創新，其格局與氣度，為文學自覺的時代作出了理論的注腳。
在此基礎上，劉勰以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來概括建安文學的美學特征，在時代的大脈動中突出生命的悲劇意識，進而推送出建安風骨這個中國詩歌美學的批評典范。
《洛神賦圖》是東晉畫家顧愷之根據曹植《洛神賦》文意所繪名作。《洛神賦》是三國時曹植筆下的浪漫主義名篇， 原名《感甄賦》。
這一運思角度在與劉勰同時代的鐘嶸詩論中得到了延續。一般認為，鐘嶸《詩品》雖未明言宗經，卻也有明顯的儒學痕跡，對風雅體制的宗奉一以貫之。比如，《詩品序》中所強調的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便是對荀子《樂論》以及漢人《樂記》和《毛詩序》的提煉。可見，荀子、王充等人以氣為物質基因的宇宙構成論，實際上成為《詩品》的理論基石。而具體到對建安文學的論述，主要體現為崇尚雅正、重《風》抑《騷》的審美傾向。
尤其是其中對曹植的稱許，簡直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嗟乎!陳思之于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于廊廡之間矣。(《詩品上》)而這種以古為上的品評格調，緊密地回應了這個時代對情兼雅怨怨而不怒風格的呼喚與渴望，與劉勰真可謂英雄所見略同，也進一步奠定了建安風骨在古典詩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唐王李世民在平定隋末社會大動亂之后即位，逐漸建立起一個統一、穩定和強大的新王朝。毫無疑問，帝國的繁盛對詩歌創作與品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剛健、雄壯而又辭采華茂的詩風成為詩人自覺的追求，我們在王勃《山亭思友人序》中便可見一斑：開辟翰苑，掃蕩文場，得宮商之正律，受山川之杰氣。雖陸平原、曹子建，足可以車載斗量;謝靈運、潘安仁，足可以膝行肘步。(《王子安集》卷四)
相應地，在建安風骨流變史上，唐代兩個標志性人物是初唐的陳子昂與盛唐的殷璠。陳子昂最早標舉漢魏風骨的旗幟，大聲疾呼：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將興寄與風骨聯系起來，張揚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的美學，達到與建安作者相視而笑的境界。羅宗強先生認為，這使得他所倡導的風骨說在繼承建安詩歌慷慨蒼涼的風格之外，又富于壯大高昂、寥廓雄渾的氣概(《隋唐五代文學史》第84頁)。
殷璠《河岳英靈集》。
殷璠《河岳英靈集》則從理論上概括了李白、高適、岑參等盛唐詩人對風骨的追求和創作實踐，提出言氣骨(即風骨)則建安為儔，論宮商則太康不逮及神來、情來、氣來等美學命題，可謂是對陳子昂理論旗幟的呼應。有學者指出，盛唐詩人在此對傳統進行了創造性轉化，以盛唐風骨或盛唐氣象替換了建安風骨，使劉勰風骨說煥發了生機，但也發生了內涵的流變(孟登迎《劉勰風骨說及其流變》，《晉東南師專學報》2000年3月15日)。在筆者看來，這種流變既呈現為從文、辭到興象、境界的遷移，又體現為自道德而審美的流轉，折射出時局變遷對詩學風格的深刻影響。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說唐以前對風骨的建構主要表現為闡釋和發明的話，那么宋以后則更加凸顯其功能性價值。換而言之，當所謂的盛唐氣象隨著大唐帝國的衰落而消隱時，批評家對建安風骨的呼喚其實有著很明顯地矯正時弊、為往日招魂的傾向。比如，嚴羽張揚的復古旗幟，直接針對的是被江西詩派把持的文壇;而前后七子所強調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所要救治的也是臺閣體、八股文盛行的朝野和科場。更重要的是，在嚴羽看來，學作詩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為第一義也(《滄浪詩話詩辨》)。可見，通過有意識的復古行為，建安風骨的內涵不再只是一種值得模仿的詩風或格調，而成為雄健深沉的民族精神的載體，被千百年來的文人學士所珍視。
在這個意義上，有必要重溫魯迅先生的那番話：據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建安風骨的流變史，一方面恰切地說明了時局變遷與文學格局、氣度之間的內在關聯，另一方面也提醒我們應該更客觀地看待文學與政治的關系這個古老命題。對政治的參與和理解，深化了詩人的生命體悟;文學的溫情與浪漫，又賦予政治一種別樣的情致。當建安文學走出建安，當建安風骨不再只是某一個時代的符號，而成為整個民族對壯美與崇高的生活想象時，我們才更為深沉地洞察了文變染乎世情的深意在時代與文學的張力中，一種審美的精神值得永恒地盼望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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