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與阮籍的命運
導語：健康七子中，最負盛名的當屬嵇康與阮籍，可是他們最終以悲劇收場。下面是語文迷小編收集整理的相關資料，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在正始文人中，“竹林七賢”最具代表性;在文學創作上，阮籍與嵇康則是成就最突出者。
阮籍與嵇康是正始中期玄學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是由于他們二人個性的差異，二人的命運卻有所不同。阮籍以至慎而得以善終，嵇康則因剛腸疾烈而慘遭殺害。我們可以從比較中看出二人個性與文學的不同。
阮籍字嗣宗，生于建安十五年(210)，卒于魏景元三年(263)。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阮瑀死時，他才三歲。十一歲時，曹丕代漢即帝位，三十三歲時，他曾應太尉蔣濟辟，做過很短時間的尚書郎，便以病免，三十八歲時曹爽又召他為參軍，他又托病沒有應召，兩年后，曹爽被誅，當時附曹爽的文人多被殺，他因而幸免，“時人服其遠識”(《晉書·本傳》)。而到了四十三歲，他又作了司馬師的從事郎中，被封為關內侯，徙散騎常侍候。其間又作過十年的東平相。司馬師死后，司馬昭掌權，又繼任司馬昭的從事郎中，晚年(53歲)又求為步兵校尉，后世因稱其為阮步兵。在他死后兩年，魏主正式禪位于晉。在他死前，晉魏代禪已成定局，因此，他的一生可說經歷了兩次十分殘酷的“禪代”斗爭，這些對他的思想與創作都產生極深的影響。
阮籍的一生，從思想上說是苦悶的一生，他始終徘徊于高潔與世俗之間，依違于政局內外，在矛盾中度日，在苦悶中尋求解脫。少年時的阮籍是頗有壯志的，“籍本有濟世志”(《晉書·本傳》)，比如，他曾登廣武城，面對楚漢古戰場，發出“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的慨嘆，表現出目空古人的少年英氣。但是隨著政局的變化，他那種期待建立功名的熱情便消歇了，特別是在高平陵事件后，司馬氏父子相繼把持朝政，殘酷地屠殺異已，實行高壓統治，給他的思想以極大的影響。在這一高壓政治背景下，他最大的苦惱在于如何能夠全身遠禍。應該說，阮籍從司馬氏父子一系列地殺戮事件中，對司馬氏兇殘面目已有深入地了解，對于司馬氏用卑劣手段手段攫取政權的行為也是十分痛惡的，但為了全身，他又不敢明確表示反對，而這時他在士林中令名已著，司馬氏對他倍加注意，這更加使他處境維艱。阮籍一生的行為表現，其根源即在于此。因此，一方面，他對于時事政治問題表態十分謹慎，口不臧否人物，比如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司馬昭曾說：“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但另一方面，他對司馬氏集團的禮法之士卻極為蔑視。在生活方式上因而常常表現為放浪形骸，遺落世事，嗜酒成癖，對此《晉書·本傳》多有記載。比如，母親去世，他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他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聲。等到葬母時，他食酒肉不輟，而臨決之時又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吐血數升。裴楷往吊，他則散發箕居，醉而直視。他又善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相對。嵇喜來吊，他白眼相對，嵇喜不懌而退，而弟康聞之，乃齎酒攜琴來造，卻報以青眼。司馬昭曾為子向籍求婚，他大醉六十日，不得已而止。除此之外，他在他的詩文中對禮法之士也大加撻伐，猛然抨擊。他的這種表現自然引起了禮法之士的仇視。“禮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護之。”
阮籍身上所表現的至慎與越禮，實在是一對矛盾。司馬氏是提倡名教的，但對阮籍卻能容忍，也是一個矛盾。究其原因，阮籍在政治上的至慎，口不臧否人物、議論時政，便對現實政權沒有威脅，而他對禮法的蔑視，則多屬倫理道德范疇，對司馬氏政治亦無大害，對此，司馬氏是看得很清楚的，加之阮籍在士人的聲譽，殺之不僅無益，反而帶來殺名士的名聲，這就使得阮籍在亂世中得以全生，但其內心卻是十分苦悶的。
如果說阮籍是正始文人中苦悶的代表，那么嵇康則是悲劇的典型。
嵇康字叔夜，生于黃初五年(224)，卒于景元三年(262)，他是曹魏的女婿，曾任中散大夫，后世因稱嵇中散。與阮籍的“口不臧否人物”不同，嵇康的性格是“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晉書·本傳》曾記載他是“恬靜寡欲，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他的《家誡》也曾告誡兒子“宏行寡言，慎備自守”，但這只是他的玄學思想修對自己性情的一種約束，在實際上他卻做不到。在現實中，他的是非之心是十分明確的，對丑惡現象往往加以憤激的.斥責。他與阮籍的分別即在此。盡管他與阮籍都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但阮籍卻能在現實的沖突中虛與周旋，他則不同，他是一個感情極熱烈的人，而且對于生活的態度又極認真，這就使自己完全與世俗社會對立起來。據說鐘會去見他，他不為禮，遂引起了鐘會的嫉恨。但直接導致他被殺的則是他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一文。山濤從吏部郎轉遷為散騎常侍，舉薦他以自代，希望他放棄與司馬氏對抗的立場，但他卻作此書斷然拒絕，并與之絕交，表現出決不屈服的態度。文中提出自己不能就職的原因是所謂“七不堪”與“二不可”，對山濤以及依附司馬氏集團的毫無操守者多所譏刺，特別是文中宣稱自己“每非湯、武而薄周、孔”，直接擊中司馬氏的借名教以篡權的要害，因此，他的被殺便成為必然了。恰巧此時呂安為其兄呂巽所誣，他被牽連進去，司馬氏便以“亂群惑眾”的罪名將他殺害。嵇康盡管為司馬氏所不容，但他的人格魅力卻引起了眾多士人的崇敬。在臨刑之前，京師三千太學生曾上書為之請命。但這卻反加速了他的悲劇結局，因為司馬氏之殺嵇康，實際包含著打擊名士，給予警告的意味，嵇康在不自覺中成了當時名士們對于司馬氏勢力不滿情緒的代表，因而他也就為當時士人悲劇的典型。
阮籍與嵇康在個性與處理態度上的不同，也影響了他們作品面貌的不同。
阮籍的代表作品是《詠懷詩》八十二首，如果說阮籍的一生是苦悶的一生，那么他這八十二首《詠懷詩》就是他苦悶的象征。阮籍的苦悶在作品中的表現之一，便是他對人生的感慨，他感慨時光的飛逝，人生的短促，以及無法挽回這短促生命的深深的憂傷。其次則表現為對世俗禮法之士的厭惡，這與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態度有關。其三則表現為對理想的人生境界的追求，這實際上是他在現實中苦悶而不可解脫的另種表現形式，即通過幻想的境界來擺脫世俗的污濁。
嵇康的詩歌與阮籍不同。嵇康在生活上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的意義在于他把莊子理想的人格境界從哲學境界變為詩的境界。莊子的坐忘，在他詩中成為一種優游容與的詩歌境界，其《贈秀才入軍》十八首其十四中“手揮五弦，目送歸鴻。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即是這種境界的典型。
在藝術上，阮籍將集《詩經》《楚辭》與漢魏詩的比興集大成，以多種比興構成完整意境。他的比興是將象征手法和寓意的不確定性結合，從而形成了“厥旨淵放，歸趣難求”的特點。嵇康則由于其個性剛烈，詩風以峻切為特征。在體裁上，阮詩以五言詩的創作卓然名家，而嵇詩則以四言詩成就最為突出。
阮籍與嵇康的散文都有突出的成就，為魏晉散文的代表。阮的散文代表作為《大人先生傳》，嵇的散文代表作為《與山巨源絕交書》、《聲無哀樂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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