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賦的形成和發展
漢賦是在漢代涌現出的一種有韻的散文，它的特點是散韻結合，專事鋪敘。下面是語文迷小編收集整理的關于漢賦的發展過程，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賦是兩漢四百年問最流行的文體，當時一般的文士都從事這種文體的寫作，有不少的人還為此耗盡了畢生的才力。盡管它的思想和藝術的成就很難與唐詩、宋詞、元曲相媲美，但后代仍有不少文學評論家把它看成是一個時代文學的代表。
在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長河中，漢賦同唐詩、宋詞、元曲一樣，在文體前標明時代，只是說明這一文體在這個時代達到了高峰，并不意味著這一文體在這個時代才突兀出現。它們在被文人引入文壇之前，都曾作為一種通俗文學的形式，長期在民間流傳。賦作為一種文體最早是在戰國后期的楚國開始興起來的，它的主要特點是“不歌而誦”，適宜于口誦朗讀。它的抒情成分少，著重鋪敘和描寫，接近于散文;行文時又往往韻散間出，具有半詩半文的性質;在篇章結構上則多采用問答的形式。從我國文學史看，詩歌的產生先于散文，它在最初的階段與音樂有著密切不可分的關系，《左傳》等先秦文獻中有著不少“歌詩”的記載，但同時就有著“賦詩”，即用口頭朗誦詩的記載。賦作為一種新興文體，它不同于《詩經》中的作品，是不合樂歌唱的，當時人們根據這一特點，把它稱之為“賦”，應該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漢代經師在解釋《詩經》時，又把它的表現手法歸結為“賦，比，興”，而作為表現手法的賦，正是鋪張敷陳意思。作為文體的賦在手法上也確有鋪張的特色，于是有人把二者混同起來，認為賦休作品是由《詩經》賦的表現手法而發展起來的，其實并不確切。
根據現存材料，最早以賦名篇的是茍子。《荀子》書中的《成相》篇，就是作者采用當時流行在民間的勞動號子一類謳謠體而寫成的。由此我們可以聯想到，《荀子》書中的《賦篇》也并非是荀子的憑空創造，其體裁也是流行于民問的通俗文學形式，由他吸收來進行嘗試寫作的。從《賦篇》的內容看，除《佹詩》外，寫的是禮、知、云、蠶、箴五種事物，表現手法完全是采用“隱語”，即后世民間流行的猜謎語的方式，這也正是它的民俗性的證明。
在戰國大力寫賦的還有朱玉。宋玉也是楚國人，傳為屈原的弟子。司馬遷在《史記·屈賈列傳》中說：“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這里，司馬遷是把辭、賦區別來說的，辭即楚辭，屬于詩的范圍，而賦雖出于楚辭，但它韻散間出，更接近于散文。《漢書·藝文志》把辭和賦通稱為賦，并不符合實際情況。
宋玉的《九辯》是楚辭體，而其余傳為是他的作品者都是賦，它們都采用主客問答的方式，其開頭部分用散文寫明作賦的緣由，而主體部分則用鋪張的手法來描摹所賦事物的情況，絕少楚辭的那樣濃重的抒情成分，這正是賦體的特征。
漢初賈誼、淮南小山等人的作品，有的雖以賦名篇，但大多是楚辭的余緒，顯示由辭轉為賦的過渡痕跡。而初步奠定漢賦體制的是枚乘的《七發》。《七發》說的是楚太子有病，吳客去問病。吳客首先指出奢侈享樂是太子病的根源，并非藥石針灸所能治療，接下去他分別以音樂、飲食，車馬、游覽、田獵、觀濤的樂趣來啟發太子，由近及遠，由靜而動，逐步吸引太子的注意力，以改變他的生活方式。特別是觀濤一段，作者從多種角度來描摹濤的形狀及其變化，繪聲象形，豐滿生動，確把這“天下怪異詭觀”的最象呈現在讀者面前，而使人產生滌蕩胸襟，發蒙解惑的效果。正是在吳客這樣的誘導下，太子的病雖
然沒有完全好，但已。有起色”，喜悅的表情開始在眉宇之間出現，而漸及整個面部。在此基礎上，吳客進一步要介紹那些著名的“方術之士”來與太子“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于是太子據案而起，仿佛昕到了他們的“要言妙道”，出了一身大汗，病就完全好了。很顯然，作者認為象楚太子這樣的貴族子弟所患的病要治好，除了要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外，更主要的是要用作者認定的圣人辯士的“要言妙道”來改變他們的志趣。這表明了作者對封建貴族奢侈腐化生活的不滿，客觀上具有一定的.揭露作用。《七發》在形式上采用主客問答的方式，中間雖然雜有少數楚辭式的語句，但就通篇來說是間有韻文的散文，在狀物敘事上則帶有鋪陳夸張的特點。這都為后來司馬相如等漢賦作家所繼承，發展而形成固定的所謂“七體”的格局，因此《七發》在賦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以上我們從文學本身敘述了作為新興的文體賦的形成、發展和它的特點，但漢賦最繁盛的時期，以及最能代表漢賦特色的漢代大賦還沒有出現。它們的出現還要一定的社會條件來配合。
廣大勞動人民以血汗和生命所造成的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外貿易文化的交流，促進了城市的繁榮和興旺，也為君王貴族乃至地主豪商的奢侈生活提供了物質條件。他們夸富斗奇，大興土木，起造宮室苑同，游樂狩獵于其中，而漢賦的典型作品，即所謂的游獵、京都大賦就正是以統治階級這樣的畸形的物質生活為其直接的描寫對象的。漢初蕭何為漢高祖劉邦建造長樂宮、未央宮，劉邦感到豪華過分，蕭何卻回答說：“天子以網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而漢代賦家寫賦，正是用鋪張揚厲的文字來頌揚貴族君主的生活環境和他們的享樂，又以其富庶繁盛來襯托漢家天子的威嚴，這正好適應了統治階級說要盡情的享受，又要找出堂皇理由的虛偽心理。即使是賦的末尾那一點“歸之于節儉”的諷諫內容，也是統治階級所需要的，因為這樣可以在他們極盡奢侈為能事之后，求得心理上的平靜。而“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諷;帝反縹縹有凌云之志”，《漢書·揚雄傳》的實例，正好說明這種諷諫的實際效用。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會明白為什么漢武帝一即位，就迫不及待地要把他早已聞名的著名賦家枚乘迎來長安。遺憾的是，盡管他用了最平穩的車子(所謂“安車蒲輪”)，但年老的枚乘仍經不起路途的顛簸而死于途中。我們也就會明白為什么當他讀到司馬相如的《子虛賦》時，會發出“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的感嘆。而當狗監楊得意說這是他的同鄉司馬相如所作，漢武帝真是又驚又喜，很快召見了司馬相如，并且成為了他不離左右的侍從之臣。漢武帝如此，他以后的宣帝、成帝也是如此，他們都以利祿為引誘，把許多著名的賦家招致到他們的周圍，這正是造成漢賦在漢武帝以后一段時間里特別繁榮的重要原因。
班固在《兩都賦序》中說：
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云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 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眾庶悅豫，福應尤盛。……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后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余篇。
班固對漢賦的完全肯定和贊揚，是由于他的政治立場所決定的，但他為我們簡要地描述了漢賦繁盛時期的情況，同時也使我們認清了漢賦的社會作用和本質，它同《詩經》的雅頌一樣，是一種宮廷文學，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潤色鴻業”服務的。
中國文學發展中常常出現這樣的情形，一種文學樣式在民間興起，漸漸被文人所重視。所運用，由一種被鄙視的俗體而成為文壇的正統形式;而在這一過程中，它在體制上更加完備，在表現方法上更加精細，但它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發展。漢賦也不例外。賦發展到漢代，它適應了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在漢武帝等皇帝前大力提倡下而盛極一時，特別是由于眾多的作者的共同努力，使它的藝術的表現日趨完善，司馬相如正是這眾多作者中的最突出的人物。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是一個一生致力寫賦的文學家。《子虛上林賦》是他的代表作品。這篇賦最早見于《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它是借楚使于虛和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的對話聯結成篇的。作品先由子虛和烏有先生互相夸耀楚齊游獵的盛況，最后由亡是公以天子上林苑的壯麗、游獵規模的盛大以壓倒齊楚，表示了漢天子君臨天下的聲威。聯系到被平息不久的吳楚七國侯王的叛亂，作者這樣的描寫，在政治上的用意是十分明顯的，這也是它受到漢武帝的激賞的重要原因。這篇賦結構宏偉，詞匯豐富，多用駢語、排旬，層層渲染，氣勢充沛，時有生動形象的描寫，如描寫音樂的一段：
于是乎游戲懈怠，置酒
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
寓(字);撞千石之鐘，立萬
石之虞;建軍華之旗，樹靈
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
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
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
之蕩波。
但總的說來，這種描寫夸張失實，而減弱了藝術感染人的力量，特別是由于它的寫法十分呆板而缺少變化，如描寫一個地方，總是其山怎樣，其石怎樣，其東、其南，其北，其西有什么，其上，其下有什么，又加上作者精通文字學，喜歡用奇詞僻字，因此單看某一個片段，似乎詞采絢麗，但從整體來看，卻象一件百衲衣，五光十色，斑駁陸離，失去了和諧的自然之美。漢賦在司馬相如手中建立了固定的形體，《子虛上林賦》成為后世賦家寫作的典范。自此以后，刻意模仿，形成風氣，以至象西漢末年的揚雄、東漢初年的班固等人，他們在思想，才力諸方面都堪稱大家，但他們的賦，都沒有越過《子虛上林賦》的藩籬，全然失去了自己的創造力。正是由于這一點，揚雄晚年覺悟到早年熱心寫賦不過是“童子雕蟲篆刻”的小技，而終止了賦的寫作。揚雄晚年這一看法與班固對賦的完全肯定一樣，都使我們進一步認識了漢斌的性質。聯系到漢武帝時另一賦家枚皋“自悔類倡”的感嘆，更可以使我們明白在封建社會，文學進入宮廷，作家成為御用時的地位的可悲，以及封建統治者熱心文藝的真實用意。
社會是耍前進的，它也就要求文學適應它的需要而有所變化。東漢末年社會種種矛盾的激化和斗爭，人民的大起義，嚴重地打擊了儒家一尊的政治地位，也動搖了漢武帝以來寫賦以歌頌“上德”的舊的文學傳統，樂府詩和五言詩以茁壯的生命力出現于文壇，賦也由此注入了新的血液，出現了張街、趙壹，禰衡等人以表達個人對時代、社會變化感受為內窖的抒情小賦，顯示了賦的轉變和發展，后世仍有不爹人從事于賦的寫作，但無論如何它不再會成為時代的主要文學形式，這也應該說是我國文學史發展的一個規律。
拓展：漢賦四大家
漢賦四大家指司馬相如、楊雄、班固、張衡，四人都有代表性的名篇傳世，在當時及后世文壇影響深遠，文譽其名。司馬相如確立了漢賦勸百諷一的風格，代表作《子虛賦》、《上林賦》標志著漢賦的成熟。楊雄《甘泉賦》、《長揚賦》、《羽獵賦》則以司馬相如諸賦為藍本，在文學史上首開不遜于原作的模擬之風。班固代表作《兩都賦》，盛夸東漢之聲威。張衡所著《二京賦》比之《兩都賦》篇幅更長、結構更宏偉，被譽為“長篇之極軌”。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約公元前179—前118年)，西漢大辭賦家。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本名司馬長卿，因崇敬戰國藺相如，改名相如。少好讀書、擊劍，曾為景帝武騎常侍，因景帝不好辭賦，辭官，游于梁會王門下。后回蜀，期間與才女卓文君私奔，留下千古美談。漢武帝后來看到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大為贊賞，召其入宮，司馬相如由此成為宮廷辭賦家。晚年任文園令，后免官居茂陵，元狩五年前后病卒。
漢代，賦這種文體大盛，涌現出了一批善于寫賦的作家，而司馬相如則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除《子虛賦》外，司馬相如還作有《上林賦》、《美人賦》、《長門賦》等。其中，《子虛賦》、《上林賦》內容相連，以子虛和烏有先生爭相夸耀本國的故事為基本構架，極盡鋪敘、夸張、想象、排比之能事，氣勢恢弘，典故堆砌，文字華彩，從各個方面體現了散體大賦特點，奠定了散體大賦的體制，在我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長門賦》為代表的騷體賦對我國宮怨文學有不小的影響。因其文學影響，司馬相如被認為是與司馬遷齊名的重要作家。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言：“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
《漢書·藝文志》著錄有賦二十九篇，其它古籍還引用了相如兩篇賦的一些文句和篇名。其賦作多佚，今僅存《子虛賦》、《上林賦》、《大人賦》、《長門賦》、《美人賦》和《哀二世賦》六篇，其中《長門賦》與《美人賦》的作者仍有爭論。后人輯有《司馬文園集》。
揚雄
揚雄(前53—公元18)，漢賦代表作家，與司馬相如并稱“揚馬”。字子云，西漢蜀郡成都(今四川郫縣)人。適值王莽篡漢，被迫投閣，曾自殺未遂，后抑郁而死。
揚雄少時口吃，不善言談，默而好深湛之思。其家貧而好學，博覽群書，不慕富貴。揚雄早年酷愛辭賦，尤其仰慕同鄉作家司馬相如，曾模仿其作品著有《甘泉賦》、《羽獵賦》等。40多歲時，揚雄被推薦為漢成帝的文學侍從，期間寫了一系描寫天子祭祀、田獵的賦作。揚雄的辭賦在當時頗負盛名，但其后來卻認為這是“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并不再寫賦，而埋頭于撰寫時人并不懂的學術著作，以求傳之后世。揚雄仿《易經》寫《太玄經》，闡發自己的哲學思想;仿《論語》寫《法言》，主張文學應當宗經、征圣，以儒家著作為典范。另著有語言學著作《方言》，是研究西漢語言的重要資料。因揚雄的重要影響，《三字經》將其與老子、莊子、茍子、文中子(王通)并稱為“五子”。
原有文集，今已散佚，明人輯有《楊子云集》。《太玄經》有北宋司馬光《太玄經集注》、正統道藏《太玄經集注》、明葉子奇《太玄本旨》諸本;《法言》有晉李軌《法言注》、北宋司馬光《楊子法言集注》諸本。
班固
班固(32—92)，東漢前期著名史學家和文學家。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陜西咸陽西北)人。出身官僚世家，其父班彪是東漢著名史學家。永元四年(92)，因竇憲事件牽連入獄，同年死于獄中。
班固自幼聰明早慧，年九歲，能寫文章，誦讀詩賦。所著《漢書》是我國古代最早的紀傳體斷代史，書中為司馬相如、揚雄等賦家立有專傳。史家之外，班固也是漢朝一位重要的賦家和賦論家，其賦今存有《兩都賦》、《幽通賦》、《竹扇賦》等，賦論主要體現于《兩都賦序》及《漢書》有關賦家的傳論中。
班固受漢明帝賞識入朝修史時，洛陽正修造宮室、浚繕城隍，而關中父老仍希望朝廷西顧，建都長安。班固對此持有異議，遂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后漢書·班固傳》)此賦在蕭統《文選》中位列第一篇，開創“京都大賦”一體，對后世影響較大。
班固所著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等四十一篇行于世。《隋書·經籍志》著有《班固集》17卷，已散佚。明代張溥輯有《班蘭臺集》，傳于今。
張衡
張衡(78—139)東漢偉大科學家、文學家。字平子，南陽郡西鄂縣(今河南南陽縣石板橋鎮)人。生于官僚世家，父早亡，祖父張堪曾任蜀郡太守。永和四年(139)，積勞成疾而卒。
作為一位文理兼修的大家，以科學家身份名垂后世的張衡，同時又是一位重要的文學家，作品具有獨創性，尤長于詩賦。
張衡17歲時離開家鄉，出外游歷，訪師求學，到達當時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的西漢故都長安，后來又在京師洛陽居住五、六年。沿途的山川風物、歷史古跡，以及參觀京城太學和結交文人學友，大大豐富了他的閱歷、開拓了他的視野，為之后創作《二京賦》打下基礎。東漢永初元年(107年)，29歲的張衡“精思博會，十年乃成”《東京賦》和《西京賦》，總稱《二京賦》。《二京賦》在模擬班固《兩都賦》的基礎上，注入新鮮內容，特別對封建統治者的窮奢極欲進行了諷刺，警告統治者不要樂極生悲，不要結怨于民，牢記“水所以載舟，水所以覆舟”。此外，張衡的小賦具有抒情的特點，打破了漢賦敷陳描寫的老一套，將漢賦從長篇大論的堆砌文字轉變為抒發心靈的短小篇章，為后來魏晉抒情小賦的大量出現打下了基礎。
《二京賦》外，另著有《南都賦》、《溫泉賦》、《歸田賦》、《思玄賦》、《四愁詩》等名篇，今人張震澤注有《張衡詩文集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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