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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書籍是如何刊印的
書籍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可謂是十分常見了,那你想了解一下古人的書籍是怎么來的嗎?下面是小編給大家帶來的是古代書籍是如何刊印的,僅供參考,一起來了解一下!
介紹
古代的刻書系統將書籍刻印分為官刻、私刻、坊刻。這一理論始自葉德輝的《書林清話》。官刻包括中央與地方官府刻書,私刻一般指官員、士人、鄉紳等個人刻書以及寺院、道觀、家族祠堂等刻書(也有將寺院刻書另分一類的),坊刻指書鋪商人刻書。三者之中,除坊刻以贏利為目的以外,其他兩者都不以贏利為目的,或者只求保本微利。
3個刊印方法
(一) 官刻
由國家機構出資或主持的圖書刻印活動。
官刻開始于五代馮道刻印《九經》,此舉使雕版印刷從民間行為上升為中央政府倡導之事。歷經后唐、后晉、后漢至后周廣順年間總計22年時間,完成刻印。
《九經》的校刻,是在國子監完成,并由國子監主持,書版也收藏在國子監,所以歷史上稱為“五代監本”《九經》。
此書的刊刻,開啟了儒家經典大規模刊刻的先河,也標志著印刷術從民間走入官府。
宋明兩代都是國子監刻書的興盛時期。宋代國子監刻書內容范圍很廣,遍及經史子集四部,刻書的數量也很大,是當時中央政府的主要刻書機構。明代國子監分為南(南京)、北(北京)兩監,南監多在前人遺留下來的宋、元兩代版片的基礎上進行整理、修補、刷印圖書,以“十七史”最為著名。北監則以翻刻南監本為主,如《十三經注疏》等。
元代和清代的國子監則很少刻書。
歷代朝廷刻書的專門機構,除上面說到的國子監外,元代有興文署、明有司禮監,清有武英殿等等。此外朝廷各部門也都可以刻印與自己業務有關的書,如刑部刻律法,太醫局刻醫書。
由于財力雄厚,歷代官刻本書籍一般品相比較考究,具有字大行疏,開本闊大,紙墨精良,裝潢鋪陳等特點。許多大部頭的圖書,也是在官府雄厚財力的支持下才得以刊印,如宋代編纂刻印的《大藏經》《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清代的《古今圖書集成》等,都是鴻篇巨制,非以政府之力無法完成。
在內容取向上,官刻多以正經正史為載體,在校勘質量,不同歷史時期與不同刻印機構往往有很大不同。以國子監刻書為例,五代兩宋時期的監本,底本優良,校勘精湛,士人奉之為圭臬,而明代的監本多用前代舊版,字跡不免模糊,故質量不高,南監印書有“大花臉本”之稱,北監本錯謬更多。再如明代的經廠刻書,多出自太監之手,校勘不精,素為后人詬病,但明代的藩府刻書,則在藏書家中享有口碑,人稱“藩刻本”。
(二) 私刻
私刻中最多的是家刻,所以私刻也往往泛稱“家刻”。這些書籍的牌記多刊自家堂號、宅名或書齋名等。私刻的出版主體多是士人學者,刻書多以學問崇尚,文化推廣、知識傳播為目的,注重青史留名,并不以贏利為動機,所以重視質量,校刻精審。
私人私宅刻書,唐五代時已發其端,五代毋昭裔所刻印的《文選》《初學記》等都是五代私宅刻書的實例。
官刻之書,素以經史聞名,然而私家出版的經史,精品也不少,如宋王善夫家塾本《史記集解》,明毛晉汲古閣本《十三經》《十七史》等。
到北宋開始,私家紛紛出資刊印前代名人集,如北宋穆修首次刊印韓愈、柳宗元的全集等。到明清時期,全國私刻大盛,江蘇常熟汲古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明清私家出版的書籍品種數量,總的看已遠遠超過官刻。官刻不重視子部與集部之書,大都經明清學者重新校勘整理或作注釋之后,再由私家刊刻,傳承至今。
利用自己豐富的藏書編印大部頭叢書,是明清私家出版的另一特點。叢書始于宋代,最早的是宋俞輯《儒學警悟》。明代有《唐宋叢書》《格致叢書》等。清代叢書極盛,特色鮮明,文化積累價值很高。著名的有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黎庶昌《古逸叢書》,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等。
重視書籍的文化價值,是私家出版的傳統。熱衷于私家記的人,比如黃丕烈,一生熱愛藏書,又一生刻書,是版本學桌然名家,再比如阮元,一生從事經學教育與經學出版,是清代著名的經學家。私家出版人中,很少有專業叢事出版的,大都像阮元,黃丕烈那樣,以學者、藏書家的身份兼事出版,他們有強烈的文化傳播意識,他們文化水平高,熟悉學術發展狀況,也熟悉學術界讀者需求,所以刻書的選題有針對性,常能把握別人尚未發現的文化價值。他們深知校勘之理,或親自校勘,或延聘專家代勞,因而質量較有保證,所刻之書,為當時及后人所重。
但士大夫兼做刻書之事,并非以此為生,只是因為成本太大,不售賣無以為繼,但售賣又往往不懂經商之道。因此罕見從中致富之人,而將家產賠了進去,又樂此不疲的,總是屢見不鮮。實際上中國士大夫一向輕視經商,士人刻書不諳商業經營之道,觀念上又以利潤最大化為可恥。從現代出版觀念考察,這正是私家出版的致命弱點。
(三) 坊刻
坊刻的出版主體是書商。我國早期印刷品多為坊刻本。在唐代,除寺院刻經之外,大部分是民間坊刻。刻印的圖書中佛經最多,歷書、字書、韻書、占夢、相宅等民間用書次之。
據《東京夢華錄》記載,產時開封大相國寺附近已經成為書鋪集中之地。古代書鋪有兩種:一是只售書,不刻書:一類是既售書,又刻書。南宋時的杭州,刻鋪林立,如孫起父子的“書籍鋪”既刻書,又售書,還編書。福建建陽的崇化、麻沙兩鎮的書坊,自宋至明數百年不衰,所刻書人稱“建本”或“麻沙本”。自宋開始,全國出版許多出版中心,如宋有杭州、成都、建陽、平陽,元代有杭州、建陽、明有南京,蘇杭等。這些地方之所以成為出版中心都是因為坊刻興旺。南宋時期我國形成三大坊刻雕版中心,兩漸坊刻(集中在杭州和金華),福建坊刻(建陽)蜀中坊刻(成都和眉山)。
坊刻傳播大眾文化的功績最大,小說戲曲自宋至明多是坊間先刊行的。
出版商采用新技術的積極性,遠比官刻為高,中國歷史上出現在以坊刻為代表的民間出版活動中,如雕版書籍中象鼻書耳的運用。
印刷術與民間藏書相輔相成,沒有印刷術的發明和普及,藏書不可能產生,而正是因為藏書的發展,印刷術便也因人們的喜好而有了自己的方向。知識階層在中國古代一直是具有確定文化走向的能力,知識階層對于書的需要,直接影響了中國歷朝歷代的印刷業的發展。前面的列舉可以看出,以藏書來說,雕版印刷的書籍,占的額數大,品類也多,而活字印刷的書籍,除了皇家印刷的“聚珍版”之外,很少為人所青睞。說明這個問題,還得回過頭來說藏書,古籍善本中的“王者”,毋庸置疑就是宋版書了。宋朝民間社會極為繁榮,統治者又極為善待文人,文人的地位空前絕后,這兩點導致宋朝印刷業的繁榮,宋朝書無論官刻、私刻還是坊刻的圖書,都十分講究。從質量上講,官刻之書把關較嚴,尤其是國子監所雕之書,從對原書的校勘到付之雕版要經過3道手續,所以差錯較少。私刻之書注意精美。而坊刻書,因其書賈追求銷售,質量較差。但其雕版速度快、種類多因而銷量大。
各朝代的刊印方式
隋唐五代印刷
隋唐五代歷三百七十九年(公元581-960),是雕版印刷的早期階段。從出土文物和文獻記載來看,唐代的雕版印刷品主要是一些讀物、日常和宗教用品,如佛經、佛像、歷書、語言文字工具書以及票據等。除了純文字的讀物外,還有圖文并茂的插圖本。這些印刷品在當時的社會有很大需求量。
在唐代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五代十國(10世紀)印刷,出現了新的突破。由政府刊刻的儒家《九經》是印刷業的一個創舉。因為印刷的范圍從此大大拓寬,更進一步被用于刊印圣賢之書。雕版印刷的普及,更為兩宋的印刷黃金時代奠下了基礎。
宋元印刷
兩宋時期,雕版印刷技術更趨成熟,北宋時發明了活字印刷技術;元朝時王禎完善活字印刷,制造了轉輪貯字盤,加快了撿字速度。除了有單色印刷外,更有復色印刷,在印刷品裝訂與裝幀方面也有新的突破。
宋朝印刷品內容擴及儒、釋、道及諸子百家所有領域,舉凡文史、哲學、地理、詩文、小說、戲劇、星象及音樂之類的刊本,應有盡有。特別是出版了更多的科技和醫學著作。除了書籍和版畫的印刷以外、還有紙幣的印刷和發行。
宋元以來出版中心散及全國四面八方,印刷用紙質量和品種超過以往歷代,形成官刻、坊刻及私刻的印刷網絡。由于印刷術的普及和進步,使這一時期的印刷品趨于完美,成為后世典范,為明清兩代的發展奠下了基礎。
遼代印刷(公元907-1125年)
契丹族建立的遼國,于公元十世紀達到鼎 盛。他們重視佛教,大量吸收中原文化,除大 量印刷佛經外,也印刷儒家經典、各類史書、 詩集及各種工具書。
遼代印刷業最發達的是燕京(北京)、范陽 (涿洲)以及河北、山西北部一帶。在當時的燕 京,已有多間民間作坊,說明當時北京的印刷 已經十分興盛。遼代的大型印刷品為《契丹藏》 (《遼藏》)卷軸裝,約五千余卷。
在山西應縣木塔中,還發現幾件印刷敷彩 佛畫,為印刷黑白底紋后,再用手工涂彩而成。
金代印刷(公元1115-1234年)
北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金世祖完顏旻稱帝,正式成立大金國,天會三年(公元1125年)滅遼,天會四年占領開封,形成南宋和金朝長期對峙的局面,并且設北京為中都,成為當時的政冶中心。
金代對印刷十分重視,設國子監,主管書籍的印刷。據載,金國子監所印的書有六經、《十七史》等書三十余種。
金民間印刷業,遍及今河南、山東、河北、山西、陜西等北方廣泛地區,尤以平陽一帶最為興盛。
平陽(今山西臨汾)及其附近分布了較多的印刷作坊,數量及質量可與建陽相比。黑水城出土的《四美人圖》即來自平陽著名印刷作坊姬家。平陽民間印刷的《金藏》,工程巨大,歷三十多年才刻印完成,現存約四千多卷。這證明當時平陽一帶集中了一批精良的刻版工匠。
《大藏經》
女真族與漢族、契丹族一樣信奉佛教,各地寺院藏有印本佛經圖,有的寺院自行籌資印經。最著名的是公元1148至1173年在河東天寧寺(今山西運城西南)所刻印的金版《大藏經》,收佛典6900余卷,作卷軸裝。公元1933年此金版藏經于山西趙城廣勝寺被發現,又稱《趙城藏》。
西夏印刷(公元1032-1227年)
以黨項族為主體建立的西夏,居今寧夏一帶。他們信奉佛教,除使用自己的文字外,也使用漢字。
西夏建國以后,開始刻印書藉,而且印量很大。政府機構中,設有紙工院和刻印司等,可見西夏政府很重視印刷。
西夏印刷品中佛經數量最大,非宗教著作中有字書、儒家典藉、歷史書、政治書、兵書和歷書等,有西夏文,也有漢文。既有木刻本,還有十二至十三世紀的木活字本和泥活字本,如寧夏發現的西夏文木活字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續》和甘肅武威出土的西夏文泥活字本《維摩詰所說經》。
明清印刷
明清兩代的印刷,不但在數量、題材及產地分布上超過前代,而且印刷品的藝術性也非前代可比,在技術方面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明清期間的木雕版印刷技術更趨成熟,插圖本著作驟增,由于多色套印的發展,使整幅美術作品能用印刷形式表現出來。歷史上的泥活字和金屬活字得到全面復興,出現了用木活字和銅活字大規模印刷的高潮。
明清時形成橫平豎直、橫輕豎重的方形標準印刷字體,是印刷術進步的標志。書籍裝訂方面,包背裝和線裝成為主流。歷史上沒有任何朝代像明清時那樣出版題材廣泛的通俗讀物,尢其是插圖本戲曲、小說、畫冊。此外,經史子集、釋道、科學技術、地方志、譜牒、叢書、類書、西洋著作及各種用少數民族文字
編成的作品,甚至天主教讀物,都無所不包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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