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常識之所謂八股文
八股文是明清科舉制度中常用的一種寫作文體，要求考生根據一定主題，按照八段制的形式進行寫作。下面是小編整理的國學常識之所謂八股文，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八股文是應試作文，明清兩朝應用了幾百年，今天不僅被一腳踢開，還成了世上最爛文章的代名詞。一種文體被人們如此厭煩，在世界文學史里也是少見的。
八股文是遵命文學。科舉是皇命，總考官是皇帝。貢生，舉人，進士這些名目，是向皇帝貢奉，舉薦，進呈之意的直率表達。皇帝的命令依古訓叫“制”，因此八股文的別名又叫“制藝”。也叫“制義”，指寫文章要微言大義。如今的教材，課本叫“講義”，也是此種路徑。只是今天的講義，“主義”講的多，人生大義講的少。八股文還叫“四書文”，明清的科考，“四書”是考試范圍，但標準答案只能是朱熹注的“四書”，這項硬性規定出自明朝。朱元璋學習唐朝李世民攀文化親戚的做法，李唐攀老子李洱為遠祖，朱明攀朱熹為近親，于是宋代的朱熹跨朝代成了明朝的講師團團長。清襲明制，一直到1905年八股皇考被廢止。其實在宋代，朱熹的學問并不是最好的，陜西的關中大儒張載就在其上，這基本上是當時的共識，張載百年后，是被“請入”文廟侍孔子的。后來的文廟，朱熹取代了張載，也起于朱皇帝的攀親。可見，文人被皇帝攀上，是有好果子吃的。
八股是文章體裁，很程式化，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構成，每一股均有嚴格的規定。全是“規定動作”，沒有“自選動作”，寫作者不能自由發揮。八股文過于強調技巧，講究精雕細琢，修字煉句，對偶對仗，但也因此傷了文章整體的渾然大方，有佳句無名文，這是一弊。這一弊也帶來一點益處，后來楹聯的大興即受惠于此。再一弊是取悅龍顏，用張中行先生的話講，“著文，撇開自己，眼看皇帝，心想皇帝。還能寫出什么來呢?”
八股文大的益處是使“四書”成為普及讀物，不僅要讀通，還要讀透，否則考題也弄不懂，因為是命題作文，作文題目均取自“四書”里的原字句。有一字或幾個字的“小題”，有兩句三句以至全文的“大題”，還有比較荒唐的截搭題，“截取句子的頭尾，或前一句的尾搭上后一句的頭，或截前一章的尾搭后一章的頭，更有隔篇截搭的”(啟功語)。比如“王速出令反”這個考題，截搭《孟子》的“王速出令，反其旌倪，止其重器”一語。八股取士是給國家選人才，不是考作家。透過一個文章，摸摸生員的底子和基本功，也看看腦子是否清楚。今天高考的“話題作文”，應該是得了八股命題啟示的。
作為應用文，八股文是一位歷史老人，顯赫了幾百年。至于它“遵在上者之命”，也不必太責備求全，做這檔子生意的又不止它獨門一家。八股文已廢止110年了，時至今日，各種面貌的新八股還少么，真真是殺了一個八股，多少多少個八股站出來。
拓展：明代中前期程朱理學八股文與文學
八股文作為明代最重要的科舉考試文體，對明代文學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這己成為學術界的共識。但這只是歷史實存呈現出的表象，實質上，在其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程朱理學。雖然考試文體對其他文體產生滲透與影響是文學史上常見的現象，如唐代行卷對傳奇的影響，宋代經義策論對宋詩的影響等，但是，像八股文這樣與官方意識形態結為一體，作用巨大，涉及極廣的文體影響卻僅明代文學一例。
一、程朱理學與八股文的關系
(一)明代中前期，程朱理學與八股文是八股其形、理學其實、互為表里的一體關系。八股文是作為統治者向天下士人灌輸程朱理學的主要載體而登上歷史舞臺的。
明永樂十二年(1414年)，明成祖下詔修《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翌年書成，“上親序之”，令頒行全國。此舉標志程朱理學被正式確立為朱明王朝的治國思想。在這一時期，還發生了兩件與士人息息相關的重大事件。一是在學校、科目、薦舉、銼舉四種“選舉之法”，中，科舉成為官府選拔人才和士子求得仕進的唯一有效之途。《明史·選舉志三》記:“永樂以后，能文之士，率由場屋進以為榮。”“(薦舉)久且廢不用矣。”岡‘徹，《明史·選舉志二》記載，明永樂天順以后，“非進士不人翰林，非翰林不人內閣。·一通計明一代宰輔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蓋科舉視前代為盛，翰林之盛，則前代所絕無也。”
另一件事是官方指定的八股文考試內容，由明初的兼古注疏轉為專宗程朱。《明史·選舉志斗記日:
《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永樂間，頒《四書》、《五經》、《大全》，廢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張洽《傳》，(禮記)只用陳潞《集說》。
從此，“二百余年以此取士，一代令甲在焉”(清四庫館臣評)。
理學大儒丘涪在《大學衍義補》中敘述了上述從明太祖到明成祖八股取士內容的變化，并盛贊明成祖這一尊程朱于一統的舉措:
至于有宋潦關閩諸儒者出，然后經旨大明于世。而我列圣又表章之，遂為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論。是以道德一而無歧轍之差，風俗同而無疆界之別，斯世斯民，得以見天地之純全，識圣賢之至理，享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歟!
一個世紀之后的何良俊目睹了這一舉措對學風產生的惡劣影響:
太祖時，士子經義皆用注疏，而參以程朱傳注。成祖既修《四書)、《五經》《大全》之后，遂悉去漢儒之說，而專以程朱傳注為主。夫漢儒去圣人未遠，學有專統，其傳授豈無所據?況圣人之言廣大淵微，豈后世之人單辭片語之所能盡?，一自程朱之說出，將圣人之言死死說定。學者但據此略加敷衍，湊成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書為何物突!以此取士，而欲得天下真才，豈可得乎?
暫且不論功過，與科舉考試只重八股文的實際情況聯系起來看，明太祖用八股文推行程朱理學的目的昭然若揭。這樣，朝廷用程朱來武裝士人，士人靠程朱來贏得科舉。用八股文這條與士人休戚相關的“生命線”，最高統治者把理學與士人緊緊捆綁在了一起。于是，程朱理學看不見摸不著的抽象意識形態化成了八股文遵經守傳等可具體操作的程式規則，并通過士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股修習浸人到他們的生活、思想、文學創作的方方面面。顯見，在歷史實存中浮出的是鋪天蓋地的/又股文章，而程朱理學則隱藏于下。在這個意義上，明代中前期，八股文與程朱理學互為表里、結成一體，可謂八股其形、理學其實也。劉熙載《藝概·經義概》記:
明儒馮少墟先生名所集舉業為《理學文鴿》。理學者，兼致知力行而言之也。
以《理學文鴿》來命名/以役文集，可見，在明人眼中就是把八股文與理學看作一體的。
八股文所起的這種作用，被同樣作為統治者的乾隆一語道破。他在(日講四書解義序)中說:“道統在斯，治統亦在斯矣。才把八股文上升到承繼“道統”維系“治統”的高度來認識。在《欽定四書文序》中，乾隆帝又從選拔人才的角度對八股文所起的這個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
國家以經義取士，將使士子沉潛于四子五經之書，闡明義理，發其精蘊，因以規學力之深淺與器識之淳薄。而風會所趨，即有關于氣運。誠以人心士習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征應者甚巨也。
國家以經義取士的目的在于，通過它培養出一大批以程朱理學為世界觀、價值觀的學力深、器識淳的人才。所以，八股雖小，卻關乎國之氣運，國之根本。
(二)尊程朱理學于一統是促進八股文體制最終定型的決定性因素。八股文體制在明代立國之初并不完備，而是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發展，到明成化(1465一1487)年間才最終定型。胡鳴玉《訂訛雜錄》卷七云:
今之八股文，或謂始于王荊公，或謂始于明太祖，皆非也。案宋史熙寧四年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士，命中書撰大義式頒行。所謂經大義，即今時文之祖。然初未定八股格，即明初百余年，亦未有八股之名。
顧炎武指出:
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衍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146年)，會試《責難于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即講“責難于君”四股，中問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一淺一深(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為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句股實不止于八股者)。其兩扇立格(謂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之相傳謂之八股。
在八股文的定型過程中，明永樂(1403-1424)年間無疑是一個關鍵時期。此期，程朱理學、八股文、士人這三個因素第一次全方位聚集在永樂這個點上，而這三個因素的齊備正是八股文體制最終定型的必要條件。專宗程朱、遵經守傳使得作為考試文體的八股文有了簡便明確、便于士人修習的內容限定，同時也為考官提供了統甲客觀、便于操作的閱卷標準;功名系于科舉一途，“非是途也，孔孟無由進”，使天下士予乙無旁鶩，傾畢生精力于舉業之中，在內容無可發揮的狹小空間竭盡所能探索八股形式的變化，使其日臻成熟和完美。
在這三個因素零距離地磨合了五十余年后，在成化年間時八股文的體制最終定型。所以，在八股文的定型過程中，尊程朱于一統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八股文對明代文學創作的影響
當八股文以穩定成熟、明確規范的程式出現后，除了承載和傳播理學之外，它還作為一種文體而行世，開始發揮其文體學意義上的影響，從而進入夕、股文影響史上一個新的時期。
第一個層面是滲透式影響，以被影響者的不自覺接受為特點。它發生作用的方式是靠朝廷的功令來左右士人的讀書范圍，日常修習，在耳濡目染的長期浸潤中，“日漸月化”地完成對其思想觀念、思維模式、情致心態的滲透。對接受者來講，這是一個不知不覺的過程。在不知不覺中，文人群體也開始把這種“滲透”再“滲透”到自己的文學創作中。
戴名世說:
以四子之書，幼而讀之即學為舉業之文，父兄之所勸勉，朋友之所講習，而又動之以富貴利達，非是途也則無以為進取之資，使其精神意思畢注于此，商鼓舞踴躍以赴之。而人之學之者，自少而壯而老，終身鉆研于其中，吟哦諷誦，揣摩熟習，相與揚眉瞬目，以求得當于場屋。 這樣年復日久的修習，必然會產生以下結果:
及其志業已酬，思以文采自見，而平時所沉酣濡裁入骨已深，即欲極力模擬，而格固不出此矣。至于當官奉職，從事筐筐之間，亦惟其素所服習以資麟獻，而質固不出此矣。雅則俱雅，敝則俱敝，己亦不知，人亦不知矣。
這己不知人亦不知、想脫卻脫不掉的東西，正是徐渭、王驥德服胃的“時文氣”。被推為“明文第一”的歸有光尚且“古文雖工，終不脫時文氣息，而且終身不能為詩”，其他人就更不能幸免了。因為，“惟其始也以八比入，其終也欲擺脫八比氣息，卒不易得耳”。
所以，這種影響對文學的作用威力甚大，只要士子一動筆，時文氣就會隨其筆觸滲透到創作的每一個毛孔之中。我們以明代文學最盛行的模擬之風為例，可證此風正是由八股而來。
模擬在少、股文中實屬正常:一是指模擬考中之人的文章，如程墨、房稿、社稿等，是ZU沒修習的主要方法;二是指模擬古人口氣而為之，稱為人口氣，是八股文的寫作方法。此只就前者論之。
作為修習八股的基本方法，模擬可細分為“偷格”、“偷意”、“偷調”、“偷文”諸法。(制義叢話》卷十一引鄭蘇年語云:
時文家有偷格、偷意之法，不以剿襲論。今作墨卷者往往偷調，亦足動人。惟偷詞則風下矣。有偷名文之調者，有偷時墨之調者，有好手能偷古文之調者，則鮮不傾動一時。
可見，在時文領域，偷格、偷意、偷調并不算作抄襲，只有偷詞方顯下作。但是，前三偷的結果必然是偷詞。模擬至此必成弊端。《制義叢話》卷一引蘇翔鳳《甲癸集序》言曰:“文運之壞也，有三大病，三惡習，三毒種焉。”三大病，“一曰徽，二日竊，三曰奴。”“竊”，就是模擬剽竊。
長期專注于揣摩圣人心思，模仿圣人口氣，靠仿照名元之文來寫作的士子，嘗試創作其他文體，往往一上手就會不自覺地落人模擬的“窠臼”。宋佩韋在其《明文學史·引言》中論前后七子的一段話很能說明問題:
在復古派的詩文的作風上，我們還可以看到一點時代的背景。復古派的詩文，有兩點最為后人口實:第一、是模擬或剽竊……剽竊是由于模擬而來，凡模擬未有不流于到竊的。然而這模擬習慣的養成也是由于八股文。八股文需“代古人語氣為之，”其精神全在模擬古人，不說自己的話。明代士大夫經過了長期的八股文的訓練，已不知不覺養成了模擬的根性，復古俊以起衰救弊為己任，俊怎樣地高唱“文必秦漢，”卻終逃不出這“模仿古人”的圈套。這是時代的桂格，任憑你怎樣聰明睿智，都擺脫不了這個桂格!葉德鈞在《讀明傳奇文七種》中對明中前期小說創作的模擬之風有一個比較清晰的勾勒:
明代傳奇文自瞿佑《剪燈錄》、《剪燈新話》、李禎《剪燈余話》以后，擬作者紛起。如趙弼《效纂集》(宣德年間)、夕川老人《花影集》(成化、弘治年間)、邵景詹《覓燈因話》(萬歷年間)等。擬作的風氣以嘉靖前后為最盛，到萬歷間流風也還沒有泯滅。
模擬之風在戲曲領域表現得最為集中，主要圍繞被統治者擊賞的《琵琶記》進行，側重于對其“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的倫理教化內容及文雅風格的模仿。在明中前期出現了以《五倫全備動》、《香囊記》為代表的倫理教化劇創作的高潮。由此觀之，可以說，八股文滲透式影響遍及了明前中期文學創作的每一個角落。
第二個層面是主動借鑒型影響。它表現為接受者在特定的文學背景下，出于特定目的，主動借助八股文的內容和形式對弱勢文體加以改造，是在特定創作觀念指導下對強勢文體的一種有意識的靠攏與吸收。這主要體現在明代某些戲曲與小說創作中。
南曲用寫八股文的方式來寫作傳奇，是弱勢文體戲曲借助強勢文體八股文漢寸自己的一種改造，其目的不外乎是提高自身地位，由士大夫不恥為之的小道末技榮登大雅之堂。其代表作是《香囊記》，具體表現為在文體功能上向2又股文論說體的靠攏，內容上對“四書”“五經，，及傳注語的大量引用，說理方式的二重代言，說理方法的類書式用典，行文方式的前腔式對偶，等等。小說吸取八股文的寫法進行創作，其目的也是提升自身地位，以融人正統文學之流。如張書紳批《繡像新說西游記》日:“一部(西游記》可當作時文讀”，《西游記》“似一部鄉會制義文字”，“是一部圣經《大學》文字”。
總之，從學理上講，明代中前期八股夕漢寸文學創作的影響表現為滲透式影響及戲曲、小說等弱勢文體向強勢文體的主動靠攏與吸收。而在這一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明代的官方意識形態一一程朱理學。三者交互作用最終構成了明代文學發展特定的歷史背景與文化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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