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學說在二十世紀已經名存實亡
導語：儒家思想在漢朝發展到極端，接下來在每一個朝代都與不同的思想有所融合，直到二十世紀，儒家學說已經處于一種很尷尬的位置，為什么這么說呢?
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在風雨飄搖的二十世紀中一直處于非常尷尬的境地。在一波波反傳統風潮的沖擊之下，儒學淪為地地道道的游魂……自清政府于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之后，在中國歷史絕大部分時期里作為官方主要意識形態的儒學就失去了其在古代社會、特別是知識分子心中的一統地位;不僅如此，在民族危難面前，儒學成了中國近代社會積貧積弱、被動挨打的罪魁禍首，在一股股激烈地反傳統以自存運動中成為首當其沖的對象。這樣，儒學就一步步地退出了知識分子思想的領域及民眾日常倫理的視線;甚而淪為只是大學學院科系門類之一種——恰如漢學家列文森所言，儒學的“現代化命運”乃是降解為“歷史博物館”中陳列的“文物”。
當我們再次回顧1923年2月到1924年底那場持續近兩年的“科玄論戰”的情形的時候，我們看到，在以科學自居的新思潮——不管是馬克思主義還是實證主義步步緊逼的批撻之下，儒學幾乎處于毫無招架的地步。特別是當“科學論者”將當時中國種種時難的因由歸之于儒學濡滯的后果時，在“玄學鬼”的高帽之下，儒學在這場以“學術”為名的論爭中被拉扯得筋疲力盡，無力動彈。這是繼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以來，知識界在學理上對儒學最為徹底的一次清算。
這里，我們能深深感到在民族生存性危難的重壓面前，儒學開始失語了。但，這卻并非終結。在持續的反傳統的運動之中，儒家文化的'更大尷尬乃是在民間基層社會結構中被大規模清除。
我們還記得，在我們父輩童年的那個時代，基于一種族群性對“舊”的“怨恨心理”，“破四舊”運動在全國范圍內轟轟烈烈地展開。儒教中國在漫長的文化積淀過程中所形成的各種文物被大量破壞，儒家各種基層社會組織被非常迅速地瓦解，甚至儒家歷來所注重的人倫情感也被否棄——包括人與人之間最珍貴的親情。
然而不可忽視的是，持久性的反儒學運動并未將所有儒家知識分子擊垮，我們的文化中依然存在一條持續不斷的現代儒學傳承之線。新中國成立之后，這股精神傳承之線遠離故土，流亡海外，成為真正的游魂。現在已蔚成規模的現代新儒家就是儒家精神之統在現代社會最為顯著的代表。不過我認為，最能體現儒學命定般游魂特征的卻是一代史學名家錢穆。
招魂的“使命”
余英時在紀念乃師的文章中說錢穆先生——“一生為故國招魂”。
1926年，在顧頡剛的推薦下錢穆發表了《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此文以扎實的考據功夫令人信服地證明先秦儒學經典并非偽造。這位不知名的書生以此矯正了自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以來過度泛濫的“疑古”傾向，從而回轉了在相當長時期內中古史研究“無本可據”的嚴重后果。錢穆這個一無學歷，二無師承的鄉村教師開始為主流知識界所知曉。
身處動蕩時代，錢穆在他一生中不斷地經歷著——各種文化筑精神性事件：新文化運動;我們已提及的“科玄論戰”;王國維的文化殉情;抗日戰爭(在其涉及民族精神性的層面上實屬文化筑精神性事件)等等。在一個對儒學有著深切感情、熱心關注儒學命運之人的內心深處，每一次文化筑精神性事件都是一次劇烈的靈魂撕扯。接連經歷如此種種靈魂撕扯，錢穆先生就此沉潛到浩如煙海的古史舊籍之中，孜孜探尋“舊儒學之真精神”!
別以為鉆入故紙堆就沒了真關懷，就被劃界在某塊既定的“園地”之中了!
抗日戰爭期間，面對深重的民族危機，錢穆手書厚厚兩冊《國史大綱》，尋找中國不滅的歷史證據。序言中激昂慷慨的陳詞如今讀來依然感人至深，其中一些段落不少民族志士都能口誦……在漫長的海外流亡生涯中，面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失根，雖然僅只一介書生的錢穆自覺地擔負起“為故國招魂”的使命。錢穆憑著對儒學的一股熱情，在香港草創新亞書院。書院創辦之初條件非常艱苦——校舍十分簡陋，學校沒有圖書館，長桌占滿了學校的辦公室，招生人數也不多，僅五十余人(一說十余人)。以傳統儒者的堅毅，憑著對儒家精神的堅定信心及中國文化的深厚感情，錢穆和少數同道人在一隅貧瘠之地默默地堅守著。
而正是這一隅貧瘠之地，日后卻發展為“舊儒學之真精神”的一塊圣地。在浩浩蕩蕩的現代化浪潮的沖擊中，新亞書院成為在世界各地到處游蕩的現代儒者的精神故園。
這可不是一種固步自封的文化移民心態!面對錢穆一生苦苦持守的“招魂”使命，面對他對儒學堅毅不變的信念，宋儒念茲在茲的信條又一次在我們耳邊響起：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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