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老子的境界區別在哪

時間：2021-11-11 15:08:53 國學常識我要投稿

孔子與老子的境界區別在哪

　　導語：孔子與老子都是中國古老文化的傳承者，他們的思想對于中華民族文化傳統和歷史發展都產生了無與倫比的巨大影響，而他們又是同時代的人，孔子問禮于老子的故事至今仍被廣為流傳。然而大家更關心這樣一個問題——老子與孔子的境界區別在哪里？

孔子與老子的境界區別在哪

　　一、山高水長——孔子與老子的共同之處

　　作為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先哲，老子和孔子的人格魅力和思想觀點對人類社會發展都具有意義深遠的廣泛影響，所謂山高水長，其名不朽。就傳世的經典來看，二人其實有很多共同之處，簡列于下：

　　其一，都是有大胸懷大智慧的人，都努力于道而不拘一端。故老子說：“吾道大似不肖，若肖，其細也夫”，而孔子則說“君子不器”。

　　其二，都是心懷天下的人，都以天下為已任，都對人和社會的動變規律作過深刻的闡述和分析，不論其出發點和解決方式有什么不同，但殊途同歸，那就是主張“和”——和諧相處之道。故老子云“和其光，同其塵”，孔子則云“和而不同”。

　　其三，都對時間有很深的覺悟，對時間規律作過探討。老子云：“天長地久”、“動善時”、“道乃久”、“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后，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道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不道早已”、“有國之母，可以長久”；而孔子也有諸說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使民以時”、“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朝聞道，夕死可矣”、“不時，不食”、“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十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日月逝矣吾何之”、“日月逝矣，歲不與我”。

　　其四，都講求誠信，主張實事求是而為，反對虛偽不實。老子云：“用兵有言，吾不敢為客而為主”、“為無為則無不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孔子也有言：“誠哉是言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克己復禮”、“義以為上，義以為質”。

　　其五，都以為，當人違背了道、德規律時，就一定會遭到失敗并承受懲罰。老子云：“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身殃”、“不道早已”；而孔子云：“獲罪于天，不可禱也”。

　　其六，都有先人后己的奉獻精神。老子云：“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不敢為天下先”；孔子則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其七，都很注重節儉，反對奢侈禍亂。老子云：“吾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而孔子也以為：“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固孫也，寧固”。

　　其八，都反對盲動妄為。老子云：“勇于敢則殺”；孔子則云：“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鉸”。

　　其九，都以為人應順天應時，不可恃己妄為。老子云：“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孔子云“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其十，都認為人的覺悟有遲有速，人的認識有深有淺，人的思想境界是存在差別的。老子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聞道”；而孔子亦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又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知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也”。

　　二、似是而非——孔子與老子的疑似共同之處

　　從一些傳世經典的記載來看，孔子與老子思想言行似乎還有很多共同之處，但若是細加分析，卻發現他們的理論觀點和知行始點有根本的不同，今一一列舉如下：

　　其一，孔子與老子的理想社會模式貌似相同，但其理論本質決然不同。關于老子的理想社會模式，見《道德經》第八十章小國寡民）。而孔子的理想社會，在《論語·先進》中記載有曾點對他理想社會情境的描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當時孔子脫口贊道：“吾與點也。”——孔子為什么認同曾點的理想社會模式呢？因為那就是孔子心目中的大同治世情境！其時天下太平，人民各安其業，君子無事無所事，社會物質極度豐富，社會道德高度普及，那些心憂天下的君子們至此可以完全放心了，于是都盡情游樂，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

　　孔子對于“無為而治的”大同治世是極其向往的，他以為那是一種已經消失了的遙不可及的理想境界。在《論語·衛靈公》中他羨慕大舜說道：“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看到這里，大家或許以為，他的理想社會模式與老子的無為治世是一樣的，其實不然。首先是前提不同。老子以為，人類達到理想社會的前提是人人自由自在而不再被人為地分別、區劃，人人平等，互不干涉，沒有階級，沒有壓迫和剝削，王者是為人服務的，其道像水，總是處在人民之下；而孔子以為，人類達到理想社會的前提是“茍志于仁矣，無惡也”（《論語·里仁》），是“去惡殆盡”的純粹社會。

　　在那個社會里人雖然有階級劃分，但在上的仁義，在下的自甘于下而不反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分、各認其命。在上以治人為美，在下以忠于人為美，王者高高至上，位于人民的頭頂，有無上的地位和權威，民在下不可犯王，并甘心做奴，努力為忠，希圖僥幸以獲得王者的恩賜。其次，達到理想社會模式的方法步驟也不同。孔子“去惡”的辦法不像老子的“常善救人，不善棄人”，也不是“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更不是能“處眾人之所惡”、“受國之垢”，而是主張“攻其惡”（《論語·顏淵》）、“攻乎異端，斯害也已”，進且又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論語·為政》）——因為孔子對于惡深惡痛絕，“見人之不善如探湯”、“惡紫之奪朱也”（《論語·衛靈公》）。

　　對此，孔子是絕不能容忍的，故說“道不同，不相為謀”、‘眾惡之必察焉”，必除之而后快。孔子除惡有兩種辦法，一是行使教化化惡為善，一是像殺少正卯一樣殺而絕之。如此行文用武，把天下的“不仁不善”、“惡”都去凈了，世界也就太平了，只剩下了一類被標榜為‘仁善’君子的純粹的人，這些人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的等級社會模式和諧相處，勞心者“好禮”、“富而無驕”（《論語·學而》），治人以“仁”，所謂“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論語·學而》）。勞力者自甘認命，‘君子固窮’（《論語·衛妖精公》），自甘“貧而樂”受制于人而且不反抗，自甘“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論語·學而》），奴顏卑骨地忠奉統治階級，“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孝經·事君》），做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孝經·卿大夫》），絕不“犯上”、“作亂”，這樣社會就穩固了，世界就太平了。

　　其實，用辯證法的觀點來看孔子這套理論，他的大同理想社會模式是建立在天下人各安天命、各安其分的一成不變的絕對環境基礎上的，是違背自然規律的一種理想假設狀態，是王者永遠為王者、下民永遠為下民……王者永遠絕對控制下民、下民永遠甘心為下民的一種空想，是不可能實現的。現在更多的學者以為這不過是孔子為了說服王者以獲得施政權力的一種說辭。

　　其二，在世人眼中孔子和老子都是以有道德的仁者形象而被稱為圣人的，但其對“道、德、仁”的定義卻絕不相同。老子的道德是無限廣大而無不周被的、普及于一切而沒有限定標準的，它大象無形、境界包容，故而云“道大”、“可道，非常道”、“道大似不肖”、“道隱無名”、“明道若昧”、“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上仁為之而無以為”……老子慈濟利生，“常善救人，不善棄人”，在他的境界里沒有因為人為的分別區劃而被拋棄的人，甚至于對反逆他、怨恨他的人，老子也不放棄，提出了“報怨以德”。

　　而孔子呢，他的道德仁義正是老子所謂“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那是有取舍、有限制、有標準的道德仁義，其概念和內涵非常具體形象，可方可圓，可規可矩，可道可說，可訪可學，可依可恃。故而孔子說：“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然后孔子以他的“仁”為尺度和標準去衡量人的長短、分別人的善惡，繼而裁定其人是君子還是小人，是有道還是無道，是可取還是該舍。甚至于連“儒”他也分為“君子儒”和“小人儒”（《論語·雍也》），即便已經成了君子，也有“得仁”與“不得仁”之分……“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因而所謂“唯仁，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

　　然后再根據這些裁判來決定對其人的態度，“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論語·季氏》），認為應該“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論語·子路》）。對于不善應以教化為主，“有不善，則以忠化之”。對于“德不修……不著不能改”，孔子又是深深擔憂的，他說：“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論語·子路》）。孔子是絕對不容忍不仁之人的，“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憤然作色道：“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論語·八佾》），主張“不仁者不可以久處”！對于符合“仁”標準的人少之又少的局面，他發出了“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的感嘆。老子贊美王道有懷柔天下之德，不論垢凈善惡皆謙懷納之，并提出“受國之垢”和“大國者下流”之王天下法；孔子卻提出了相反意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

　　孔子崇拜高山，其深心是追求高高在上為人仰止的“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境界和感覺，不是萬不得已，不會放棄他志士仁仁的“素王”理念。對于被劃作“不善”、“不仁”和“惡”的人，孔子去之是絕不手軟的，堅持“報怨以直”。所以一旦孔子獲得了君王借給他的權力，對待被他認作小人和政敵的人，他會能說服則說服，不能說服就堅決像殺少正卯一樣殺而絕之。而且他不只是殺活著的人，甚至于對死了的歷史人物，他也要按照自己的標準“筆則筆之，削則削之”再殺一遍，對他們——進行“善、惡”分明的生殺裁判，進行處心積慮的“口誅筆伐”……孔子的這些極端深心作為和老子的利濟慈懷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其三，孔子與老子者很喜歡水，都以為水的性質具備道的特點，但二人對水的品德評價和價值取向卻存在理解上的截然不同，老子看重的是水的柔弱謙讓——道，孔子看重的卻是水的不屈不讓——術。老子贊美水，主要贊美水的柔弱不爭之道，故而云“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經78），又云“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經8）。正因為水的這些柔弱不爭的特點，所以才得以能懷納百川，吞沒堅強莫不能勝，“江海……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經66）他還用“川谷之于江海”（經32）來比喻大道，又用水的廣泛無涯無邊無際“汜兮”（經34）——來形容大道。

　　老子以為水的成功在于它的柔弱、無為、不爭而完全順應自然，其價值就在于其善于謙讓、為下，其成功是其順應自然的必然結果。孔子贊美水，主要是贊美水的不屈不撓，以為水代表攻取勝戰的智術，故而云：“智者樂水”。正因如此，孔子見水就喜，大贊不已，常常亟稱于水曰：“水哉！水哉！”他認為水是有個性的，既有不怕危難敢于赴險的勇氣，也有不屈不撓不達目的不罷休的精神，更有見惡不讓并有與之智斗的戰術。《茍子·宥坐》引孔子論水云：“夫水者，啟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我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不可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人，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必觀也！”在孔子看來，水最終是成功的，水的成功是其奮斗不息的結果，至于它的似德、似仁、似義、似智、似勇、似察、似包容、似善化、似公正、似有度、似有意志，皆不過是水為了達到目的而采取的必要手段——可資之術。

　　其四，孔子和老子都謙虛好學，但二人的學習目的卻有根本的不同。老子在乎道，孔子在乎術；老子的學習目的是實現“無不為”，是王道。孔子是為，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有奴性。老子信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孔子”篤信好學，死守善道“（《論語·泰伯》），他刻苦學習，只是為了入仁于人，以便能有資格為王侯所用，從而獲得權力，借王侯之權來行使自己的治道，所謂聞其政而求之、得之”（《論語·學而》）、“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論語·憲問》）。

　　然而孔子一生游歷諸侯，卻沒有哪個王侯真正放心把權力借給他，所以孔子很悲哀，不得已才退而著書，教授弟子。但孔子更悲哀的地方還在于他從不把自己不被重用的根本原因歸過于當時的社會環境和統治者的保守思想，而是自始至終對王侯們抱有幻想，甚至可笑地把自己不被重用的原因歸罪于自己才能不行，常說：“不患人之不知己，患不知人也”（《論語·學而》）又常說：“不患人之不知己，患其不能也”（《論語·憲問》）、“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論語·里仁》）。當孔子見到王侯們用才能不如他的人時，深感痛恨：“惡紫之奪朱也”。

　　最后，孔子周游列國，竟無所遇，對仕途徹底失望了之后，才發出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語·憲問》）的無奈嘆息，并開始根據自己的標準來懷疑和評判博得他們的歡心、僥幸獲得他們君授的權力還是作了徹底的研究，提出了“忠、敬”，“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等等很多忠君思想的奴化標準，也就是后人所譏的“外主內奴”之道，而這又幾乎是后世統治者之所以推廣儒家的.主要原因。千古以來，這也幾乎成了進入上流社會必需的面具，因為沒有這張虛偽的面具，就無法從王侯手里獲得權力，而沒有權力，就無法實現自己的個人欲望和追求。于是人人學偽，上下陽奉陰違，王侯以權力誘人，下人以奴性騙得權力，其流毒貽害也久遠矣。

　　三、涇渭分明——孔子與老子截然不同

　　關于孔子與老子的處世之道和思想境界的差異之處，歷來見于史冊的記載可謂多矣，今簡列于下：

　　其一，從哲學角度去看，老子已經建立了相當完備的宇宙認知體系，并已經形成了先進辯證法思想和完整的辯證理論系統，而孔子在宇宙論和本體論方面是空白的，在辯證法和辯證思維方面是貧乏和闕如的。在這些根本的哲學領域，老子哲學思維的豐富性與孔子哲學的欠缺性，的確相形懸殊，二者是無從比較的。

　　其二，老子主張按照人的客觀自然屬性來建立人類社會，孔子主張按照人的主觀法定模式來建立人類社會。老子是用客觀的平等的眼光看待人、自然和社會事物的，在老子的世界里人類理想社會應是建立在自然無為和人人平等的基礎上的，所有的人物都應是自由平等的，都是不被分割、壓迫和干涉的，王者的位置在天下人之下，是“以百姓心為心”而為天下人服務的，可比于天下人的公仆，王者“以身為天下”，大公無私，處底不爭，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不居，懷柔持弱，不分別取舍人，天下人也淳淳悶悶，不逞已智，各順其自然性，自主自在，大家和諧共處，安居樂業，各享天年。而在孔子的世界里，人類社會是建立在王者至極的金字塔形階級制度基礎上的，有法可依，有道德標準可用。人被上下善惡分別取舍成若干種，人人不平等；王者和“賢能”治理天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王者愛人并制定法律、分別善惡、剖判罪否，眾“賢能”忠心不二，仁義禮智信，維護王統，對于合乎其自定標準者，生之納之，對于不合乎其自定標準者，能教化則教化之、不能教化則除之，殺之，以絕其類；而天下人則人人是順民，人人認命，自甘固窮，不犯上不作亂，溫良恭儉讓，都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和諧相處。王者高高在上，看民如泰山之小天下；天下人層層在下，視王如眾星乙拱北辰。孔子以為天不變道亦不變，大家最好各守其分一成不變，設若哪里出了問題，就進行改良，但原則是不能革命，其底線是——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主子永遠是主子，奴才永遠是奴才。

　　其三，春秋以前的時代中國無私學，國家的學術傳承掌握在王侯貴族們的手中，平常人無由一窺其門徑。老子作為為周室守藏之史，代表著當時天下主流學術的最高水平，更是掌握著當時天下古今圖版典籍的幾乎全部資源。他久隱其中，刻苦鉆研，精思廣學，故而其知識淵博，學貫古今，是當時古今學術之集大成者。又因為他的特殊身份，只能深居王城天府藏宮，除了成周天子和王室人員，并不是人人可以見到他的，沒有王的恩準，一般人甚至于王公貴族、各國諸侯子男、天下士族名流，也絕無可能跟他探討學術、隨他入藏讀書。

　　孔子幼年喪父，隨母生活，飽經貧賤困苦，并從事過種種賤役，生活極其貧苦且備受歧視。故后來孔子回憶道：“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論語·子罕》）孔子直到其母死后才知父親是誰，才把父母合葬在防山。當他知道父親是誰，曾經穿著素服到魯國的貴族季氏家赴宴，卻被人家無情地拒絕了。因為那時孔子的身份連“士”都不是，故而當時陽貨對他說：“季氏享士，非敢享子！”……由孔子的這些經歷來看，他連士族都不是，是無法接受到正統教育的。我們可以想象他的學習環境之惡劣，也就理解了為何他直到十五歲才有志于學。

　　但孔子是勤奮的，他最終還是靠他的努力成了魯國的學者，并且在南宮敬叔的幫助下獲得魯昭公的支持，得以到王城拜訪他久已仰慕不已的大學者老子。后來孔子發出了“有教無類”慷慨大志，與他這些經歷是分不開的。于是在他晚年，那些天下貧苦賤隸階層及無資格受到國家教育的人紛紛拜入其門下，于是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孔子也就當之無愧地成了大教育家，開了春秋時代中國私家教育的先河，而他也就成了當時天下非主流文化學者的代表。然他在當時所能接觸到的知識資源，無論從其深度廣度，卻都是無法和老子相提并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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