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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書院的教育模式
導語：我們現在的學校已經發展得十分成熟，那么以前的“學校”又是如何教書育人的呢?以下是小編收集的有關古代書院的資料，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書院“一把手”不叫“院長”稱“山長”
北宋范仲淹“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
古代書院的“一把手”不叫“院長”，多稱“山長”、“洞主”。這是因為古代書院多建在環境優美、景色宜人的山上，喜歡與道觀、寺廟為鄰。宋代以后，書院成了古代中國讀書人心目中的學術圣地。而成就書院這一崇高地位的，是其辦學理念。
書院與官學的辦學理念和模式完全不同，不設門戶，完全開放，講學自由。學生的培養目標不是政治精英，而是學術精英。書院刻意與官學保持一定的距離，教授保持獨立的學術品德，學生尊崇獨立的自學精神。
書院實行“山長負責制”，山長相當于如今的大學校長，雖然沒有行政級別，但山長有絕對的權力和權威，既是書院最高行政領導，也是首席教學主管和“學術帶頭人”。
山長始終把教學放在第一位，參與一線教學工作。如程顥、程頤、司馬光、范仲淹、朱熹、張栻等名儒大師，在主持書院日常教學時都是親自進課堂給學生授課。
日常教學中，山長授課一般放在每月的一、三、六、八日。書院一般每月有三次課試，從出題到評閱，均由山長負責。興辦于南宋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的建康(今南京)明道書院即規定：“每旬山長入堂，會集職事生員授講、簽講、覆講如規，三、八講經，一、六講史，并書于講簿。每月三課，上旬經疑，中旬史疑，下旬舉業。”
北宋教育家范仲淹當年在應天書院執教時就曾“勤勞恭謹，以身先之”，據《范文正公集·言行拾遺事錄》記載，范仲淹“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為法”。
給學生出試題作文，自己先做一篇，這樣能不受學生歡迎嗎?范仲淹由此名氣遠播，“四方從學者輻輳”。
書院招生不設門檻無戶籍限制
明代文昌書院學子“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業”
古代書院最大的特點之一是其平民教育情懷，即便如元明清時期好多書院改為“官辦”，這種情懷也沒有改變。
書院從誕生那天起，便向社會下層和民間士子開放。書院招生不設門檻，入學無戶籍限制，只要有志于學業的，不分貧富，不論地域，均可入學，即孔子所提倡的“有教無類”。如四川文昌書院的“招生簡章”(文昌書院記)中便有這樣的說法：“凡越雋生童，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業，按月觀課。捐廉獎賞，作育人材，大公無類。”
“大公無類”一直是書院的辦學準則，也是“有教無類”辦學理念的升華。雖然招生不設門檻，但入學要求還是有的，名氣較大的書院，因為報名的人多，“招生標準”也很嚴格，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質都相對較高。考核包括學業在內的綜合素質測試，光學習好還不行。如白鹿洞書院，一度要求入學者是舉人，朱熹的《招舉人入書院狀》可以為證。
古代書院的招生指標由各書院依辦學實力自定，人數從幾十到上百不等。除了招取測試成績優異的“正課生”，還會錄取稍次一些的“附課生”。附課生也寫作“副課生”。如清道光年間安徽阜陽的聚星書院，每年招生名額(學額)為生員正課20名，副課20名。
在招生上，老師說了算。如白鹿洞《洞學榜》擇生徒上即有這樣的規定，“自今凡奉公移來者，慎于所選，從游之后，洞師驗與可拒者則拒之，上司不必撓其權。其四方有志之士，聽其肄業。”
從中可見，如今天的官方推薦生、拿著領導人介紹信的照顧生是不受書院歡迎的。即便入學了，如果主管老師(洞師)測試后覺得不行，仍會將其辭退，領導(上司)不能干涉。
書院辦學經費主要來自“學田”
元代明道書院每名學生每月給5貫“膏火錢”
古代辦書院的辦學經費除了“官助”之外，主要靠民間集資、捐獻和書院創收、自籌，其中“學田”收入是辦學經費的主要來源。每個書院都會盡可能地減輕學生的經濟負擔。很多時候，學生在書院讀書，不僅不要學費，而且“食宿費全包”。如文昌書院，學生便“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業”。另外該書院“更欲立書舍，給膏火，招徠來學，以廣栽培”。
所謂“膏火”，就是學生學習期間的花費，古人俗稱“養士費”。“膏火”原本為資助困難學生的，實際使用時已普遍散發，生徒都有份。或給錢兩，或給糧谷，或錢糧兼給。
“膏火錢”補助的高低歷代不一，不同書院之間也不同。以建康(今南京)明道書院為例，在元代至正年間，此時已改為官辦的書院，每名學生每月給零花錢5貫錢。5貫即5000文，當時書院的勤雜工每月工資才300文，做學生比打工還來錢呢。另外，每名學生每天還有口糧“米2升半”。
清道光年間，安徽阜陽聚星書院的正課生每名每月膏火錢1200文，副課生500文;童生正課1000文，副課500文。正副課生住院肄業者，每名每月另給小麥3斗。
有的書院因辦學經費有限，學生食宿費無法全包下來，也盡可能給學生提供免費伙食。一般來說，古代書院是沒有“考試費”、“材料費”等現代學校常見的學雜費的。
成績優秀可獲“獎賞錢”、“花紅錢”
清代蘄州書院考試前4名每人獎“膏火制錢二串文”
古代書院大多希望所培養出來的學生都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棟梁之才，所以對學生的要求極嚴。以作息時間來說，不分冬夏，每天早上五時頭鼓，五時半二鼓，六時三鼓上課。
為了使學生都能“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書院還設有獎勵制度。獎勵的形式很多，既有精神鼓勵，更有物質刺激，如月課獎賞，積分升級。還有相當于現代獎學金的所謂“獎賞錢”、“花紅錢”。
月課獎賞是依據每次考試的成績來定的，于考試之后兌現。如南宋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延平知府陳宓在南平城南九峰山麓，仿白鹿洞書院模式建造的延平書院，便設“獎賞錢”，書院規定每月三課，上中下旬分課本經、論、策不同內容，“課冊待索上看，佳者供賞”。
對學生予以獎賞，在清代的書院中似乎規定得最清楚，標準也較高，可能與清代書院“官學化”有直接關系，書院將膏火錢改成“獎金”發放，憑“獎票”領取。
清《蘄州志·學校》記載，同治年間湖北蘄州書院的獎勵標準是這樣的：生員參加相當于今教育局或考試院組織的考試(官課)，每次取超等4名，每名膏火制錢二串文;特等12名，每名膏火制錢一串二百文。文童則每課取上卷8名，膏火制錢一串四百文;中卷20名，每名膏火制錢一串文。
除了書院應給膏火、花紅外，教育主管部門也會“酌給花紅”，以示鼓勵。
清代張之洞任湖北學政時，在湖北武昌所設的經心書院將考試時的優秀作文結集刊出，先后出版了《經心書院集》和《經心書院續集》。這種“榮譽獎勵”，比獎金帶給學生的刺激還大，還管用。
岳麓書院內朱熹書寫的“忠孝廉節”
獎懲分明試卷憑“浮票”領取
清代丹陽書院“抄寫雷同”“罰停膏火一月”
獎懲分明，是古代書院的基本學規之一。學生在書院不認真學習，不約束言行，也會受到嚴厲的懲處。清代湖北歸州丹陽書院規定：“學長稽查在院肄業生童，有不勤學勵行者，正言規勸;如其不從，稟明山長，加以懲罰”。
清代蘄州書院的學規中也明確要求：如果在山長課期生員超等曠課一次，扣錢六百文;特等曠課一次，扣錢四百文;文童上卷曠課一次，扣錢四百文，中卷曠課一次扣錢三百文，再曠遂加錄成文或雷同全數扣除。
學生在書院學習時的學業等級是動態的，實行“積分制”，有“升降級”。即使錄取時的優秀學生，即所謂“正課生”，如果曠課，平時考試成績不能保持在前列，也有可能被降為“附課生”。
清代均州南陽書院規定，以缺考的次數和考試的等級來確定升降，內課生如有一次不應課者，停止發放一月膏火;兩次不應課者，降作附課。正課一連三次不考，超特等者降作附課以內，附課連考三次超等者，可以升補為正課。降級的同時，其膏火錢也會降低標準發放，甚至不發。
古代書院考試紀律很嚴格，試卷憑“浮票”領取，并設編號。學生考試時出現作弊、抄襲等不誠信行為，都會受到懲罰。清代歸州丹陽書院規定：“抄寫雷同及不在院作文，并次日交卷者不列榜，初次不列榜，罰停膏火一月;再次不列榜，降作附課,冒名頂替者逐出住院。”
與現代教育理念一脈相承的是，古代書院同樣“德育”先于“智育”，當然，由于封建社會的局限，古代的“德育”大多是“忠、孝、廉、節”等內容。如果“缺德”，后果很嚴重，輕者重罰，重者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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