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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調的古往今來
中國缺水,北方尤為缺水,已成為人們的共識。
北方缺水并非自今日始,華北水資源匱乏局面至元代之后愈加明顯。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海河流域人口增加,糧食供應壓力加大,為了緩解北方糧食供給的困難,不斷有人提議在海河流域興修水利,將一些低洼荒地改造成為水稻田,就近解決困難。其中規模較大者有明天啟二年(1622年)董應舉在天津至山海關一帶屯田,開田18萬畝,一度“積谷無算”。清代雍正初年又大規模實行,從雍正三年到五年(1727年—1729年)開發出60多萬畝水田,“每畝可收谷五、六、七石不等”,每年可得稻米30多萬石(一石約為60公斤)。但是好景不長,由于海河流域水資源本來就短缺,加之降水年際和年內分布變化都很大,如若雨水較豐沛和適時,原本低洼易澇地區水稻田可獲豐收,否則只好望天興嘆。于是乾隆皇帝總結道:“從前近京議修水利營田,未嘗不再三經畫,始終未收實濟,可見地利不能強同。”大范圍開發水田,顯然不適合本流域氣候、地理條件,超出了本區水資源承載能力。
本地物產滿足不了京師的糧食和物資供應,只好另尋其他出路,由南方調運是簡便的途徑,對于大噸位的糧食,自然又以水運最為節省。所以,當元朝剛剛定都北京,在尚未結束與南宋戰事的時候就開始謀劃開通京杭大運河。首先由郭守敬實測黃河、淮河和海河下游地形相對高程,“乃得濟州(今山東濟寧)、大名、東平、汶、泗與御河相通形勢,為圖奏之”,得到京杭運河有條件貫通南北的結論。運河貫通后,由于水源困難,元代每年由運河運糧北上只有幾十萬石,其余部分由海運補足。明代永樂年間改道大汶河向南,由南旺接濟運河,明清之際,每年由江南漕運北京的糧食(以稻米為主)每年都在400萬石上下,解除了北方缺糧的困境。不過糧食是靠水種出來的,北方缺水、缺糧,只好從南方調糧。按當前灌溉用水平均水平,每生產1噸稻米需水2700立方米,明清時期每年400萬石稻米,大約需水8.1億立方米至9.72億立方米。按1956年—1998年海河水文系列計算,元明清時期每年生產漕糧需水相當海河流域多年平均流量的3.7%至4.4%,按照目前國際通行標準,已占到海河水資源適宜開發利用量的10%以上。可見調糧即調水,物流乃水流,南糧北運的實質仍然是南水北調,表面沒調水,卻暗含著虛擬水的實際。此外,南水北調工程本身也是對歷史的繼承。東線工程輸水干線有90%的河道和水庫利用了當年京杭運河的河道和湖泊。
近幾十年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口和用水量均逐級遞增。南水北調受水的華北地區,人口密集,耕地面積、糧食產量、人口和國內生產總值均約占全國的三分之一,而這個地區水資源總量僅占全國的7.2%,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全國的五分之一,是我國水資源承載力與經濟社會發展最不相稱的地區。由于缺水,黃淮海地區每年經濟損失高達4700多億元。而首都北京的人均水資源占有量更只相當全國人均的八分之一,是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三十分之一。地表水不足,只好加大地下水開采。二三十年前京郊農民打井,5—10米就見水,如今打100米、200米都未見得有水。公主墳一帶井深至基巖也見不到水。和北京、天津一樣,干渴的河北大地已開通90多萬眼機井,1984年以來每年超采地下水50億立方米,至今累計已超采1000多億立方米,淺層地下水枯竭,只好開采難以回補的深層水,邯鄲、滄州一帶機井井深常在500—600米,由此造成地面沉降,海水入侵,居民健康受到損害。無休止地汲取地下水,無異于“飲鴆止渴”。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古人的警語極言戰略部署的重要。鑒于我國資源蘊藏與經濟發達區分布的不協調,近年來政府先后規劃了“西電東送”、“西氣東輸”、“北煤南運”、“南水北調”的大手筆。與能源的全國范圍調劑相比,水資源調劑更加重要得多。因為“水是生命之源、生產之要、生態之基,”南水北調工程更成為國家戰略性基礎設施,是事關全局和保障民生的重大戰略舉措。
南水北調將成為華北經濟發展的生命線,但是今后本地區城市化進程還要加快,人口隨之增加,單靠外流域調水尚不能根本解決華北地區水危機。因此,在興建調水工程,調劑水資源自然分布的基礎上,還一定要全面推進社會合理利用水資源,調整經濟結構,注重節約用水,以適應水資源短缺的實際。對千里迢迢調來華北大地的長江水資源,尤其要落實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嚴格執行中央和國務院水資源管理的精神,像對待國家糧食安全一樣嚴格水資源管理,像抓好節能減排一樣抓好節水工作。要統籌生活、生產、生態用水,建立健全水資源管理責任和考核制度,這是事關中華民族長遠發展,事關子孫后代福祉的歷史任務。
南水北調工程最終將通過東線、中線、西線三條線路,分別從長江下游、中游和上游調水北送,東、中線一期工程建成后多年平均調水達170億立方米,與長江、淮河、黃河、海河流域共同構建我國“四橫三縱、南北調配、東西互濟”的水資源的總體格局。最終東、中、西三線調水規模近450億立方米,相當黃河的多年平均水量。這是全國范圍水資源布局的調配和創新。《易經》指出:“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窮是發展到極端,窮極則思變,變通了,于是可以久長。怎么變通呢?“變通者,趣時者也”,趣時即趨時,也就是現在通行的說法“與時俱進”。此后,以都江堰、鄭國渠、靈渠為代表的大型水利工程都是與時俱進的產物。為了緩解華北干旱缺水的困窘,近700年來也曾先后多次實行的大規模改良努力,在海河流域興建農田水利工程;興建聯系南方的經濟中心和北方政治中心的京杭運河,通過大規模調運南方的糧食,緩解北方緊迫的水資源供需矛盾,但都由于自然條件的限制而最終失敗。如今,我們實現了在全國范圍統籌南北東西跨流域調配水資源的宏大計劃,不啻是亙古未有之豐功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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