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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有沒有標點符號
古人讀書是不可能一口氣把一篇哪怕是分量極小的文字讀完的,在閱讀中肯定需要停頓,這就需要自己去斷句。《禮記·學記》云:“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東漢鄭玄注云:“離經,斷句絕也。”唐孔穎達疏云:“學者初入學一年,鄉遂大夫于年終之時考視其業。離經,謂離析經理,使章句斷絕也。”唐韓愈說:“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由此可見,句讀是古人讀書的重要方法。由于句讀不當而產生的笑話,自古就不勝枚舉,如《韓非子·外儲說左下》有如下記載:“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于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
明崇禎本《漢書》
據考古發現可知,我國古代很早就在寫作、抄書過程中使用過一些表示句讀的符號。如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甲乙本,甲本帛書中除了章首有圓黑點“·”作為章號外,一個完整的句子后面,也有一個不規則的小黑點,這應該是古人抄書時隨手加上的句讀符號。1972—1976年間,在甘肅居延考古隊發掘出土的一批漢簡中,除表重文的符號“=”外,還有“■”、“▓”、“●”、“W”、“∠”、“∕”等符號,它們均起著句讀或后來標點符號的作用。如:西漢末年的竹簡“吞北隧卒田惲∣(此為一朱筆符號)正月食三斛∽正月庚戌自取=卩”;漢元帝時期的竹簡有“□□平●戊失亡貨負●已失火□□”;破城子探方27中有“■右第二十九隧卒三□”,“■右卒三十桼人”;更始二年的竹簡“茭滑戎∠王陽∠呂尚∠韓壽□”等。(以上材料均采自《居延新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漢簡中的這些特殊符號,都有它們各自特殊的用途,有的是起到后來“,”的作用,如“●”;有的起到“、”的作用,如“▲”、“·”、“∣”、“∠”等;有的起到句號的作用,如“卩”;有的則起到標識章首或分行、分段的作用,如置于行文起首處的“W”、“■”等符號;有些符號如“∽”、“S”、“▓”、“=”等我們還不好確切地斷定它們在行文中所起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有些放置于文末的符號如“W”等,在抄寫或書寫時還特意用硃筆跡表示其特殊性;有些是兩個符號連用,如“W”“S”、“,”“卩”、“△”“S”等,就非常令人費解。同時,在漢簡中還出現了后世的逗號“,”和頓號“ヽ”等類似的符號,其作用也和后世的用途差不多。這說明,至遲在漢代,人們在書寫或抄書時還是使用一些特殊的符號來表示句讀,以便于人們的閱讀的。
《說文解字》第五中有“”這么一個符號,許慎解釋說“,有所絕止;識之也,凡之屬皆從”。對此,歷代學者都有解釋。宋人徐楷說:“猶點柱之柱,若漢語讀書,止,輒乙其處也。”清人段玉裁說:“此于六書為指事。凡物有分別,事有不可,意所存主,心識其處者皆是,非專謂讀書止輒乙其處也。”朱駿聲也說:“今誦書點其句讀,亦其一耑也。”近人楊樹達說:“即今所用之讀點”(《古書句讀釋例·敘論》)。都肯定“”起碼是一個句讀符號,也就是說“”為“讀”的本字,是把句子斷開的一個標記符號。
句讀一詞最早見于后漢何休的《春秋公羊傳解詁序》,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高誘在《淮南子敘》中又說:“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由此可知,句讀一詞的出現至少已經有兩千年的歷史了。唐沙門湛然在《法華文句記》中說:“凡經文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之以便誦詠,謂之‘讀’。”就是說“讀”表明語意未盡而需要停頓,“句”表明文辭語意已盡。唐人劉蛻在《文冢銘》中說:“十五年矣,實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涂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珠圍者。”清人羅汝懷解釋說:“圍即當今之圈,是唐人已有圈點之法而宋人則盛行矣。”(《綠漪草堂文集》卷16)這說明“讀”在很早的時候就有符號來表示,而“句”在唐朝以前并沒有與之相對應的專用符號。唐朝以后,我國的通俗讀物開始普遍地運用“。”作為句號。
依據現有的文獻材料來看,我國句讀符號使用規范的確立,應該是在宋朝。宋朝人岳珂在《九經三傳沿革例》中說:“監蜀諸本皆無句讀,惟建本始仿館閣校書或從旁加圈點,開卷了然,于學者為便。然亦但句讀經文而已。惟蜀中字本與興國本并點注文,益為周盡。”宋朝學者毛晃在其《增韻》中也說:“今秘省校書式,凡句絕則點于字之旁,讀分則微點于字之中間。”“、”和“。”成為點讀書文的正式符號,并成為今天頓號和句號的來源。后來,到了明朝刊本小說出現時,才開始增添了兩個專名號:一個是人名旁加一直線“│”,一個是地名旁邊加兩直線“‖”,它們都加在直行字的右邊。上述兩種點和兩種標號,就是我國最早的標點符號。元代,程端禮在其著作《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中差不多確定了讀書時斷句的一些基本規則。程氏的這本書,具體地規定了“句”和“讀”的區別,書中所言的句讀符號已較為規范。至清代,學者對句讀的研究用力最勤,成果也最多。尤其是王念孫、王引之父子,還在其自刻的書如《廣雅疏證》、《經傳釋詞》等上,都自加了句讀符號,從而開創了自己著書自標句讀的先例。
古代學者在這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不僅為后人閱讀古代典籍提供了便利的條件,而且也為現代新式標點符號的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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