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溫情與敬意的態度對待國史
對待國史，我們應該用什么樣的態度去對待呢？此文告訴大家：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本人占領北平，時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的錢穆，跟隨學校輾轉大半個中國，遷移到大后方的昆明，任教于新成立的西南聯大。一路顛沛流離，滿眼生靈涂炭。亡國滅種的危機，使他為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擔憂。萬一中國不幸戰敗，作為一名學者，有責任讓后人知道中國的歷史及文明成就，以激勵復興之心。
在這為國人寫中國最后一本史書的使命感的激勵下，1939年6月，《國史大綱》完稿。
該書以其博大精深的體系、扎實細致的考據和豐富多彩的創見，迅速成為當時中國高校通用的國史講義，一舉奠定了錢穆一代史學大家的地位。
精英主義視角
這部著作以通史眼光，研究中國歷代王朝的興亡，將中國歷史分為上古三代、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兩宋、元明、清代八部分，先略論大概情況，而后分章詳論政治制度、人才制度、經濟、軍事、時代特貌等。“因用大學教科書體例寫成，不得不力求簡要，僅舉大納，刪其瑣節。內容于學術思想，政治制度，社會風氣，國際形勢，兼有顧及，惟但求其通為一體，明其治亂盛衰之所由，聞其一貫相承之為統，以指陳吾國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本書主旨則在發明其相互影響，及先后之演變發展，以作國人如何應付現時代之種種事變作根據之借鑒。”
在這部以政治、思想、經濟、軍事史為綱的中國通史中，作者的'視角是精英主義的，例如他認為政治得失的最重要因素是士人的是否責任感、能否介入政府組成代表平民的外廷，以與帝王私家的內廷相抗衡;而評判一個社會是否還有希望，能不能抵御諸如外族侵略、自然災難的破壞，就看其中的精英人物是否虎虎有生氣。由此可看出國家危難之際，他把希望寄托在作為抗戰中流的精英分子身上。
文化自救思想
錢穆的高足余英時認為，其師治學的“終極關懷”分析到最后，是為了解答心中最放不下的一個大問題，即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和中國的變局，中國的文化傳統究竟將何去何從。
錢穆自已也承認：“余自《國史大綱》以前所為，乃屬歷史性論文，僅為古人伸冤，作不平鳴，如是而已。此后造論著書，多屬文化性，提倡復興中國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較。”他認為文化興衰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一個朝代要興旺持久，必須有一種立國的精神，這種精神實際就是儒家傳統學術的精神，學術興則國運興，學術衰則國亡，“世未有其民族文化尚燦爛光輝，而遽喪其國者;亦未有其民族文化已衰息斷絕，而國家之生命就得長存者”。
他強調民族國家的前途不是須待外求，而是“仍將于我先民文化所貽自身內部獲得生機”，錢穆后來將之概括為文化自救思想。
溫情敬意態度
鴉片戰爭后，面對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國人的文化自信漸漸減退。正如錢穆所說：“近代的中國人，只因我們一時科學落后，遂誤以為中國以往歷史上一切文化制度全都落后了。”尤其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的狂飆突進中，在“全盤西化”的浪潮中，對待中國歷史的態度不免有些偏激，甚至發展成為一種歷史虛無主義。
《國史大綱》的卷首近兩萬字的引論，被陳寅恪譽為是一篇必讀的“大文章”。其中錢穆首先對讀者提出的就是幾條閱讀該書的基本信念，至關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求讀者要對本國歷史持一種“溫情與敬意”的態度，而非“對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這不但是作者對讀者的期望，也是錢穆為人治學的夫子自況。
在全書出版前，引論先在報紙上發表，一時引起學術界、知識界的極大注意，成為西南聯大師生議論的焦點，盛贊者有之，非議者有之。以后全書印行前，又被當時重慶審查機關認為“洪楊之亂”應改為“太平天國”始可通過，后經作者堅持，才得以原樣出版。
在《國史大綱》中，錢穆仍以傳統社會價值觀作為立場，恪守儒家傳統的人禽、義利、夷夏之辨，強調傳統的價值。他反對近代中國學術界盲目否定傳統的態度，反對“中國傳統之政治與歷史皆專制與黑暗”觀點。
崇高學術地位
因此，《國史大綱》成書后，在疑古學說、西化思潮風靡的思想背景下，雖譽滿天下，但謗亦隨至，在學界引起軒然大波。對此錢穆的回應是：“說到毀譽，不如取王荊公《與杜醇書》一讀”。時至今日，依然有人不同意該書的歷史觀，如黃仁宇就在他的《中國大歷史》中批評《國史大綱》的文化決定論;也有人認為該書為傳統文化辯護的立場有維護封建勢力的嫌疑。但總而言之，《國史大綱》作為一家之言，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卻無損于該書崇高的學術地位。若對中國歷史有興趣，這是一本必讀的書。
1990年8月30日錢穆逝世，享年95歲。他的學術生涯是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他的80余部著作中，處處都體現了他對中國歷史、對傳統文化的脈脈溫情與深深敬意。著名近代思想史學家劉桂生教授為錢穆挽聯：“由諸子入經學轉史學據理學兼文學子學達經學明史學信理學誠文學雅心物兩得精博一世代不數人“”愛民族及文化望復興求統一盼富強思慮深大義明鄉情重識見卓憂心切知行一貫陰陽兩濟世多后生”，可以說是這位國學大師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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