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定果：常用字也是一部文化史
認得幾個字?面對這個看似幼稚的問題，很多人想到的可能是難記、難寫、難讀的生僻字。希望通過漢字為大家打開傳統文化之窗的“漢聽大會”，今年也把重點放在了古籍里的生僻字上。然而，在漢字研究專家、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石定果看來，認字，無論從工具層面，還是從文化層面，更應該關注的都是常用字，而非作為少數人專業的古籍里的生僻字。
她解釋說：“作為一種文字的漢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系統，是最重要的輔助性交際工具。在語言和文字之間，語言是第一性的，而文字是第二性的。道理很簡單，所謂語言，就是我們用口來說，人類有了社會，就有交際，就必須有語言，而只有語言高度發達時，才可能產生文字系統。”從這個意義來講，所謂生僻字，就是隨著這個字記錄的語詞退出交際平臺、退出人們的日常生活領域，自然而然變成了“死字”。此外，從漢字演變的歷史來看，現代漢字也是古漢字逐步簡化、符號化、規范化的過程。比如，甲骨文中，“龍”字和“鳳”字的寫法都有五十多種，在實際運用的過程中，逐步有了一種大家都認同的約定俗成的寫法，其他寫法自然就被放棄。隨著時代和社會的發展，有的字“死”了，有的字“活”了，有的字“死”了可能還會“活”過來，有的字可能永遠“死”了，這就是漢字演變的自然規律。
至于工具層面之外，文字所承載的文化內涵，石定果認為，常用字同樣是一部文化史，“每個漢字都是立體而非扁平的，不是光聽寫就夠了，漢字的'結構、演變，一點一滴中都有豐富的文化色彩。”她舉了一些最簡單的例子：鏡子的“鏡”很簡單，但它反映了古人是用銅作為鏡子的，而不是現代的玻璃;篇章的“篇”、書籍的“籍”，之所以是竹字頭，是因為古人是在竹簡上書寫的;藥，為什么是草字頭，因為最早的藥物不是化學藥物，而是神農嘗百草的草藥;“純粹”，為什么分別是絲字旁和米字旁，因為“絲不雜為純，米不雜為粹”。
那么，一部好的文學作品，是否一定要借助數量龐大的生僻字呢?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岳川以歷代文學經典的用字量回答了這個問題，《論語》使用單字1512個，《孟子》使用單字1959個，文白結合的大部頭《紅樓夢》也只用了4462個單字。石定果的觀點更明確：“老舍的作品都是大白話，一樣是經典。好的文學作品，依靠的是文學修養、實踐閱歷以及人文情懷。即便就語言本身的豐富性而言，也在于詞匯量和閱讀量，而非漢字量。”
臺灣作家張大春在《認得幾個字》一書中曾寫過一句話：“之所以誤讀、誤寫、誤以為是，其深刻的心理因素是我們對于認字這件事想得太簡單。”的確，那些我們聽說讀寫過無數次的常用字，何嘗沒有自己的故事和歷史，何嘗不需要我們仔細品味它們背后生動而豐富的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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