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考如何公平錄取

　　北京國子監進士題名碑

　　眼下，2015年普通高校錄取工作正在緊張進行，錄取能否公平公正備受關注。在中國古代，科舉考試如何做到錄取公平?從古籍記載來看，歷代都曾制定出相應的辦法和政策，如明朝按南北卷錄取，清朝錄取實行官民分開、商民分卷……

　　唐初科考錄取比例為總人口的1/50000

　　唐文宗李昂詔令“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茍無其人，不必充其數”

　　與現代高考性質不同，古代科舉是一種功名考試，考中即可入仕當官，考試和錄取要求均很嚴格。

　　古代科舉考試分鄉試、會試、殿試三級，被錄取后，對應身份是舉人、貢士、進士。科舉錄取比例比現代高考低很多，而且不同朝代或同一朝代不同年份都不一樣。唐代的錄取比例相對偏低。據《通典·選舉三》，唐代“貢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歲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無常數。”唐初大郡一般在3萬戶以上，以每戶平均5口人來說，至少有15萬人，換算下來，錄取比例為總人口的1/50000。

　　到唐高宗時，錄取比例開始上升。特別是在武則天當政后，錄取名額大幅增多，科舉已成為讀書人入仕的最主要路徑。據《朝野僉載》：“乾封(唐高宗年號)以前選人，每年不越數千;垂拱(武則天年號)以后，每歲常至五萬。”

　　曾任洋州刺史的唐代經學家趙匡在其《舉選議》中稱，尚書省考試錄取，“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錄取率大概是5%。雖然此錄取率比唐初增加許多，但因考生越來越多，錄取率仍較低，所以出現了《通典·選舉五》所說的情況：“故沒齒而不登科者甚眾。”

　　唐朝科舉各科的錄取比例并不一樣。據《文獻通考·選舉二》：“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即唐朝進士科的錄取率在1%至2%左右;明經科錄取率較高，比進士科多了10%。

　　進士科錄取名額每次僅30人左右，故唐人李山甫詩中稱：“麻衣盡舉一雙手，桂樹只生三十枝。”唐代進士錄取要求嚴苛，寧缺毋濫。據《新唐書·選舉志上》，唐文宗李昂曾詔令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茍無其人，不必充其數。”

　　可能正緣于不能“濫竽充數”，唐朝的錄取率是科舉時代中國各朝中最低的。據清徐松《登科記考》中的統計：終唐之世，貢舉進士凡266次，及第進士為6642人，平均每次進士及第不到25人。

　　宋代連考15次未中者可被照顧錄取

　　宋太宗趙光義直言：“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

　　在科舉考試設計上，宋朝更注重錄取的公平性。據《文獻通考·選舉考三》記載，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趙恒曾就科舉中的不公表態：“貢舉謗議，前代不免。朕今召所謂勢家子弟者，別坐就試。”宋代對“官二代”特有的“別試”，由此而來。

　　在公平方面，宋朝的錄取政策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錄取名額向平民、庶族傾斜——科舉的平民化，讓一般學子有了出人頭地的機會;二是擴招，增加錄取名額。

　　其實，宋朝建國之初的錄取率也不是很高，每年被錄取的進士僅一二十人。趙光義(太宗)登上大位后，大幅增加錄取名額。據《續資治通鑒·宋紀九》，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錄取進士109人、諸科207人，加上特奏名和諸科賜同進士出身人數，共錄500人，創了紀錄。

　　在這次考試前，趙光義說了這樣一番話：“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可見，朝廷選拔人才的心情很急迫。當年參加應試的多達5300余人，基本上按趙光義10%左右的錄取比例要求來錄取。這一錄取比例在當時是相當高的，當時大臣薛居正上奏書稱：“取人太多，用人太驟”。

　　事實證明，趙光義的擴招是有眼光的。在太平興國二年錄取的學子中，出了好多名人、重臣。如后位至宰相高位的政治家呂蒙正，在109人進士名單中是一甲第一名，即俗話說的狀元。可以講，沒有朝廷向“寒人”傾斜的錄取制度，呂蒙正想出人頭地很難。

　　宋朝錄取人數最多的一次是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據《宋史·選舉志一》記載，這一年進士諸科錄取了740多人，其中特奏名900余人;此外，還賜予河北進士諸科350余人，又從落榜生中補錄500余人。

　　“特奏名”是宋朝獨特的錄取政策，用來照顧錄取老的考生。宋初趙匡胤規定：凡應試十五舉以上未被錄取的，可不再經過考試，特賜本科出身，這是名副其實的“恩科”。

　　因為錄取率高，宋朝大概是中國古代是最容易金榜題名的朝代。在利好刺激下，宋朝考試人口劇增。據《中國教育制度通史》上的統計數字，僅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全國各地參加解試的考生就有10萬之多。

　　明代為錄取平衡推出南北卷制度

　　《進士題名記》記載：“拔其尤者貢于禮部，蓋什之一”

　　宋代科舉最大的成就是確立了考試平民化的方向，讓無背景、無關系、無錢財卻在古代大量存在的“三無”學子找到了通過考試出人頭地的機會，并影響到了金、遼、西夏、蒙元等少數民族政權的考試錄取工作。

　　在科舉平民化方面，明朝繼續進行了探索。明朝鄉試的錄取名額最初沒有人數限額，據《明史·選舉志二》，朱元璋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頒布詔令，要求“不拘額數，從實充貢”。至朱高熾(仁宗)執政的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始出現名額限制。

　　明朝鄉試的錄取率能達到多少?據永樂十六年楊榮《進士題名記》：“拔其尤者貢于禮部，蓋什之一。”按此說法，明朝鄉試的錄取率大約是10%，但這一錄取率并不固定。景泰七年給事中張寧上疏稱：“今順天就試者一千八百余名，而中式者僅一百三十五名”，錄取率為7.5%。

　　會試起初錄取同樣無人數限額，或多或多，由皇帝根據考生人數定奪。嘉靖五年以后，歷科進士的錄取名額，一般在300人左右，平均錄取率應該低于10%。不同年份的錄取率波動較大，如洪武四年參加會試200人，錄取120人，錄取率為60%;洪武二十四年參加會試660人，錄取31人，錄取率僅為4.7%。

　　明朝在錄取政策上的一大變化和進步之處是，考慮到中國南北教育水平的實際差距，制定了“南北卷制度”。

　　此制度的出臺與明初發生“春夏榜案”不無關系，其初衷是實行地區上的錄取平衡，以照顧教育落后地區考生。所以，在大學士楊士奇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甫一提出按南北兩大片區錄取進士的辦法后，很快為朝廷所采納。

　　南北卷制度對錄取名額作出具體規定，錄取比例為：南卷60%，北卷40%。到宣德年間，又分出“中卷”，全國設三大錄取片區。

　　清代官民官商分卷錄取

　　康熙皇帝批示：“考試事甚為要緊”“以人數多寡各分定額數取中”

　　雖然明朝科舉考試分片錄取使地區錄取人數達到平衡，但如果具體到每一地區內的具體府縣，則又完全失衡。

　　在明朝總計89次會試、殿試中，共錄取進士近25000人，在1400多個府(州、縣)中，有1200多個出過進士，平均每一府(州、縣)17人還多。但依《中國教育制度通史》上的統計，其中有906府(州、縣)的中榜人數都在平均數以下。以北京及北直隸地區來說，房山、慶云僅各出1名進士，而宛平出56人，任丘最多，達62人。南京及南直隸地區，安慶、桃園(泗陽)分別為1人、2人，而蘇(長洲)、錫(無錫)、滬(華亭)分別出189人、228人、253人。

　　為此，清朝進行了一系列考試與錄取制度的改革，針對明朝錄取上出現的問題，把考生所在地區與家庭出身結合起來，統籌分配錄取名額，分省區、分階層錄取，細劃錄取工作。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朝廷決定按省的大小、人口多少來分配錄取人數，即《欽定科場條例·鄉會試中額·會試中額》所謂“按省酌定取中額數。”錄取名額根據參加考試人數情況，由皇帝臨時確定。

　　更受底層考生擁護的是，清朝還推行官民分開、商民分卷的錄取辦法，“憐恤寒畯”，以防止“官二代”、“富二代”擠占普通考生的名額，這不僅比宋朝的“別試”公平、透明多了，而且操作性亦強。

　　據《欽定科場條例·設立官卷限制》，康熙皇帝曾作批示：“考試事甚為緊要。邇來數次考試，取中者大臣官員子弟居多，貧寒之士以中者少。嗣后科舉，將現在大臣官員子弟另編字號，另入考試，以人數多寡各分定額數取中。”

　　直隸各省鄉試在京三品以上及大小京堂、翰詹科道、吏禮二部司官，在外督撫提鎮及藩臬等官的子弟，都屬于“官二代”。官民分卷錄取后，起初“官二代”被錄人數還是偏多，于是康熙皇帝又下令，定出具體錄取名額，“官二代”的錄取率在4%至5%之間，即“每二十卷取一卷”上下。

　　可以說，在古代科舉考試中，清朝的錄取基本上讓各個階層學子都有入仕的機會，相對來說最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