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看中國人劣根性：向全世界進貢還自鳴得意

　　利瑪竇

　　2010年是利瑪竇逝世400周年，中華書局適時推出了《利瑪竇中國札記》的精裝本。1615年，繼《馬可·波羅游記》以后，由金尼閣整理的該書一經出版，再次轟動歐洲，讓西方重窺天朝大國的一抹斜陽。

　　學界多從東西文化交流的視角，強調利瑪竇對歐洲文明東漸與中華文明西傳的獨特貢獻，這固然沒錯。這位“明代白求恩”，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書中有許多贊美中國人聰明偉大之類的話，這是國人喜聞樂見的。他也批評中國的陋病，盡管總是“小心翼翼用諒解的詞句提出自己的論證”，但我們還是能從這位“世界公民”的中國札記里，讀出他者之眼對中國人劣根性的犀利觀察。

　　一踏上中國的土地，利瑪竇就強烈感受到中國人根深蒂固的中國中心論，“他們把自己的國家夸耀成整個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正如他所指出：“中國人聲稱并且相信，中國的國土包羅整個的世界”。顧及素來秉持天圓地方說的中國人“深信他們的國家就在它的中央，他們不喜歡我們把中國推到東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在獻給明代皇帝的世界地圖中，利瑪竇特意把中國置于世界中央，照顧了一下中國中心論的虛榮心。

　　在利瑪竇看來，正是這種中國中心論，導致中國人“對海外世界的全無了解卻如此徹底，以致中國人認為整個世界都包括在他們的國家之內”，而對絕大多數外國，“完全沒有察覺這些國家的存在”。據他的觀察，“與他們國家(指明帝國)相鄰接的少數幾個王國，———在他們知道有歐洲存在之前就僅知道這幾個國家———在他們的估計中幾乎是不值一顧的”，這些不值一顧的鄰國，包括朝鮮、日本、安南、占城等。

　　據利瑪竇的冷眼旁觀，外國朝貢體制純粹是中國中心論妄自尊大、凸顯中心的外在政治形式需要。他發現，在向明朝納貢的國家中，“來到這個國家交納貢品時，從中國拿走的錢也要比他們所進貢的多得多，所以中國當局對于納貢與否已全不在意了”。他進而一針見血道：“所謂進貢倒是有名無實的”，“中國人接納來自其他很多國家的這類使節，如交趾支那、暹羅、琉球、高麗以及一些韃靼首領，他們給國庫增加沉重的負擔。中國人知道整個事情是一場騙局，但他們不在乎欺騙。倒不如說，他們恭維他們皇帝的辦法就是讓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國朝貢，而事實上則是中國確實在向其他國家朝貢。”

　　如果說朝貢體制從制度層面支撐了中國中心論，那么中華文化優越論則從精神層面滿足了中國中心論。利瑪竇說：“總的說來中國人，尤其是有知識的階層，直到當時對外國人始終懷有一種錯誤的看法，把外國人都歸入一類并且都稱之為蠻夷。”他說得一點不錯，中國人“偶而在他們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國人的地方，他們也會把他們當作好像不容置疑地和森林與原野里的野獸差不多。甚至他們表示外國人這個詞的書面語匯也和用于野獸的.一樣，他們難得給外國人一個比他們加之于野獸的更尊貴的名稱。”中國歷代正史的《蠻夷傳》與《外國傳》，可以為利瑪竇的觀察提供充足的證據。

　　在利瑪竇看來，這種超過閾度的中華文化優越感，使得當時中國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國人認為所有各國中只有中國值得稱羨。就國家的偉大，政治制度和學術名氣而論，他們不僅把所有別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蠻人，而且是看成沒有理性的動物。他們看來，世上沒有其他地方的國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他批評中國人，“他們的驕傲是出于他們不知道有更好的東西以及他們發現自己遠遠優勝于他們四周的野蠻國家這一事實。”據利瑪竇的實地考察，當時中國人“為了表示他們對歐洲人的蔑視，當葡萄牙人初到來時，就被叫做番鬼，這個名字在廣東人中仍在通用。”盡管過了4個世紀，“番鬼”這詞至今仍在廣東話中流行。

　　與中華文化優越感如影相隨的，就是當時中國人對外部世界抱有盲目的疑懼與反感，以致“從不與他們國境之外的國家有過密切的接觸。”正如《中國札記》所說，“中國人害怕并且不信任一切外國人。他們的猜疑似乎是固有的，他們的反感越來越強，在嚴禁與外人任何交往若干世紀之后，已經成為了一種習慣。”利瑪竇認為，中國人“不是出自任何個人考慮才起來反對外國人的，他們聲稱他們的動機是基于保全國家的完整，維護他們祖先的法制。”明朝這種誓死捍衛“祖先法制”的做法，不啻是當今某些鼓吹者的異代知音。

　　利瑪竇發現，正是出于這種超閾度的文化優越感，“中國人是那樣地固執己見，以致他們不能相信會有那么一天他們要向外國人學習他們本國書本上所未曾記載的任何東西。”在他看來，這種對外來文明的頑固拒斥，使得“他們甚至不屑從外國人的書里學習任何東西，因為他們相信只有他們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學與知識”。

　　利瑪竇來華的年代，正是西方文明迅速反超中華文明的關鍵時期。由于拒絕外來文明中的先進因素，以推動中華文明的與時俱進，中國在世界之林中的地位自此以后日漸低落，利瑪竇也成為中華帝國文明夕照的最后目擊者之一。他在華長達28年，以外人的眼光看中國的癥結，往往切中要害。這里列舉的，只是他對明朝人中國中心論與中華文化優越感的細微觀察，已讓400年后的國人有入木三分的感慨。

　　《中國札記》英譯本序言指出：“古老的文明可能走到一定的盡頭，但是無論在中國建立什么樣的政體，或者強加給它什么樣的政體，這個民族的基本特征是不會改變的。”這一論斷，褒貶俱有。從貶的角度說，卻讓人如芒在背。難道在超閾度的中國中心論與中華文化優越感上，利瑪竇所擿發的痼疾仍會舊病復發嗎?但愿國人不要讓這段話不幸而言中!